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至明清　土地交易红契为证

插图／庞丽
　　乾隆年间　为争一块山地　乡民状告和尚　和尚屈打成招　县令核对笔迹寻得铁证———

　　在古代，地产交易是以红契为依据的，官员也往往把民事案件当作刑事案子来处理。发生在清代乾隆年间的一起地产纠纷案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这个案子的原告是当地乡民，被告则是附近庙里的和尚。

　　古案回眸

　　一份地产两样说法是买是占各执一词

　　据乡民称，和尚伪造田契，侵占了他家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块山地，用来埋葬死者。和尚则辩解说，山地是他师祖于雍正年间从俗家父亲的手里买来的，并非伪造田契。但乡民反驳说，他父亲曾于前任县令任内与邻人发生过地产纠纷，如果这块地早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卖出，为什么在原先呈交的山地界图中没有注明呢？

　　证据不详判官生疑刑讯上身和尚认罪

　　承办此案的县令调来乡民提到的前起地产纠纷案卷，在山地界图中果然未见有将山地卖出的任何标记。但是，这有可能是当时遗漏了，不能就作为伪造地契侵占山地的依据。

　　再看和尚拿来的地契，只是一份白契（未上税加盖官印的文契）。但是，考虑到当时民间为避税普遍订立白契，所以也不能证明和尚造假。再传地契的代笔人，该人却已经死了。

　　县官心想，这桩案子，原来买卖山地的人都死了，代笔人的证明也没有，地契又是五十年前的白契，还是在和尚的师父师祖两代都已埋葬在自家墓地后，于师叔临死前在经卷箱里偶然找到的。

　　县令由此怀疑有人教唆和尚争讼，于是想一并追究。随即令和尚招出伪造地契的人。和尚不招，县令便下令用刑。用了几次刑后，和尚含糊承认地契是自己伪造的。

　　顺藤摸瓜找“罪证”　核对笔迹冤情白

　　县令却不善罢甘休，又令和尚照写一遍。然而字迹又对不上，便让差役再用刑。和尚大呼：“宁愿不要这块地了！”县令心里却想，得让和尚心服口服才行。见天色已晚，便让差役把人带下堂去，准备第二天再拷问。

　　由于案情并未水落石出，回到住处，县官心里很不平静。想到第二天要让和尚从实招来，必须拿出过硬的证据才好，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命差役把代笔人的儿子传来问话，问他家中可有代笔字迹。

　　代笔人的儿子回答说：“家中有收代笔费的账簿一本。代笔文契亲友家里很多。”于是让他回家取账簿，并向邻里讨取文契数张，还特别叮嘱务必要雍正年间盖有官印的红契。

　　孰料第二天上午，县令取过代笔人儿子带来的账簿和红契，核对笔迹、画押，发现与和尚出示的白契完全相同，且在账簿中还清楚记有和尚师祖的法名，以及缴纳的代笔费。于是，一切真相大白：乡民状告不实，而和尚的确被冤枉了。

　　今日审判

　　昔地产买卖红契为证　今土地禁止买卖

　　中国古代实行小农经济，很早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制。两宋至明清，土地买卖尤为盛行。不过法律规定，土地买卖必须立契才有效。

　　这种地契，又以是否曾向官府上税并加盖官印而分为红契和白契。

　　订立白契虽不影响买卖的成立，而一旦发生纠纷，红契才是强有力的证据。

　　另外，古时农民多不识字，在立契时往往要找一个“中人”代写文契，同时作为契约见证人。

　　而本案中，既无红契又无中人，也就难怪县官认定地产买卖有假了。而最后案情得以大白，也是依赖于红契的效力和中人的笔迹。

　　在今天，由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属于国家或农村集体所有，因此不允许土地买卖。

　　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不得买卖。

　　此外，在程序上，现行法律规定，当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时，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也就是说，土地纠纷在今天不能直接诉诸司法。但在古代，官府既是政府机关，又兼理司法，可谓合政府与法院职能于一身。

　　古代民事案件刑事审　今天谁主张谁举证

　　就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一起民事案件。而在古代，官员往往把民事案件当作刑事案子来处理。

　　本案中，虽然乡民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和尚伪造地契的证据，其辩驳理由也经不起推敲，但县令事实上把举证责任转嫁到了作为被告的和尚身上，并不惜采取刑讯逼供，让其自证有罪。

　　仅是在和尚招供仍无法证明自己的“罪行”时，才促使县令再去寻找能让和尚不打自招的“铁证”。

　　至于最后的结果，则完全出乎县令意外。显然，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不但不符合我们今天民事诉讼时“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与无罪推定的刑事原则相背离。

　　当然，在虽不提倡但也不禁止刑讯逼供的古代，这位县令毕竟“不轻信口供”，没有满足于“屈打成招”。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还是挺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