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式”改造为城市“洗脸”

    将大片旧城区以“改造”的名义进行“拆迁”，从而进行高档“商品房”建设的事例，在目前的我国城市建设中大量出现。这种“拆迁改造”工程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大批的“被动住房需求户”。

　　前些日子，笔者的大学同窗小徐就遭遇了棘手的“拆迁”事件，她家位于北京老城区的旧房被划归改造范围之内，限期拆除。小徐的父母早在七八年前便双双下岗在家，省吃俭用才供她上了研究生，可毕业在即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她又遇上了拆迁。靠拆迁补偿的钱款根本不足以在城区买一套起码的房子，为此，她家只得将城郊作为惟一的选择。

　　像小徐这样的北京本地居民不在少数，她们本是几乎与商品房绝缘的一群人，可就是在“见旧就拆”的模式之下，被无情地卷入买房大军的大潮之中。难怪有专家分析说，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来源于不合理需求，而这种被动需求就是其中推波助澜的一种。

　　“推平头”式拆迁“后遗症”

　　除了旧城“拆迁”中的“原住民”被迫沦为买房大军之外，旧城区的原有特色商户和“老字号”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前不久，记者在前门大街观察到，原本繁华的店铺都已人去楼空，房子虽未拆除，可门前都被铁牌子封了起来。远远望去，昔日人流熙攘的马路只剩下前门楼子和一排排老字号招牌下的“铁家伙”。

　　一支长龙般的队伍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原来是众多食客在爆肚冯门前等待着。一问才知道，听说要拆迁了，大家都是赶着来品尝老字号北京小吃的。

　　前门大街的整体改造及周边老旧建筑的整体拆除，对于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并不仅仅是住房搬迁这么简单，除了住房被动需求的增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历史的丧失，哪怕这些老街老巷被重建，它们也只能沦为光鲜外表下没有灵魂的躯壳，全聚德、瑞蚨祥等老字号也都将失去他们“倚老卖老”的资本。

　　绍兴经验与广州做法

　　对于需要改造的城市设施，难道只能是“推平头”式的全部拆除吗？

　　从2001年3月开始，绍兴市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对成型于清代的仓桥直街进行了改造。在改造中，对已经确定的文物保护点或具有文物价值的民居保持原状；对部分受损和已经损毁的民居，依照原状实行修整和重建，并且按照建筑专家的设计，对门户、窗栏、屋脊等进行复古式的修整。同时，构筑管线共同沟安装管线，分户安装抽水马桶和卫生设施，埋设自来水和排污管网，业内专家称其为输入式改造。此种改造方式，一方面减少了城市改造中带来的被动住房需求，另外也为原住民提供了必要的便民设施，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这种旧城改造和文物保护的模式单纯依靠住户个人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大多数住户住的是公家的房子，他们没有改造的动力；依靠开发公司也不行，因为公司以赚钱为目的；这种改造只能依靠政府投入。为此，在改造中，在公共设施的架设上，政府全额出资；在对民居的外型恢复和室内卫生设施建造中，私房住户出资45%，政府出55%，公房住户改造经费由政府全额负担。

　　另据项目设计者介绍，此次改造最让他们自豪的就是所有住户都是完全自愿的，政府没有强制迁走一个人。而住户的积极参与，不仅保护了原有建筑的风格，街区也被重新赋予了生命。最终使得绍兴市在2003年获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

　　有着别样难处的广州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即先规划建设好新区，让居民搬出老城，旧城区、“城中村”人少了，改造就容易了、少花钱了，改造后的交通和居住效果也就更好。

　　北京的明天

　　北京哪里的老外最多？除去使馆区，应该就属后海、北海一带了。因为那里较为完好地保留了老北京的风貌，胡同游成为最大的卖点，“Hutong”的拼音成为了英语中的一个外来词，闻名世界。试想假如有一天，北京只剩下故宫，北京的文化也只剩下博物馆中陈列品记录下的干瘪历史，还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感受中国魅力吗？

　　也许，我们该从绍兴和广州的经验中学习些什么，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它的文化意义对中华民族不言而喻。一味地拆除老旧并不能使文化焕发生机，反而在丢失文化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被动住房需求及贫富分区“后遗症”，维护原址民的生存权利，保留下老北京流动的“活的历史”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