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死与生（5）

西城区察院胡同拆迁现场。王军摄

题：整体保护提出之后

    旧城内每一个四合院的留存，都是落实城市结构调整的行动

    去年1月国务院通过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之后，两院院士吴良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坦言：“我认为北京的总规修编才完成一半。”

    总体规划确定整体保护北京旧城、推动新城建设的原则，是吴良镛多年的愿望，但他担心如不能跟进有效对策，“这个城市会像整个一张‘大饼’，摊到行政范围内全是”。

    半个多世纪在老城上面盖新城，已使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在2003年仅留下不足15平方公里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区因承载过多的城市功能，交通与环境压力持续加重。

    吴良镛多次呼吁旧城内的建筑量不能继续增长，与这一思路吻合的总体规划刚获批准，却面对数量可观的成片危改项目正在或等待实施。

（小标题）成片危改解冻

    数位学者去年2月联名建议，“对过去已经批准的危改项目或其他建设项目目前尚未实施的，一律暂停实施”，“凡不宜再在旧城区内建设的项目，建议政府可采取用地连动、易地赔偿的办法解决，向新城区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两个月后，北京市政府对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

    这些项目集中在旧城之内，仍沿用“拆平建高”的高强度开发模式，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形成包围之势。

    北京旧城占1085平方公里规划市区面积的5．76%，这次总体规划修编使旧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增至33片，占旧城面积的29%。

    2004年北京市文物局的文件称，“在北京的市区内，胡同至今占据着1/3的面积，居住着北京旧城近半数的人口”。

    2005年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的《胡同保护规划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老城区的胡同有1571条，其中保护区之内660多条，保护区之外900多条。

    旨在５年内完成全市危旧房改造的计划已使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2000年启动的这项工程在两年内拆除危旧房443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

    在这次大规模改造运行之前，北京市划定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占旧城面积的17%。

    保护线划到了哪里，拆除线也划到了哪里。愈演愈烈的拆除激起25位学者联名上书，改造计划终于在2002年9月被迫暂停。

    2002年6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元大都研究权威学者徐苹芳，对在经过完整规划设计的旧城之内，分片划定保护区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小标题）保护规划之惑

    “进一步扩大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被写入新的总体规划，但眼下再度启动的成片危改工程又将推土机引入旧城。

    保护区外的成片拆除已在进行，金宝街、霞公府、米市胡同、察院胡同、文昌胡同、文华胡同、麻线胡同等地的拆迁现场，继续上演着拆与保的遭遇战。

    保护区内的情形同样可叹。大面积推倒重来的南池子工程被数位知名学者联名指责为“一大败笔”，紧接着南长街被成片拆除，大栅栏、鲜鱼口又引发争论。

    保护规划的一些模糊表达或对此负有部分责任。《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显示，保护区内仍有一个可拆范围，保护区由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组成，其中建设控制区可“新建或改建”，占保护区面积的37%。

    保护规划中的道路扩建方案随处可见，南北纵穿鲜鱼口和大栅栏的两条25米宽的道路工程正在大规模拆迁，它们和这里其他新建和扩建的道路一样，是对保护规划的执行。

    2004年什刹海保护区内的旧鼓楼大街被大规模拆除扩建，引发19位文化界人士致函世界遗产大会，呼吁停止在北京旧城内的这类活动。

    旧城里越拆越宽的道路并未使交通拥堵改观，它只是将周围交通的堵点迅速移入城内。在高密度的城市里发展小汽车鲜有成功的先例，为其支付的巨大成本还使街道的商气尽失。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去年承诺在新的旧城规划编制中，对传统格局保持较好的街道进行整治时降低其城市道路网密度，减少红线宽度，原则上不再新建红线宽度在40米以上的道路，而以15米到25米宽的道路为主。

    今年4月，位于旧城中心区域的西绒线胡同、油坊胡同、大方胡同的道路扩建展开，西绒线胡同的宽度由现状25米增至35米，油坊胡同、大方胡同的宽度由现状10米增至25米。

    在公交优先战略未获明确之时，这些道路工程尽管被控制在“瘦身”尺度之内，仍将继续吸引小汽车的涌入。

    高密度城市的交通以“步行+公交”为国际通行的天则，如以鼓励小汽车的发展为基本交通政策，纵使将城市拆成了郊区也难以满足交通增长之需。

（小标题）拆迁经济与城市命脉

    连续不断的拆迁被认为拉动了房地产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超过全市全社会投资比重的一半。

    被拆迁居民对商品住房的需求约占全市全年住宅销售总面积的1/3，被认为是“重要而且比较稳定的有效需求量”。其背后众多居民被迫负债买房的现实，却暗示了社会财富的转移。

    层层分税的体制加上财权与事权的倒挂，使基层财政约束变硬。仅占地方财政收入1/4的区级财政，承担着行政开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资金需求量巨大的危旧房改造。

    易于推进区域水平分工的不动产税尚未开征，地方税收以营业税为主体，做大经济规模成为多方一致的方向，不但助长各城区经济同构恶性竞争，还使对“土地财政”的欲望高温难降。

    “祈年大街受天坛世界文化遗产规划限制，发展受阻，”这是一位区干部去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的表述。

    在全市行政区域之内，北京旧城乃弹丸之地，却拥挤着4个饱含发展激情的区级政府。

    虽然新的总体规划提出“打破旧城行政界限，调整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近年来被寄予厚望的将旧城四区合一的设想未有下文。

    总体规划已明确提出调整城市结构的目标，但大规模的建设还是在中心城内发生，外移城市功能尚无具体动作，因拆迁而被驱至郊区的低收入人群，正在加入城郊之间更为汹涌的交通大潮，生活与就业成本加大，城市运行成本高筑。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旧城内每一个四合院的留存，都是落实城市结构调整的行动。

    形势仍不明朗。较之以往，北京市近年来在旧城保护方面也倾入了更多的力量，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四合院的规定、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房屋保护与修缮的规定等。

    在一些地方推行的四合院“微循环式”改造，采取居民以院落为单位自愿申请和房管部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也颇受好评。

    可推土机又蓄足了马力。吴良镛4月20日在他的恩师梁思成诞辰105周年的座谈会上感言，“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我们总不能给后人只留下一个故宫吧？”（完）

本组报道刊于《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5月8日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