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北京晚报》5月14日刊登的“同仁医院”百年前的图片记忆，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油然而生，四十多年前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
我儿时的家住在离崇文门不远的南鲜鱼巷，从我家到同仁医院徒步也就是20分钟的距离。我是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家中兄妹六人。五个哥哥，只有我这个女孩，娇生惯养可想而知，哪怕有一点不适都要去医院，对同仁医院的印象甚至超过了公园、电影院。
同仁医院的正门坐西朝东，两扇拱形铁艺大门，南北两侧各为一扇小门，我刚看到它的时候是绿色，后来又刷成了红色，顺着大青石铺成的坡路而上，北侧的平房是药房，南侧平房的挂号室又直通眼科门诊，每天早晨开始挂号时，门前一个三屉桌，桌上放一个白色的木板，木板上钉满了小钉子，钉子尖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纸条，科别不同，颜色不同。管发号的叔叔阿姨耐心地询问每个挂号人，看什么病，想几点看。不论哪个科的纸条上均印上8－9；9－10的时间单位。想几点看由患者自选，拿着这张小纸条去挂号，建病历，挂号费0.30元，“文革”改为0.10元。从挂号室拐个弯就能到达眼科门诊，眼科门诊总是人满为患，每个诊室前都或蹲或坐着许多患者，有穿着讲究操着南方口音的华侨，也有本地的平民百姓，但更多的是农民兄弟，冬天穿着黑棉裤棉袄，夏天穿着白土布的对襟小褂，手里拎着印有大红花、绿叶的棉布被褥，竹皮的暖瓶，不管衣着如何，看病等待的时间、治疗的态度都是同等的。
与大门正对着的尖顶小楼，可称得上是五脏俱全，四通八达，推开两扇玻璃大门地下室即是妇科门诊，楼梯都是木制的，上面铺着地毯，二楼是皮肤科门诊，皮肤科门诊只有两个诊室，诊室的门是两扇木制的弹簧门，小时候母亲极其偏爱我，每逢做些鱼虾就先让我吃，可偏又赶上我这不争气的皮肤，对鱼虾过敏，每次吃完必起一身疹子。母亲就慌慌张张地带我往医院跑，皮肤科门诊有位姓庄的医生，他虽从来不笑，但看病特别认真，一边严肃地看着你的患处，一边填写病历，话问完了，病历写完了，药也开完了，回家用药还真管用，几次便好。
从皮肤科门诊下楼梯到一楼有个放射室，在那里可以照透视，顺着坡形的通道就到了外科候诊室与外科门诊。外科门诊也是两扇木制的弹簧门，看到外科换药室也就到了内科。内科门诊是这里最讲究的，它是一个个的小房间，木制的小门很隔音。在我刚满11岁时，就瞒报年龄混到内科去看病，内科看病的都是成年人，有我这么一个上下够不着的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出，每次我也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照顾与呵护，为我看病的李慧敏大夫，是位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大的阿姨，因我的母亲也姓李，所以从心里就有一种亲切感。
我当时患的是肾盂肾炎，李大夫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关心地嘱咐我如何服药、调理、休息，一来二去我成了李大夫的“老病人”，每次到内科分诊台时，我都对护士阿姨说，我要找李慧敏大夫看病，在我等待叫号的时候，倒好像是去看一个分别多日的姨、姑姑。李大夫拿着我的病历不叫名字，而是说快进来吧小家伙。那天为我检查身体时正值冬天，我穿着一件薄毛衣，李大夫赶忙站起身拿来我的围巾为我披在身上，她那一个充满母爱的举动深深地感动着我，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四十余年，但是李慧敏大夫那母亲般的眼神，话语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门北侧的药房里，总是一片有条不紊的，繁忙景象，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位管发药的叔叔，有段时间各科拿药要领一个小铁牌子，有三角的、圆的、方的，后来统一成了圆的，上面有红漆号码，发药的叔叔是个高个子，大嗓门，每次发给病人的药，他都详细地告诉你内服药如何吃，并在装药的小纸袋上写明时间，剂量外用药他又特别地强调千万不可内服，尤其是老年人、不识字的农民兄弟，他更详尽地嘱咐。
上世纪70年代，我为了看病方便，免去等病历的时间，就将病历拿走，每回看病直接挂号就可以，没想到这一暂时的方便带来的却是永久的遗憾，那记录着我从出生到十几岁时期的厚厚病历，终于在我这马大哈的习惯中连书包一起丢失了，可病历号我仍然记得——1179190。病历虽丢失了，但同仁医院那种工作负责，为人和蔼的医生，护士，发药、挂号的叔叔阿姨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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