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很熟悉，宋代的雕版印刷相当兴盛，水平很高。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时期的辽代，燕京（今北京）的图书出版业也很繁荣，比起宋代来，毫不逊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这一史实，从《北京志·出版志》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
譬如：1974年在维修山西应县辽代木塔时，发现了大量燕京雕版印刷和手抄的经卷，最早的是契丹统和八年（990年）燕京仰山寺杨家印造的《上生经疏科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卷所用的纸张，多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光泽润滑，可以防蛀，至今已历千载而未蠹，由此可见当时燕京造纸技术之高超。再如：辽代燕京雕造的小字本《契丹藏》（又称《辽藏》），印制精美，用料讲究，流传到高丽后，高丽僧密庵写的《丹本大藏庆赞疏》一文云：“念兹大宝，来自异邦，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工所成，似带神巧而就。”高丽当时除藏有燕京刻印的《契丹藏》外，还藏有内容相同、刻于宋朝之蜀本《开宝藏》。二者相比，密庵独推崇《契丹藏》，充分说明燕京刻本之精美，用纸质量之优良，均大大超过同期宋朝蜀本。更令人惊异的是，从编辑的质量上来比，《契丹藏》也是手屈一指的。《契丹藏》的主编是燕京名刹悯忠寺主持铨明，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佛学大师，他所编的《契丹藏》，在国内外广泛流传，受到北宋、高丽、日本的重视。高丽重雕《高丽大藏经》时，特命开泰寺高僧守其校勘，守其以北宋的《开宝藏》、契丹的《契丹藏》和高丽的《高丽藏》为蓝本，相互对照校勘，并写成校勘记30卷，题为《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类似当代责任编辑写的审读报告，内容共76则，涉及佛经68部。发现谬误最多的是《开宝藏》，差错有48条之多；其次是《高丽藏》，差错有23条；差错最少的是《契丹藏》，仅有8条。由于《契丹藏》印制精美，编辑质量上乘，所以多次刷印，印量巨大，发行广泛，如高丽俗人沙门慧照到燕京购书，一次就买回《契丹藏》三部，每部5048卷，三部共15144卷。辽代图书出版业之发达，由此一斑，可窥全豹。
辽代文化的繁荣，是受前朝的影响所致。令我们惊异的是，在五代初，幽州（今北京）图书流通的规模就相当可观了。据《契丹国志》卷十四《东丹王传》记载：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性好读书，仰慕华风，曾“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由能买卖图书达“数万卷”之多的文字记载，可看出当时幽州的书肆业已相当发达。按：阿保机为辽太祖，于公元907—927年在位，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当时幽州不属契丹控制。赵匡胤于公元960年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后周灭，定国号为宋，比阿保机称帝晚了44年。阿保机之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性派人私入幽州购买数万卷书之际，为五代初期，斯时宋朝还没有建立。
五代初，幽州之书肆业，所以相当发达，是受了隋唐的影确。最明显的事例为隋代幽州僧静琬法师于房山开始刊刻《云居寺石经》。静琬之师是北齐南岳法师慧思，他鉴于北周武帝灭佛焚经，遂发愿刻经于石，以防法灭。静琬自隋大业年间（605———618年），距今近一千四百年左右，开始刻经，之后，历代僧徒刻经不止，从隋历经唐、武周、晚唐、辽、金、元，直到明末，上下绵延千余年，所刻石经逾万块（现存14277块），堪称“文字之长城”。他们刻经之决心，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隋炀帝萧后曾布施绢千匹，资助静琬刻经、建寺。唐玄宗根据金仙公主的奏请，在开元十八年（730年）曾颁赐佛经四千余卷，作为房山云居寺僧徒们刻经的底本，其中有1335卷经是唐太宗时期三藏法师玄奘奉诏所译的，是全国最好的译本。玄奘所译的《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在唐大中七年（853年）经幽州大都督张允仲施造，密藏于房山石室，至今已历1153年，是现存最古一种版本。此外，在房山石经中不仅发现了一些失传的佛经，而且所存经末的题记，涉及许多学术领域，内容极为丰富，记有隋、唐、武周、辽、金，元、明历代有关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文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极高，是国宝中的瑰宝，是世界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塚本善隆博士在其学术著作《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一文中说：“隋唐以来的经碑，对容易误写、误刻、脱落、窜入的汉译佛典的校勘，是极为重要的。幽燕奥地境内完整保留下来的石刻《大藏》经，是超过敦煌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由此可见北京文化底蕴之博大精深。
《云居寺石经》之所以在学术上达到如此高的成就，除了唐三藏法师玄奘的翻译能力超凡外，和刻经之前的编辑、校勘水平相当高超分不开。唐玄宗颁赠云居寺的四千余卷佛经，是派遣高僧智?护送到房山的。智?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治学严谨。云居寺于辽代所刻的120卷《大宝积经》，就是依据智?编辑并校勘过的版本，上面刻有智?在唐开元十六年（728年）所写的《题记》，类似当代责任编辑所写的出版说明。内容是说他在披阅《大宝积经》时，发现缺《三藏泥洹》一文，到处寻不到，后从旧译的藏经内找到《毗耶娑经》，两文对照着校勘，发现二者原义没有差别，所以就用旧译文补上新译文之所缺。由此可见，说《云居寺石经》“是超过敦煌和日本奈良写经的重要原典”，是有事实根据的，并非溢美之词。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存放过的唐人手抄纸经中，发现一条《题记》，是写在《储经要集卷十二至二十》的卷末的。题记说：“维开元二十有三载（735年），于幽州写记之，王庭与吕兰师兄校勘记。”这部经书，是目前发现的，有实证的，北京最早的手写纸书。这部经书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王道士手中，以低廉的价格骗走，现存于法国巴黎，伯希和编号为2163。
在敦煌莫高窟的写经中，还发现另一条资料，表明这些写经是幽州大福寺义净法师翻译的。目前在北京存藏的第十九写本《义净法师碑文》卷末写有：“大福寺翻译法师义净者，范阳（今北京）人也，俗性张氏，五代相韩之后。”
我们如果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来观察以上几个事例，就会发现一条图书出版流通的“丝绸之路”。北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枢纽。自北周武帝灭佛焚经之后，北齐法师慧思发愿刻经于石，以防法灭。其弟子静琬于隋大业中，在房山白带山开始用残存旧经刻石；得到隋炀帝的重视，萧后布施绢千匹，资助刻经、筑寺，建成了根据地。之后，于隋大业末出家的玄奘，在唐贞观三年（629年，一说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经新疆及中亚，到达印度，钻研佛教典籍，于贞观十九年（845年）回到长安，译出经、论75部，凡1335卷，还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唐玄宗应金仙公主之请求，赐经4000卷，送往房山云居寺，为千年刊刻石经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之后，幽州的经书，有许多手抄本和雕版印刷的佛经包括《契丹藏》，流往高丽、日本和敦煌莫高窟。以后有的又流失到法国。
明代吴承恩根据玄奘取经的故事演绎出来的小说《西游记》，把孙猴子刻画成英雄，孙悟空的知名度比唐僧大得多。实际上，玄奘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对中印文化交流贡献很大。他的主要著作，就保留在我们的身旁。除房山珍藏的石刻经版外，新中国成立后，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中国佛教学会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整理、拓印，历时三载方完成。又经过多年研究，已将《房山石经》影印出版，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玄奘的译经。在《北京志·出版志》中，对此也有反映，在彩色图片和随文黑白插图的经版上，清清楚楚地刊刻着“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的字样。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由今著名学者季羡林等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校订，写了详细的注释，并补入了不少过去未为人所注意而有参考价值的阙文。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以《大唐西域记校注》的书名出版后，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以上是一条陆上图书流通的“丝绸之路”，另外，还有一条由耶稣会士通过图书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一个“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时期。这一时期，起自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1601—1789年），先后近一百九十年。北京是这一文化交流的枢纽。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许多欧洲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张诚等相继来京，用中文写了多部著作。大部分为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和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方面的图书，对中国影响很大。其中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比较有名，他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中国人大开眼界。汤若望的最大贡献，则在于参加编纂137卷的《祟祯历法》，后来，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毅然采纳了汤若望的建议，决定自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将汤若望等编纂的新历，更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并在历书上批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我们今天用的“农历”，基本上也是沿用的《时宪历》。西方传教士对中学西传也作出了贡献。这里仅举三个例子。一是白晋等五名法国传教士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来华，先后编成了三部巨著：《中华帝国志》、《耶稣会士信简集》和《北京耶稣会士报告》。分别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医药等内容。如他们把中医的经典著作《本草纲目》、《脉经》、《脉诀》都翻译成法文，收入了《中华帝国志》中。把世界上第一部法医著作《洗冤录》由巴多明选译，刊载于《北京耶稣会士报告》第4册中，从而使欧洲人在三百多年前，知道了中国法医的高明。而我们很多人是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大宋提刑官》之后，才知道《洗冤录》这部法医书的。二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用法文翻译了《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成吉思汗》等，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古老的文化。三是雍正十年（1732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将《赵氏孤儿大报仇》译成法文，全文收入《中华帝国志》，介绍到了欧洲。伏尔泰将它改编为《中国孤儿》新剧，在巴黎公演，受到大文豪歌德的盛赞。伏尔泰对中国文明最为推崇，他说：“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中国）的书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检验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
北京地区文化底蕴之深厚，再往前推，还可以从几个小例子中看出端倪。
一是在全国已发现甲骨文的地区，仅有五个，北京是其中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不止一处出土了带有刻字的甲骨，都是西周早期的遗物。发现的地点分别是：昌平区白浮村，昌平区南尚乐乡镇江营村遗址和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二是在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证实了西周初年周武王册封召公奭的史实；三是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共分27篇，有一万一千多字。据学者研究，是苏秦写给燕昭王和齐闵王（一作齐湣王）的信件或说词，和燕国的利害关系极为密切。经专家整理，将帛书释文编为《战国纵横家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这批帛书中的11篇，是《战国策》和《史记》中所没有的佚文，是价值极高的珍品，对《史记》和《战国策》能起到纠谬补阙的作用，对研究燕国和北京的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古籍；四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社会上无书可读，只能靠老儒记忆，口头背诵传经。汉文帝时（前179———前157年），燕人韩婴为汉王朝博士，传《诗经》，号曰“韩诗”，与“齐诗”、“鲁诗”齐名，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毛诗”，合称“四家诗”。韩婴还著有多种研究《诗经》和《易经》的作品。对儒家文化的流传影响很大，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另外，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均是保存中华灿烂文化的巨大工程，在志中都有详细记载。
志书可以为“历史名城”作注，可以记载和诠释“国际文化交流”的史实，由以上事例可见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