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美育的最高境界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往往提出的观点都是超前的，虽然当时不被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在政协会上，在三尺讲台，在社会一切有可能存在的舞台，他都会始终不渝地为老百姓，为国家利益，为中国文化鼓与呼。他说，这些谈不到是什么勇气，只能说明我有一种血气，只是出于一点义务感。

善是美育的最高境界
——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

    几次听过李燕先生的演讲，每次都被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听他的演讲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他长期呼吁美育，自己更是美育的实践者。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是善，而这个善不仅仅是洁身自好、孤芳自赏。面对一些不良社会现象，有人选择了沉默，他却大声疾呼，于是，我们从他参政议政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中看到善的光辉。

叶金中（以下简称叶）：李老师，您长期以来呼吁美育，特别是近些年来受到社会广泛的重视，那么，您是怎么比别人更早的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的？

李燕（以下简称李）：说起美育，我不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在中国来说，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美育的问题，他甚至提出以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讲应该把戏剧、图画及旅行等引进学校，让人们改变一些不好的嗜好，以美育陶冶人的心灵。当时提出这个看法以后，真正实践的人是很有限的，原因有两方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的人还没意识到美育的作用有多大，再一个是大环境也不允许，近代的中国灾难深重，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让国家免受外国人的欺凌，怎么样能够解脱苦难。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往往提出的观点都是超前的，虽然当时不被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当时，在它的思想影响下，我的父亲李苦禅教授最早在1930年把京剧作为国剧，引进大学的美术教育以陶冶人的情操。

    一提起美育，好多文章一来就说它来自于国外。如认为德国谁谁先谈美育------，其实这是对自己民族文化太缺乏了解。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 絜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指出了诗（《诗经》）、书（《尚书》）、乐、易（《周易》）、礼、《春秋》对人的综合素质养成的作用，可见美育是通过各个方面来陶冶人的性情的。美育对于人的精神建设，人格建设是相当重要的，但是长期被忽略。

    美育不同于德育，也不同于智育。人们认为德育有说教性，法制教育有强制性，智育更多倾向的是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更强调技术性，真正对于人的心灵深处的陶冶靠什么呢？靠美育，它是潜移默化的。在大家的呼吁之下，朱熔基总理主持工作其间，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美育和德、智、体三育并列，我觉得这在中国美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只能说明政府重视，但具体实行要比经济工作困难的多，因为经济工作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美育不能用数字表达，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可是它作为一个民族的素质建设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在各种场合，从政协的讨论会上直到大的教学讲座我都要提到美育。

叶：历史上很多大家都渴望以美育拯救人的心灵，他们认为美与善有很多必然联系，那么您认为美和善是什么关系呢？

李：关于美和善的联系，我的父辈谈的很清楚，他说我们生活里有真、美、善。他说人对人要真诚，从事艺术是创造美，也要真诚。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热爱这大好河山，那么，画出来当然就是美的。艺术是很纯粹的东西，心灵也要很纯粹，那么，美创造出来了，它不是孤芳自赏，中国历史上都强调美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大唐理论家张彦远就在他的《历代名画记》序论中开张名义地讲，美术可与六籍同功，就是与大的经典有同样的功劳，他在社会上起的作用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这就是说美术是德育和智育的辅助工具或者说是辅助方式，所以这个美它在社会上起到了陶冶情操和心灵的作用，这时它上升为善，在中国来说，善，就是至美为善，易经里有一段话，“美在其衷而发于四肢，美之至也”，美之至也就是善，这就是在中国概念里的善，我认为善是美育的最高境界。

叶：您认为美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是什么呢？

李：谈起了美和善必须和人文联系起来，这个联系清楚了之后，才能谈到人文教育。人们常谈人文和文化，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你看人文这个词有了，人文可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有了，文化就是以文明以化之。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人是由野蛮的动物进化来的，人原始时期是很野蛮的，慢慢的，文明的东西多了，野蛮的东西现在还有，就是少了，或者说，野蛮比不过文明。文明和野蛮它是相互对立的，文明让大家自愿接受教化，这才叫文化。文化的本意是善良，善良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人类之间利益的关照性，作为人来讲，由集团动物最后变成了集群的人，这就是社会性，社会的观念就是相互关照，这就叫善。假如不关照那就叫恶了，再欺负人那就叫大恶，从物质的关照到精神的关照，这就叫文明。那么从这里我们再谈到美育，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浙江大学里一些大学生本不是学艺术的，他们组织了一个黑白剧团，通过剧团演出，他们体会到，由于这一实践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人之间的默契；人之间的关照；人之间的随和；人之间的融洽及人之间怎么才能够很好的合作。
    在商业社会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就更需要互相关照，如果缺乏这种关照，物质财富上去了，可人们的精神枯萎了，它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比如说社会弱势群体，你对他缺乏关照，他开始对你有怨恨，怨恨发展到顶点那就是仇恨，仇恨久了有个别的铤而走险付诸于行动，那就是犯罪。人要互相关照，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就要引起社会的不安定，潜伏在那里。美育表面看起来是教育的问题，它是软的，但社会的综合实力是有一个软实力和一个硬实力的。邓小平同志讲过，发展是硬道理，有好多人错误的理解了，认为硬发展是道理，就只是我们看到的数字。我们要把美育和人文教育的本质搞清楚，那就是善和在善的基础上的相互关照。

叶：近年来，面对城市改造，使一些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被拆，您痛心疾首，大力呼吁保护，那么，这些凝聚祖先艺术创造的建筑，在一些人的眼里，为什么一文不值呢？

李：毛泽东讲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有三千年历史的北京，我是充满了爱，我之所以不到外国去定居，就是觉得那里没有我喜欢的灰砖的胡同，有人情味儿的四合院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间可以真诚的对话，大家之间很关照，祖先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是形成我爱国观念不可缺少的原因。我们这些年盲目的破坏性的建设，实际上是一场大悲剧。什么是悲剧，鲁迅先生讲，就是把美好的事物，当着观众的面，一点一点破坏给人们来看。我父亲教育我要敬祖爱国，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文怀沙先生给我们讲课，他说现在有人把我们的祖先骂成混账、王八蛋，那我们不都成了混账、王八蛋的子孙了吗？这是民族虚无主义。文化大革命时虚无主义达到了顶端，野蛮迫害大量创造美的人，损坏了大量的文物。现在一些人对于自己祖先的文明缺乏尊重，他们受的教育里面，没有美育，没有敬祖爱国，他没有这种素质，所以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感情。没有感情是零不要紧，这些东西还存在，接着他就产生了对立和仇恨，为什么，为了追求眼前的硬指标，就讲增长点，最快的增长点就是拆房，盖房。我们呼吁保护四个四合院，他就少了一个楼座，一座楼能赚多少钱大家都知道。所以传统教育的经验，我们不可以轻易把他废掉，我们可以赋予他新的时代涵义。如果连普通教育都没完成，人的素质下降了，犯罪率就必然上升，教育素质低，他无权则为贼，当官则为贪，贪官污吏和贼本质是一样的。

叶：面对有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一些人选择了沉默，您却大声疾呼，这是否需要勇气？

李：说勇气我可算不上，我父亲那才算勇气。抗战时，他做地下抗战，坐日本鬼子的监狱，鬼子往他大拇指里插竹签他都不招供，是从那年代过来真正的爱国者。文革期间，在造反派面前他还敢讲真话，那就是勇气。比起父辈来，我在政协会上讲几句老百姓想讲的话；保护国家利益的话；保护国家文化的话，谈不到勇气，只能说明我有一种血气。血气应该是血气方刚年轻人的表现，我六十岁了，但是我自己总觉得好象还是四十岁。我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经过文革断层，我们这一代人有这种历史义务，通过我们作为一个桥梁，把这个断层能够弥补多少就弥补多少，我们不做这样的工作，上下代之间就有很深很深的代沟，文化的代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悲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最大的荣幸是报国有门，而最大的悲哀是报国无门。既然国家和北京市邀请我当政协委员，就是信任我，信任是最宝贵的，那么，我就必须做一点事情，否则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信任。我究竟能做什么呢？在我所了解的领域里，发现那些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要大力提倡，弘扬；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事情要大声疾呼，要防患于未然。我在政协会上，不止一次的引用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里的一句话，皇帝骑着马打猎，越打越来劲，追猎物追到森林深处去，司马相如马上挡在了皇帝的前面，他说，“祸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说祸藏在最隐蔽的地方，最小的地方，但是爆发在你所忽略的时候，你知道树林里还有什么，身为万圣之尊，怎能一高兴就跑到树林里面去了。历史上多次出现忠臣对于皇上朝廷进言，他是向国家进言，把祸的苗头说出来，这才能尽到臣子的责任，我们现在是人民的臣子，我的提案是给人民政府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出以公心的，所以，我够不上勇气，我只是出于一点义务感。
                                ( 发表于《艺术教育》杂志 2004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