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当时这里住了近十户人家。进入21世纪，尽管附近拆迁殆尽，唯有这里还未消失，大院的房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饱经沧桑，依然存在着。我总想把这段市井大院的生活记录下来，可能是人到中年的一种怀旧情结吧。可当我真的拿起笔的时候，不禁思绪万千，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像大坝开闸，滔滔江水一泻千里……
这个院子坐落于寸土寸金的雅宝路旁，大院的东墙外就是二环路。当年这个地段可不这么辉煌，人们叫它城根，这里的城墙早已残缺不全。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接近暮色就见不到人影了。只是那里有条铁轨，时而能听到火车的轰响和汽笛的鸣叫。在铁道边不远处便是护城河，河的堤岸更是人迹罕至，杂草丛生。与之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大院，虽然和城根只有一墙之隔，但大院显得恬静、端庄、孤傲，风格别具特色。
听老人讲，解放前，大院的主人曾作过多年法国参赞，在那里娶了个法国太太回国，可能这个院子是先生按照法国太太的意愿结合老北京四合院风格建造的，严格说它不是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而是中西合壁式的大院。院子的大门朝西开，进了院门先是一个小院，一棵很大的藤萝树和一株芙蓉树占据小院的半个空间。藤萝树枝繁叶茂，顺着铁架子爬到上面，尤其到了夏天，更像一把遮阳的大伞，置身于此地有到了公园的感觉。当花开时节，紫色的藤萝花一串串，粉红的芙蓉花镶着白边，回忆起来好不惬意。我家住在二楼，恰好北窗临着小
院，开窗伸手剪几串盛
开的藤萝花，妈妈给我
们烙藤萝花糖饼，那种
独有的清香，至今还回
味无穷。
表面上看，这个院的房屋建筑似乎是户型各自独立，但实际上最大特点是每间房屋里面另设有小门，使整个院落的房屋户间连通。小院的北向是一套主人住房，进门就是狭长的过道，西面经过佣人住房、厨房，最后是设有卫生间的主人房，从主人的居室可以进入大院的后花园。过道东面有一扇门可以连通大院里面的一排北房，小院的东向是一段小走廊，出了走廊便是大院。小走廊的南侧是一栋法式风格的两层小楼，就是被现代人称为house的房子，我家就住在这里。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上抽水马桶和澡盆一应俱全。在当时，胡同里大人孩子挤在一个水龙头下接水挑水吃的年代，唯独我们这个大院每家都是自来水入户，令外人很是羡慕。而在楼下房子里，又有户户相通的小门直至里面的大院。
在大院北面三户人家的门前曾经修筑过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上面有铁架铁椅，铁架上爬满藤萝枝蔓，天气暖和的时候，大一点孩子坐在铁椅上看书，小一点的孩子在中间嬉笑玩耍。尽管年代久远，但如今还在我的印象中依稀闪现着这些儿时的画面。然而，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忽然拆掉了铁架铁椅，而且很快全部消失了。等我慢慢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发生在大炼钢铁的狂热年代。我的邻居也对我说过，当时他家的钢丝床也被拿去炼钢了。
几年过去了，在不经意中，原来空荡荡的大院里种上了玉米、蓖麻和向日葵，每家都辟出一块地，不同的作物紧紧地依偎着，没有界限，不浪费一寸空地，就像邻里关系一样和睦相处。现在仔细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可能就是三年困难时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姥姥不顾年迈体弱，在离我家楼下最近的一个墙角搭起了鸡窝，养了几只母鸡。姥姥只要听到母鸡的咯咯叫声就知道下蛋了，马上下楼去捡。然后用铅笔在蛋壳上轻轻地写上日期。偶尔有个软壳蛋，她就会对我们说，这只鸡缺钙了。而且在下次煮鸡食时，一定会把硬鸡蛋壳砸碎掺在里面。秋天到了，我家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姥姥总要叫上我们，代上刚采摘的石榴去邻居家送上几个，那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虽然在这个大院里，我们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少儿时代的幸福时光，但是一种同情怜悯之心时常袭上心头。大院主人的法国太太那时早已年事已高，孤身一人，深居简出，很是寂寞。听说有一个儿子在上海，还有一个在东单教堂当修女的女儿，虽然女儿离家很近，但也不能回家。当年，我只见过她的女儿一次，但还没有分清是哪位。那是因为刚下过雨地面滑，老太太在花园散步时摔倒了，可能摔得不轻，女儿回来看她，但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修女分坐几辆三轮车来的，停留片刻就走了。老太太感慨地对人说，当初让她同我一起教书她不愿意，现在见一面都难呀，伤心之极可见一斑。天好时，法国老太太也从屋里出来到大院看看，她极具个人魅力，只要一见到她，孩子们都会从家里跑出来，然后她拉着我们的手，围成一圈，总是教我们唱同一曲法国歌。大家唱罢，她把手一挥，然后从兜里拿出糖果一人一块。我曾经向她要过法国邮票，所以她几次把她的朋友从法国和香港来信上的邮票给我。可惜，这些邮票在“文革”中丢失。虽然她晚年孤独寂寞，但我想令她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有另一个法国老太太时常看望她。每次碰到，我姥爷总对我们说，这是何太太，是解放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夫人，这件事始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姥姥姥爷都是读书人，尤其是姥姥为人热情，性格张扬，一直是街道积极分子。有一件事姥姥总是耿耿于怀，有一年，姥姥收到被邀请国庆观礼的请帖，由于意外，错失了去观礼台的机会，只能跟着群众队伍去天安门。姥姥还常爱跟外人提起她的老同学李德全(时任卫生部部长)50年代访问日本时，姥姥侨居日本的女儿举着旗子去迎接的情景。当时李德全对我的姨妈说，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我的老同学的女儿。姥姥把这些当成她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
后来我工作、读书、留学、回国，几十年过去了，但与这朝内城根大院的情结始终不能释怀，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因为那里既有我孩提时的快乐、成长中的辛酸也有逝去多位亲人的苦痛。直到现在，每当驱车经过二环路雅宝路段时，我都下意识地放慢速度，往西望去。只可惜院墙外绿树成荫，将大院遮挡得严严实实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大院面目全非，失去了昔日的孤傲，但还依然存在，像一个佝偻的老人，拄着拐杖，不为周围的繁华所动，静静地注视着他身边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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