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惩罚罪犯　要看亲疏远近

插图/庞丽
　　盗窃他人耕牛　族里长辈调解不公引发血案　杀人盗窃古今定罪各不同———

　　一次争吵怀恨一年叔叔盗窃连累长辈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在湖北某村有一个田姓大家族。一天，这个大家族的长辈田开璞因为向一个族里的人讨租而与之发生争吵。同村的一个远亲田纬从中劝解，不料田开璞认为他是在帮对方说话，而对其加以训斥。

　　田纬气不打一处来，便把田开璞的牛牵走了。田开璞也不含糊，立即跑到县衙控告田纬。在同族中人的调解下，最后田纬归还了牛，而田开璞也在众人劝说下到县衙去销了案。

　　到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本来早已事过境迁，孰料田开璞忆及自己当日受的气，报复心顿生，遂将田纬的牛牵走卖了钱。

　　田纬跑到田开璞的叔叔那里去诉说遭遇。不料田开璞的叔叔一心要包庇侄儿，反训斥田纬诬陷他人，两人发生了争吵。田纬一气之下拿起一根木棍将田开璞的叔叔打伤，田开璞的叔叔当即报了案。

　　侄儿为叔谩骂仇家逃跑未及终至丧命

　　事发后第三天，田开璞同侄儿田文学从外面回来，得知叔叔被打伤，便站在自家窗前向田纬住处乱骂。当时田纬的弟弟田统正在家喝醉了酒，听到骂声，拿了一把长柄尖刀便出了门，直奔田开璞家而去。

　　田开璞见田统脚步踉跄地朝这边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把刀，知道不好，立即慌忙逃跑。田文学见叔叔逃走，也赶紧逃，但晚了一步，被田统用刀戳伤脊背，因伤势过重倒地而死。

　　杀人罪名古今量刑不同

　　古判

　　古代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罪刑的轻重。在清律中，如果是近亲属之间长辈对晚辈的犯罪，比如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殴杀孙、子女、侄、弟妹的，处罚上轻不过杖刑，重亦不过流刑。对于“五等亲”以外的亲属相殴致死的，无论死者是尊亲属还是卑亲属，一律按照一般人之间的斗杀行为量刑处罚。

　　本案中，犯罪行为人田统与受害人田文学虽系有亲属关系的长辈和晚辈，然而亲属关系较远，故按一般人之间的杀伤行为处罚。当地巡抚认定田统与受害人田文学“相殴致死”，判田统绞监候，秋后处决。

　　今判

　　田统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需做辨析。

　　首先，田统借着酒劲拿刀追杀的行为只能证明他有故意伤害的动机，要定故意杀人还欠说服力。

　　其次，田统的追击对象本是田开璞，仅是在田开璞成功溜走后才转移对象的，很难说他有故意杀死田文学的犯罪动机。

　　因此，田统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量刑幅度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田统可免于一死。

　　盗窃罪名古今定性不同

　　古判

　　对于田开璞的盗窃行为古今定罪不同。

　　在中国古代，“法”之外还强调一个“理”字，也就是道理、情理，侧重于道德。这个“理”字赋予司法官员惩处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合理”行为的自由裁量权。

　　《大清律例》中有“不应得为而为之”条，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在本案中，巡抚认为他不忘旧仇，私卖他人耕牛的行为可谓挑起祸端，也就是“不应得为而为”，与命案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故而其本人应对命案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巡抚即据此条对田开璞从重判处杖八十的刑罚。

　　今判

　　然而本案如发生在现在，则田开璞不用对命案负责，司法部门只能追究其盗窃的刑事责任。

　　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田开璞私自牵走他人耕牛且出卖的行为显然构成了盗窃。

　　但田开璞的偷盗行为和命案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即受害人田文学的死亡并非因田开璞“故意”或“过失”造成。

　　现代刑法是罪刑法定的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

　　案件启示录

　　私情VS公理

　　调解是中国（西汉）司法制度一个古老的传统。当发生民事纠纷或轻微的刑事案件后，当事人并不立即诉之公堂，而是首先寻求调解解决。家族内部的调解在实践中更为普遍。

　　族内调解可以充分调动血缘亲情，因此有时能快速解决问题.然而，亲情往往也是私情，有时会与公理相冲突,反而不能实现公平。

　　本案中，调解的身影两度出现：第一次是在田纬告状不成反受斥责之时，一气之下牵走田开璞的牛。这次调解虽产生了形式上的成果，即销案，但是效果并不彻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田纬丢牛后到田开璞的叔叔家反映情况时，本来是想让田开璞的叔叔以长辈的身份调处此事,不料却遇到田开璞的叔叔徇私情，逆公理，使自己吃了亏，直致后来事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