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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会馆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高文瑞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明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写道:“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算是一个佐证。据统计,建得最早的是明永乐时期的江西南昌会馆;建得最晚的为1936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
    会馆的功能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辞海》的解释:“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馆大体可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明清两朝,北京是京师之地,乃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于是设立试馆。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京举行科考201科,全国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20多万人次。”“每逢考期,这些会馆大有人满为患之势。”三年一次的考试,每科应试人数在六七千人,再加上随行的人员,数量可观。食宿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所以,试馆数量最大,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试馆的内房间一般较小,馆内清静,是文人聚会的好地方。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已,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仪馆主要用于同乡旅京死亡停放灵柩之用,数量很少,一般建在城边比较偏僻的地方。
    会馆的作用有很多,联络感情、举办团拜、解除危难、宴请做寿、婚丧嫁娶等等。各地的省、州(府)、县纷纷在京设立会馆,也就有了大小不一。省馆有安徽、福建、河南等,州级的有华州、顺德等,县级的有中山等。
    历史上,京城的南部会馆林立。据光绪十二年的《朝市从载》记,北京的会馆有384座。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这些会馆都分布在南城。除崇文区约有30多处外,其余大部分集中在了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至清末民初,宣南地区170条街巷中建有会馆511处,其中明代33处,清代至民国初年478处。”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密集了这样多的会馆,堪称为全国之最。
    会馆在宣南扎堆儿,有多方面原因。明代,内城,即现在的东、西城也有会馆。清代发生了变化,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住着皇族和八旗,汉人不得入住。这就把会馆推出了内城。东富西贵,崇文商人居多,而宣武则多为汉族的官宦,包括大学士纪晓岚这样的官员,也住在宣南。地理上,南城离考场———贡院较近。科举考试与仕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文轻商,当然愿与官为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大多进京者经卢沟桥渡口,必经广安门进京。此外,大栅栏一带商铺林立,宣南书肆较多,琉璃厂书店著名,文房四宝齐备,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文化氛围深厚。当然,文人住会馆不但节省食宿费,还方便读书交流做学问。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比较典型的如宣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这是省级会馆,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州县一级的会馆也有大小之别。大的会馆由十多个院子组成,如安徽的休宁会馆。小的会馆则仅有一座三合院,如江西吉安惜字会馆等。
    表面上看,会馆都是一些破旧的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会馆实际上成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场所,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会馆有关。
    宣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止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现在番禺会馆已作为龚自珍故居。
    福州会馆原在福州馆街,为明万历年间叶向高私宅捐建。1813年林则徐初入京,官卑俸低,寄住贾家胡同莆阳会馆。当得知福建籍刑部尚书陈望坡辞官告归,捐出私宅建立福建新馆时,毅然将代人书折写文的笔润,全部捐出,用于新馆装修。得到闽籍旅京人士的称赞和响应,踊跃效仿捐助,促成新馆的建立。
    宣武门外大街的歙县会馆,创建于明末,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原为商馆,清初改为试馆,这里曾居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的惟一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王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过御史、侍郎等职。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上书主张实行货币改革,遭到皇帝的申斥,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歙县会馆度过的。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断扩建,到光绪三年(1876年)已发展成13个院落、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院内北房也被命名为“汗漫舫”。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走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的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他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中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梁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湖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十二年(1808),总面积达43000多平方米。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时增设戏楼。原是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自建成以来,每年于阴历正月公祭乡贤,举行团拜。两湖旅京人士云集馆中,不论贵贱,同聚一堂,杯酒联欢,并约著名京剧演员,在戏楼演出三日,霓裳同咏,盛况空前。这里还曾是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活动集会的主要场所。朝廷重臣纪晓岚、曾国藩及梨园泰斗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湖广会馆是北京著名的会馆之一。历史上还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该馆前部有戏台。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每年正月同乡团拜祭礼。还有一口据说只在子午时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后部分为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新文化运动的伟人旗手鲁迅1912年起住进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和极富战斗性的杂文以及许多翻译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旗手。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士集资所建。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曾居住于此,并曾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文人会馆也就逐渐衰落。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京市宣武区志》总结了会馆的意义:会馆文化的兴盛,正是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举子、官员、商人,将各地不同的文化带进北京。同时,又将京师文化传播到各地,促进了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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