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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背景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陈光中

■林徽因亲手绘制的北总布胡同3号平面图(梁从诫提供)

■现北总布胡同26号院内的房子是由原先的过厅改建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的复原图

■现北总布胡同24号院内遗存的老房子
  历史文化背景

  今年4月20日,是梁思成105周年诞辰;而4月1日,则是林徽因逝世51周年的忌日。以此文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在这里,我们向梁从诫与方晶夫妇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热情的帮助。

  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的文化人圈子里有一个颇具影响的沙龙,人称“太太的客厅”,那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家。

  ■“太太的客厅”的由来

  1933年,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冰心发表了一篇小说,名为《我们太太的客厅》。她是这样开头的: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从这段暗含调侃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冰心对“太太的客厅”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曾经有人评论说,她是以这篇文章嘲讽了“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和浮靡”。

  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冰心所说的这位“太太”,是实有其人的。她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然而,林徽因真的是一个整日沉湎于说东道西的庸俗家庭主妇、一个多愁善感无病呻吟林黛玉式的旧时闺秀、一个以咖啡浓茶和不着边际的空谈打发无聊时光的洋派“太太”吗?

  其他人显然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作家萧乾曾经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可见小说毕竟是小说,当不得真。现实生活中的林徽因,是一位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

  ■第一次见面,便使梁思成选定终生的职业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梁思成最不可能从事的事业就是搞建筑。他生下来腿部便有疾患,虽经矫正治疗后基本恢复正常,双脚始终还有些内斜;二十多岁的时候,又遭遇了一次意外的车祸,落下残疾,以致终生跛足。搞建筑需要经常进行野外考察、实地测量,这样的身体如何能够适应呢!

  另外,梁思成的爱好十分广泛,他不仅喜欢各种体育项目,还酷爱音乐,在美术上也颇有天赋。实际上,梁思成原本是打算学美术的。但是,这时在他的生活中突然闯进了一位美丽的女性,竟对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使他最终选择了建筑。她就是林徽因。

  林徽因生于1904年6月10日,也是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两个叔叔是广州黄花岗烈士;父亲林长民则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梁启超与林长民是多年至交,因此他们“包办”了两个孩子的婚姻。   1921年,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到北京读书,梁思成与她初次见面。他曾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林徽因天性活泼、喜好文学、才华横溢,第一次见面,便使得梁思成怦然心动,从而做出了决定一生的选择。

  1924年7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奔赴美国学习;4年后完成学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婚礼。去欧洲考察半年后回国,经梁启超安排,到少帅张学良亲自担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工作。他们并不知道,梁启超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故,与前些年逝世的李夫人合葬于西山脚下。那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榫状墓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居然是父亲的墓碑!

  当年8月,林徽因生下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他们为女儿起名为“再冰”。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父亲给他寄过一本新刊行的古籍《营造法式》,引起他很大的兴趣,那本书是朱启钤1917年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朱启钤是一位狂热的建筑学爱好者,就是因为有了这本“宝书”,他自筹资金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并积极邀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由此,他们回到北京,租下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一个四合院,在那里住了7年时间。

  ■梁从诫亲自引领寻找老宅

  几年前,为了寻找这“北总布胡同3号”,我前后去了6次。但由于门牌更动等原因,始终一无所获。关于那段经过,我把它记述在我的《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一书的第五册里。没想到的是,在书出版后不久,我突然接到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先生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老宅居然还在,他愿意亲自带我前去。

  那院子当初之所以未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隐藏在一个饭馆旁边小夹道的后面。南边的一排房子显然是年头已久的老屋,从靠西的一个大门进去,则是一座几乎占了整个院子的新居民楼,梁从诫不由得说了一句:“真是丑陋无比!”

  那楼房建于20世纪80年代,原先院中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它完全彻底地破坏了整个院子的格局,难怪梁从诫要不断地摇头叹息。

  大门一侧有棵老树。梁从诫抚摸着沟纹纵横的树干,说:“这棵树我记得最清楚了。当然,那时候它还小……”

  他称那树为“马樱花树”,也有人叫它“芙蓉树”。春天,它会开出十分茂密如粉色浮云般的扇状小花。据说,它总是夜里开花。梁从诫说:“那花真是香极了香极了!”

  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在她写的文章中曾经介绍,梁家住的是一个“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樱花树和丁香树”。如今那马樱花树虽然还在,而正房、廊子和垂花门却已经不见踪影了。

  有一个情况使我疑惑:北总布胡同不算短,这“3号”的位置为什么远离路口,居然会跑到胡同中间来了。

  经再三查询终于得知原因:20世纪30年代,这北总布胡同的门牌与京城里一般的排号习惯相反,是自南向北排列的,排到胡同最北头,再转到西侧,继续向南排。原先的1、2号都是大户人家,每家都有百余间房屋,因此那3号自然就排到接近胡同中段的位置了。如今的24号与26号院,就是当年北总布胡同3号的残余部分,那正是梁从诫度过童年的地方。

  ■林徽因手绘的平面图

  后来,梁从诫给我看过一份复印件,是林徽因1936年写给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面有一幅手绘的旧居平面图。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建筑师的缜密、家庭主妇的细腻、作家的幽默与风趣……都通过这张小小的信纸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我面对那满纸娟秀流利的英文无异于文盲,只能由梁从诫一字一句地翻译给我听。

  图上所画,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前院是孩子和亲戚及用人的住房,通过过厅进入正院,左面是东厢房,那是餐厅了。紧挨着餐厅的小房间,是梁从诫三舅林恒住的地方。在抗日战争中,作为飞行员的林恒不幸阵亡。当然,这是后话了。

  正院右面的西厢房,是梁从诫的外婆──也就是林徽因母亲的房间。旁边那个小房间,则住着一位照顾老人的护士。

  院子的西北角,是一间客房;它相邻的一小间西耳房,是梁思成的工作室。与它相对应的东耳房,则是惟一属于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她注明:这里既是浴室、厕所,还兼作客厅、书房等等。至于最左边一个画着斜线的长条屋子,是堆着各种盒子和箱子的储藏室。

  当时,由于梁思成夫妇的生活环境已经基本稳定,投奔他们的亲戚很多,因此尽管宅子不小,却十分拥挤。林徽因在信中诙谐地说: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当然,17张床中不能没有梁思成夫妇的。他们的卧室就在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右边,处于重重床铺围困之中的“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

  ■“太太的客厅”:一个颇有名气的文化沙龙

  说到这里,该介绍正房里卧室旁边那间最大的屋子了。这就是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林徽因才华出众、热情好客,她家里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沙龙,许多学者、名人都是常客,这里还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在那些客人中,有一位金岳霖先生比较特殊。这位金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出众,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曾经有许多“洋姑娘”追求他,有一位甚至一直追随来到中国,但是他却一见钟情地爱上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住在北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他家后院。有一次梁思成考察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自己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了他和老金两个人,不知该如何是好,居然让梁思成帮他拿主意。

  梁思成十分痛苦,想了一夜,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自己的确在各方面都不如老金。第二天,他对林徽因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他祝愿他们幸福。当时他俩都哭了。不料过了几天,林徽因告诉梁思成,老金在得知情况后对她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老金真是坦荡君子,说到做到,他们三个也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老金几乎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无论在北京还是去内地,始终相依相伴。林徽因去世后第二年的一天,老金突然请朋友们到北京饭店吃饭,他郑重说道:“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大家都十分感动。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终生不泯,至死未婚。

  晚年他与梁思成及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从诫和夫人称其为“金爸”。这可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国难当头,毅然出走

  对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说,在北总布胡同居住的这7年很有一些特殊的意义。1932年8月4日,儿子出生。为了表达对《营造法式》修撰者李诫的仰慕之情,他们为儿子取名“从诫”。而他们许多重要调查和研究成果,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据统计,在那几年里,梁思成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事们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对其中的206座进行了详细测绘,完成图稿1898张,可谓业绩斐然!   这些调查工作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天气、泥泞的道路、早出晚归的辛苦,还要承担遭遇土匪抢劫、感染霍乱等传染病的危险。在回到北平家中后,则忙于整理资料、绘制图样、研究调查结果、撰写总结文章。难怪林徽因在她画的平面图中,着意标出了梁思成那张很大的绘图桌,梁思成诸多著作中那些精美异常的建筑图样,有很多都是出自位于西耳房中的绘图桌上。

  1937年,当梁思成夫妇在外地考察的时候,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他们赶紧回到北平,看到宋哲元部队的士兵就在他们家门口挖了战壕。但是,后来中国守军居然悄悄撤走了!7月28日,北平被日寇占领,几天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带着全家悄悄离开了北平。

  抗日战争期间,他们辗转于云南、四川,林徽因肺病复发,竟致卧床4年。在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一些东西陆续送进当铺,以换取必要的食物。梁思成在昏暗的油灯下,编纂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当时,一些美国朋友曾来信劝他们到国外去工作或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支持他的选择。

  应当说,北总布胡同3号的确是一所很舒适的大宅子,这“太太的客厅”也有过高朋满座、名人汇聚的热闹时光,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它都有无数让人喜欢与留恋的地方。但是一旦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梁思成与林徽因却能毫不犹豫地做出决断,毅然抛弃家产,与民众共赴国难。这种精神,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敬佩和赞叹!

  ■梁氏三代的执著追求

  梁从诫曾经说过,母亲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点。第一,要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忠于自己的本色,不要装腔作势;第二,以自己的言行告诉他应当永远保持对民族、对国家的热忱和忠诚;第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尽管梁从诫从幼年开始便随父母颠沛流离,但并未荒废学业。高中毕业后,他理所当然地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不料仅以两分之差而未被录取,最后改投北大历史系。当时他的父亲梁思成正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如果用现在许多人的眼光去看,自己的儿子仅仅差了两分却不能设法录取,实在是个笑话。但梁思成那一代人认为,如果不择手段地“走后门”才是真正可耻的!50年后梁从诫谈到此事,也同样充满了自豪。

  梁从诫走出大学校门后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后来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事业,成了一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这些年来,他东奔西走,为促进中国环保工作的发展而竭力呼喊。由于他在环境及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曾先后获得“亚洲环境奖”、“地球奖”等等荣誉,并被评为“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有影响的二十五位民间人士”之一。

  环保工作似乎注定是一个极难取得成效的事业。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环保工作者往往是“悲观的预言家”。所以,他们往往被看作不识时务的傻子或疯子。

  然而,在不断遭遇挫折的境况中,他们仍能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执著让我感动。

  “执著”,似乎是梁家的传统。整个二十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三代人各自所投身的事业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似乎注定都不能成功———起码暂时看不到成功。这不能不叫人为之长叹。   我说: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梁家三代人的独特经历,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悲壮”。

  我觉得,这种悲壮的执著,也许正是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立世之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

  听到我的这些议论,梁从诫只是笑笑。

  本期“悠客”出场:作家陈光中

  生于大连,后随父母迁京,到过陕北插队。当过养路工,上过大学,作过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写过一本《计算机维护七日通》,似乎注定是块搞技术的料,却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了文字编辑。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8册,还有刚出版的长篇传记《侯仁之》。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漂泊十数年,最终回到北京。虽然此前只在这座城市呆过短短三年,却已认同为故乡。常在傍晚下班后伫立街头,看着那马路上闪烁着各色灯光似航船般往来穿梭的车辆,眼中总有热泪涌出。那种回家的感觉,无法言传。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一辆破车,走街串巷钻胡同,想把这京城看个遍。最伤心的是这些年拆得太狠,老城风韵多有不存。于是赶紧写: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以示今人、以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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