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北京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独一无二的精品，其优美的形式、深厚的历史积淀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含量。但在“文革”那种特殊年代，人们甚至将古建筑看成“破四旧”的靶子而加以摧毁，因而古城墙的拆除似乎顺理成章。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随后的年代里，北京古城这件杰作的总体风貌仍在继续消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城市建设进行科学规划是保住古城风貌的前提。无疑，政府已经制定了不少的保护措施，对那些被评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更是予以特别关照。但是，北京的保护必须立足于整体的保护，否则不要说整个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都很困难。
仅以宣武区为例就可以管窥文物保护的命运。尽管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朱彝尊故居”还是被拆了一半，若不是有关人士及时呼吁，这座古建筑恐怕已荡然无存了。另外几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没有朱彝尊故居那么幸运了，到本文发稿时，余叔言故居、尚小云故居、粤东新馆、林白水故居、高等师范附属小学这5处已被拆除，已经或即将被高高的新楼取代，而宣武区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总共才不过16处！还有几处“区级文物暂保单位”的消失也颇让人扼腕叹息，它们是：观音院和过街楼、开明戏院、甘肃会馆（寄园）和三晋会馆等。其中观音院和过街楼的拆除尤为可惜，因为这是古城内唯一的过街楼式建筑。而未被列入任何保护的名人故居等被拆的就更多了。在老城区中，宣武区的历史最为悠久，从东周至汉朝的蓟城在宣武，唐幽州城在宣武，辽南京在宣武，金中都在宣武，明清时期宣武亦是都城的一部分。所以，对宣武区的保护力度甚至应大于东城、西城和崇文区。北京未知的历史很多都隐藏在宣武，因此，对宣武任何的改造都要十分慎重。现行危房改造的模式是推倒重来，一年就回迁居民，一点考古时间都没有。这不但导致地上珍贵的建筑艺术被破坏，地下遗迹也将荡然无存，很多历史也将成为永远的谜。
目前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很多奇怪现象：二环路内的老城区楼越盖越高，十层左右、二十层左右、三十层左右的高楼比比皆是，尽管它们价格不菲，过不了多少年还是逃脱不了贫民窟的命运。而三环路外反而越盖越矮，十层以下的楼群随处可见。原总体规划的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型方案被翻过来了，老城内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十米的限制早成了一纸空文。整体呈失控状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到上海嫌钱少，到北京嫌官小”，其实在北京小“官”照样可以办“大事”，一个拆迁员就敢放话：“什么文物保护单位不保护单位的，没有什么拆不了的！”由此看来，老城区只要不下大决心全保，任何地方的突破都是可能的。老城区疏散人口也是一句空话，老城将更加不堪重负。
2002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出台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市民的保护意识日益增长。有了保护规划是否就意味着今后的保护工作万事大吉了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认为不能过于乐观：“当前北京文物工作的力度之大、投入经费和人力之多是空前的。此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定保护的三个层次顺序为：文物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我认为其顺序应该调整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因为包括平面布局、胡同在内的北京城的主要格局是宏观的，是北京城的特点，后两者应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如果保护不好，纵然单个的街区、文物保护得不错也不能真正地反映北京城的特点。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个道理”。
规划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北京古城保护和规划的和谐，是在不失去古都风貌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而不是以牺牲古都为代价追求现代化。前些年我们曾片面追求古城的“现代化”，大量的胡同、四合院被成片拆除，一片片高楼拔地而起。因为没有更高层面的保护规划，或者说规划没能落实，于是新建筑跟老建筑不和谐，新建筑和新建筑不和谐，甚至一个建筑本身都不和谐。在保护区内盖小楼，盖千篇一律的赝品四合院，只要是动工，就离不开一个“拆”字。危旧房改造是“拆”尚可理解，但对历史文化保护区还是拆就太可怕了。有学者认为，目前不少“再现古都风貌”的行为其实就是拆了真的盖假的，这种稀里糊涂的“再现”本质是破坏。
一个“拆”字背后隐藏着商业利润的无限诱惑。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居然有2000多家（有的媒体称有400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平均不到5000人就能摊上一家。如此多的公司集中在一个城市，按照市场规律，激烈的竞争本该导致房价的暴跌，然而奇怪的是，北京房价不仅居高不下，许多地段楼价还不断攀升，居全国房价之冠，可以说北京人住在世界上最贵的地方。今年北京市计划拆除危房65万平方米的消息更令人担忧。北京古城是62平方公里，即6200万平方米，这就是说今年的计划将极大影响古城风貌。
在古都风貌的保护上我们已经走了太多弯路，或许简单地责怪某一点都是不公平的。北京的城市结构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我们需要更新观念，那种把古城看成负担的观念和“与时俱进”的观点相悖。北京城的改造史上并非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事例，但在实际建设上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权力取得胜利。于是，弯路不可避免。水系的随意变更看来是莽撞了点儿，不然的话，也用不着我们今天再恢复河湖水系。拆城墙也莽撞了点，否则，我们今天也用不着恢复永定门了。历史不可能逆转，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我们今天的规划必须有政府的权威性,但这个权威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专家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建立在古都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发表于2003年第4期《美术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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