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在农村老家上小学，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由及意义不是很清楚。光知道“五·一”是城里工人老大哥的节日，起先是美国芝加哥工人通过罢工和游行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没有什么工作制，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春种秋收，忙忙碌碌，一年除了春节和传统庙会，有十几天能彻底闲下来，做吃弄喝，访亲串友，看戏找乐，平日就是里外操劳，没有其他节日的概念，更没有放假一说。
那时，农村学校“五·一”节不放假，一般是上半天课，搞半天活动。村里有关宣传的事，多由学校师生承担。像贴标语，写黑板报，老师带着一帮孩子手提浆糊桶，手捧粉笔盒，在村里满街跑，很是神气。最有意思的是晚上的“小广播”。那时村里没有电，也没有麦克风、扩音喇叭之类的广播设备，所谓广播，就是靠人喊。村子依山而建，从东到西，足足有三里多路。我们这些被挑选上的“广播员”，依次站在较高的屋顶，按照老师事先拟好的词儿，由东而西，一句一句往下传喊，宣传“劳动光荣”或国家有关政策上的内容。喊声划破寂静山村的夜空，“劳动节”也就过去了。有时，老师也发动学生利用“五·一”节去捡羊粪，无偿交给生产队，算是“义务劳动”，或到山上捡柴火，送给军烈属，算是“节日礼物”。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北京上中学，才真正体味到“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况。那时候“五·一”是国家法定的大节日，白天天安门前有盛大的群众庆祝游行，晚上天安门广场有盛大的焰火联欢晚会。各单位都放假，根据分配的任务，或参加游行，或参加晚会，或两者都参加。参加游行的，天不亮就开始待命；参加晚会的，天不黑就要集合。大、中学生是游行或晚会的主力，我们往往是节前几天就开始练走步，或学跳集体舞。活动对衣装要求相当严格，男生穿的灰、蓝学生制服要洗干净，熨平整，女生则要尽量穿花哨些，最好是红毛衣、长花裙。因为出发早，都得带干粮，条件好的买个义利面包，条件差的就在头天晚上让家长烙一两张糖饼，再设法借个军用水壶，装上白开水。晚会会场周边有卖北冰洋汽水的，一毛多钱一瓶，但多数同学舍不得买。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五·一”前后的几天里，同学们都会沉浸在一种极度亢奋之中。
再以后，参加工作了，天安门前庆祝“五·一”的大型集会好像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系统各单位举办的“红五月歌咏活动”。《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顿时响彻神州大地。不会唱歌的或无机会参加歌咏活动的，便利用节日带着孩子逛公园、看电影，开始走向休闲。现在的“五一”变成了长假，并赐名“黄金周”，许多人都在琢磨着吃喝团聚，旅游娱乐，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重读历史，知晓120年前美国芝加哥20万工人罢工游行力争的，不仅是八小时工作制，还有八小时受教育、八小时休息的权利。这个“三八”权利，在我国解放后就变成了现实。现在，人们在节日尽情游玩的同时，不要忘记读书或休息，使劳动节更有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