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我的旧居“幼字院”

    不久前的一天，我突发奇想：去北蜂窝看看我的旧居吧，那个四合院式的大杂院还在吗？一晃离开那儿快40年了。

　　到了北蜂窝路，我左右环顾———那片小树林呢？那片田地呢？路边的大杨树呢？我在记忆中搜寻着它们的旧貌，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见了它们的踪影。还有当年的粮店、合作社，也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居民楼、写字楼及宾馆、餐馆、杂货店等。凭着感觉，凭着对当年地貌的记忆，我努力寻找着。

　　霍然间，我看到一堵灰色的院墙，虽然它被一家门脸店铺遮掩着，但门口上方不起眼的“幼字院”三个红漆小字，却没逃过我的眼睛。没想到，在北京一天一个样的大变中，我的旧居“幼字院”居然依在！之所以称“幼字院”，是因为这个院落与幼儿园相邻。

　　我悄然踏进院门。但迎面目睹的却不是院落的空间，而是密密麻麻自行搭建的屋棚！整个院落中间如同密不透风的堡垒连堡垒，其四周与家家户户门前就是一条“羊肠”通道。

　　这本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大杂院。1956年秋季，我和两个妹妹及姥姥随母亲从老家迁到北京，在父亲的安置下，就生活在这座大杂院里，读小学，上中学，一直到我参加人民解放军。

　　回想当年的院落，给我的感觉怎么比现在大得多？院中间靠西南侧，是自来水管———全院17户人家的饮水之源。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缸，一只小水桶，几乎每天都往缸里接水。到了冬天，因为冰冻，每次打开水管之前都必须用开水浇灌，所以每天定时开一次。瞧吧，每到水管浇开之后忙着接水的人们就是一景，水桶一个挨一个拐着弯儿摆成长蛇阵，接满一桶回去倒进缸里，赶紧返回再排队，如此往返十来趟。自然，我家接水的任务“历史的”落到我头上，因为爸爸忙着上班，妈妈要操持家务，妹妹弟弟都还小。大杂院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棵香椿树，长得很高。每到春天，香椿树一发芽，我就爬上去够香椿，然后分成17堆儿，17户人家一家一份。为此，院里的大妈大婶，大叔大爷的都经常夸我。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门前还有一小块自留地，一到春天、夏天和秋天，满院蔬菜点缀，鲜花飘香，尤其是高高的向日葵，从开花到结果，伴着我们的盼望、焦虑和等待，带给我们收获的趣味和欢乐。我家门口那块“自留地”自然也是我“承包”了。一到春天，我就拿着爸爸买的小铁锹开始翻土，平整土地，然后在妈妈的帮助下播种。一般是中间种菜，青菜呀，豆角呀，青蒜呀等等，四周则种向日葵。每每播下种子，就天天看，日日盼。直到有一天，种子发芽，并将土层顶开一道裂缝，欲出未出的时候，我就开始期待着。那种心情，现在的孩子到哪里去体会？开始，我为了让小苗长得快点，就用手将土扒开，结果适得其反，往往夭折了小苗苗。妈妈就给我讲“拔苗助长”的道理，并告诉我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松土，什么时候施肥等，这应当是妈妈给我上的有关农业教育的启蒙课吧。以后，我简直就把家门口那块地当成了试验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平添了不少乐趣。

　　受同学的影响，我还在这个大杂院里养过几年蚕。记得1959年开春时节，一位要好的同学拿给我两张纸，我还纳闷：干吗？同学说，你没看到上面有很多小黑点吗？过些天它们就变成蚕了。“真的？”我半信半疑，充满了好奇。回家之后，我找了一个纸盒，就将带着小黑点的纸放到里面。开始，我天天看，也没看到什么变化。过了三天，我就懒得看了。后来我收拾东西，刚要把这个纸盒扔掉，顺便一看———嚯，那两张纸上居然爬满了蚂蚁似的小虫子。接下来我就急着给蚕宝宝找桑叶了。经常冒着完不成作业挨爸爸打的后果寻找桑树，跑遍了附近的机关大院、校园、果园及周围的郊野……可以说，当初那种少年的执着一直影响着我人生性格的发展，至今我只要做我愿意干的事，就能执着到底。蚕宝宝由小到大，由绿体变白体，最后要吐丝了。刚开始，一根、二根、三根，吐的丝又细又亮又长。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椭圆形、又白又亮的蚕茧，而蚕宝宝就在蚕茧里面，再也不出来了，我看着白白的蚕子，才真正领会了老师讲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当然，我好玩淘气的事也没少干———每到春天，榆树上结满了榆钱儿，淡绿的，嫩嫩的，捋一把吃到嘴里，好香嫩！1960年左右，正值三年灾害时期，家家都吃不饱饭，榆钱儿可派上用场了，生吃，或用棒子面裹了蒸食（北京人叫粑啦儿），可谓“美味佳肴”。那时我瘦瘦的，特别灵活，跳得高，跑得快，很高很高的树，瞬间就能爬上去，而且毫无惧色。有一次，我爬到一棵老榆树顶尖的树杈上，去够那最新鲜的榆钱儿，没想到树杈还嫩，咔吧一声，小树杈断了！我也掉下去了———不过没掉到地上，而是掉到下面一根树杈上。那个时候胆子真是大得出奇，不知道什么叫怕。这自然锻炼了我，但也因此惹了许多麻烦。

　　一到夏天，酷热。树上的蝉（也叫“知了”或“唧鸟”）你方唱罢我登场，叫声此起彼伏、铺天盖地，好烦人！趁着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和同伴相约，拿着长竹竿，竿头上裹好胶，就跑到树林中去粘蝉。那叫好玩儿！循声找到蝉后，瞅准，握好长竹竿，悄悄地挪动，将近十几厘米的时候，猛地杵向蝉的翅膀！粘住了，蝉就扑棱着乱叫；粘不住，蝉就吱的一声长鸣飞逃了。那种运作过程，揪人心魄，刺激！远比现在的孩子玩游戏机过瘾。

　　秋风送爽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新“游戏”：逮蛐蛐儿（又叫蟋蟀），逗蛐蛐儿。什么叫“老米”？什么叫“棺材板”？什么叫“油葫芦”？蛐蛐儿的雄雌性别如何区分？现在的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听都听懵了。我们那会儿可分得太清楚了！蛐蛐儿的尾部是区分性别的主要标志，雄性蛐蛐儿都是二尾（发“以”音）儿，能叫能斗；雌性蛐蛐儿则有三尾，不叫也不斗。“老米”呢？只叫不能咬。蛐蛐儿的习性是昼伏夜出，所以我们逮蛐蛐儿大都在晚上，卷好纸筒，封好一端装在兜里，带着手电筒就跑到有砖石瓦砾的地方，闻声寻找。逮住一只就赶紧装到纸筒里，封好另一端。有一次，我捉住一只大蛐蛐儿，回家倒在罐中，盖好盖子，晚上睡觉就听它“嘟嘟”的鸣声钢脆！心里可惬意了。次日，天刚蒙蒙亮，我就揉揉眼睛起来了，把蛐蛐儿罐捧到院里，拔一根星星草，一劈两半到中间，然后向上一捋，草茎一端呈须毛状，悄悄伸到罐中，轻探蛐蛐儿额上的长须，顿时它钳牙大张，振翅高叫！下午放学后，我兴冲冲地约同伴们斗蛐蛐儿，结果一个个的都败下阵去……

　　还有许许多多往事，都是我居住在这个大杂院的时候发生的，如三年灾害时期带着妹妹弟弟们到郊外挖野菜；学雷锋助人为乐、骑着平板车挨家挨户送冬储大白菜；用弹弓打麻雀、用石头砍核桃、捡废旧钢铁卖钱；一到每月的下旬排队领粮票、买粮食等。其中最让父母着急的一件事莫过于国庆十周年那天，我没告诉父母，就背着年仅两岁的弟弟、领着五岁和七岁多的妹妹离家出走，到军事博物馆那儿看游行队伍去，最后居然走到天安门广场……那时我才十岁呀！1968年2月，我应征入伍，才离开了这个见证我一天天长大的大杂院，离开了这个我视为“百草乐园”的终生难忘的旧居。脑际上闪过一幕幕往事之后，我蹑手蹑脚地顺“羊肠”通道而行。面对眼前的“旧居”，我极力搜寻着记忆中的“旧貌”，然而徒劳。虽然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但是房子的原样却看不到了，因为每户门前又都自行接出了一间房子，完完全全地挡住了原来的门脸，加上院中的“堡垒连堡垒”，还能看到什么呢？

　　离院门较近的一家应该是段叔家吧？我正在犹豫，一位老人开门出来———是段叔，没错。尽管近40年没见，我还是依稀认出了他。当时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他们夫妇俩算是这个院里的年轻人，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办事干脆利索。因为是双职工，所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比当时我们家要强百倍。

　　“段叔，您还认识我吗？”

　　“……小———纪！”也就是三五秒钟的时间，段叔手指着我，惊喜得脱口而出。他高兴地把我们让进屋。刚坐下来，段叔突然想起我的名字：“纪从周！”

　　“段叔，您好记性！”我从少年到成人，如今已年过半百，说话就奔花甲了，段叔不但认出了我，而且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

　　“您今年……”

　　“71了！”我刚想问问段叔的年龄，没想到他接得还挺快。虽然他背有些驼，头发有些白，精气神儿不如以前，但思维却很清楚。他还惦记着我的父母，得知他们都去世了，不禁慨叹：“好人啊！”

　　说起这个院的变化，段叔说，当年的老人都故去了，大部分街坊也都搬迁了，讲到这个院里和我年龄相当的“孩子”，段叔说，谁谁进步很快当大官了，谁谁做学问出名了，谁谁嫁给一个外国人可有钱了……说着，段叔带我到另一家老街坊铁泉哥家去。当一位老汉站在我面前只是摇头时，我赶紧说：“铁泉哥，你不认识我了？我们是老街坊了！”我一指隔壁的门，“我们家原来不就在这儿住吗？”

　　“啊，你是……老纪家的孩子？”他边说边把我们让进屋里。

　　将近40年了，和段叔家一样，铁泉哥他们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两间房，还不到30平方米。想当初我家也是这样两间房，七口人是怎么住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居住环境？我记得是爸爸妈妈和弟弟住在里屋，我和三个妹妹住在外屋———我单睡一张小床，三个妹妹挤一张大床，姥姥来了再临时搭床。虽然那时生活非常困难，但爸爸妈妈合理安排，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让自己的孩子们从小就体面地站在同学当中，给了我们兄妹自信和自尊。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一方面，是为我们曾经的艰苦生活感慨，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没有起来，生活困难，住房紧张。另一方面我在想，如今北京发生了巨变，新的住宅小区星罗棋布，“幼字院”的居住环境却还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走出“幼字院”，段叔和铁泉哥都出来送行，并让我常来看看。等我上了车，他们还站在门口招手。从他们那殷殷的双眸中，我分明读出了一种情结。那是近40年的一种“邻居情”，是跨越世纪的一种“历史情”，是对我父母怀念的一种“寄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