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舒乙先生这几年特别忙。一个是工作本身忙，新址的现代文学馆新颖大方，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个是作为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其中尤其是危旧房改造中胡同、四合院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来势之猛，在人们普遍还没认识到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时，已经永远的消失了。慧眼独具的有识之士们大声疾呼，手下留情！把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舒乙先生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保护含有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古建筑。比如胡同、四合院的改造，从外部来看我们应该保持它的色彩，结构，以至保护它的总体结构，胡同的格局等等，但是内部要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步改善，使生活跟现代化同步，城市基本设施的改造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这样既实现了现代化，又维持了这种联系，不致于隔断。
作为北京特色的胡同，四合院的消失，很多人都感到惋惜。有的人在惋惜的同时甚至认为古建筑的消失是自然规律，却忽视了古建筑的生命远远大于人的生命，它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则是人为的终止。我国现存的山西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等都是一千多岁的高龄了，而其牢固程度不亚于新建筑。全国各地几百年历史的建筑比比皆是，然而很多建筑却是在它们正当年时被人为的拆毁了。还有人认为只留下一些典型建筑即可，却忽视了中国建筑千姿百态的特性，他们认为中国建筑全一个模样。其实真的一样吗？比如我们看欧洲人和美洲人，欧洲各国人，初看看不出区别来，看久了，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差别如此之大。中国古建筑不要说宫殿和民居，南方和北方差别之大，就是同类建筑也是千差万别的。文物是越少越珍贵，历史和文化则是载体越多越清晰。这就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所在。舒乙先生们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呼吁保护其难度可想而知。有人喜欢他，有人恨他，但都认为他是爱国的。“爱国者导弹（捣蛋）”是暂时还不理解的人给他“最高”的评价。
舒乙先生认为，二十世纪进步非常大，不光是对中国进步大，对外国来讲同样进步大，这绝对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但是这个路怎么走，决定于人的思维方式，这一念之差结果却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大量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多一种思维方式。把古老的建筑，古老的地貌沿续下来。这是一种思路，这应是我们很多旧城改造的思路，就是尽量保持我们的地域特色，民族特点，传统特色，文物特色。这样才能充分显示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否则丧失这些载体，就跟别人一样了，跟别人一样的地方很多很多，因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肯定是要存在的，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几个标志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舒乙先生为此大声疾呼，在政协会上慷慨陈词。1999年5月17日，他和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夑、梁从诫几位先生上书呼吁保护该院。2000年在该院保护的关键时刻，他和几位先生再次上书呼吁保护。几十位建筑界、文物界的顶级专家出面保护。以罗哲文先生的说法，这个房子保不住的话，北京的胡同就保不住了。主拆者同样认为如果拆不了这个院，以后的房子都拆不得了。最后尽管经过诉讼，房子还是被拆掉了。虽然房子拆了，但却唤起了民众的保护意识，可谓种豆得瓜。人们开始从一家一户的呼吁保护，进入到整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新阶段。
作为政协委员，舒乙先生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作很好的建议。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与梁从诫、弥松颐、李燕三位委员就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提出十项紧急建议。这十项建议是：一，建议北京市政府尽快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二，建议市政府尽快通过《北京皇城保护规划》。三，尽快划定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四，尽快再公布一批市级及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把“准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全部升级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五，以抢速度的精神在上述几个规划通过和生效之前，在过渡期内以“政府令”的形式，及早通告，尽最大可能减少危改给北京古城保护带来的损失。六，保护区居民生活的现代化。七，开放20处北京最美丽最优秀的大四合院。八，再公布开放10处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使总数接近20处。九，利用一些优秀的旧建筑物办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十，制定城市管理法则。市委、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已于2002年向社会公布。《北京皇城保护规划》也于2003年2月举行专家论证会。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已公布。北京三年3，3亿抢救文物，带动了几十亿的投资，今后5年投资6亿将更加促进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也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发表于2003年3月15日《中国文化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