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纽约时报》用李鸿章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 1896年李鸿章在国外的留影 1896年,纽约世界报刊登的李鸿章到访的情景 甲午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清政府的无能和积弱,使得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扑来,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李鸿章出使俄国,就是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俄国点名李鸿章成为专使 1895年六七月间,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派员赴中国东北勘测铁路路线。11月,沙皇财政大臣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的主张,企图以所谓中俄合办、“无碍主国事权”为幌子,诱骗清政府上钩。 不久,俄国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总理衙门商办“公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驻华公使用以贿赂“清帝亲信近臣”。但后来俄国考虑到在北京不利于秘密谈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便选定彼得堡作为谈判地点。 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清政府拟派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闻讯提出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李鸿章)耳。”于是清廷于2月10日改派李鸿章为专使。 舆论主导上下均“联俄制日” 清廷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不只是屈从于俄国之请,而且是基于“联俄制日”的考虑。经过甲午战争,日、中两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崛起,一个沉沦,日本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日本不同,俄国却干涉还辽于前,承借巨款于后,似乎对中国相对“友好”。 清廷上下被表面现象迷惑,纷纷以“联俄制日”为言。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俄国同日本存在利害冲突,中国应因势利导,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与俄国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他建议与俄国“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翁同龢也视联俄结援为必然。 1896年2月16日翁同龢走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事。面对国内出现的“仇日、联俄”气氛,最早倡议“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出使俄国,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旅途漫长彼得堡乐不思蜀 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故作姿态,竭力恳辞。清廷不准,降旨慰勉。李鸿章上疏谢恩,表示要“勉竭愚诚”,完成使俄重任。 1896年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月3日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他前往访问,以便渔利。但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 3月28日,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45人,乘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 沙皇对李鸿章来访作了精心安排,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到塞得港迎候,陪同李鸿章一行于4月27日抵达敖德萨。俄皇令外交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递国书接见。”沙皇让李鸿章先赴彼得堡而不前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前进行谈判。 4月30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维特同李鸿章谈判。有人告诫维特:“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维特伯爵的回忆》)。” 从5月3日开始,李鸿章同俄国谈判节节退让。5月18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6月3日李鸿章与俄方人员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当天,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坐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 罗拔诺夫猛击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一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就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又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作了改正。餐后摆在桌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 李鸿章中了俄国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 水烟伺候观礼台“传经送宝” 李鸿章抵达彼得堡后,先到财政部大厦拜会维特。他们坐在客厅里,维特问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丝,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点烟、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都由旁边的中国人来做。 在庆祝沙皇加冕的典礼上,由于组织不力,造成混乱,挤死压伤两千人左右。李鸿章作为贵宾应邀登上观礼台,他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作了肯定回答。李鸿章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李鸿章停顿了一会儿,以“传经送宝”的口吻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皇帝苦恼?”维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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