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寻梦想也寻故乡

    我们的文字并不能展现一切

　　不久前接到从河北定瓷有限公司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公司准备编辑一本有关定瓷的书，希望收录我的那篇《陈文增，唤醒了八百年前的定瓷》。

　　不禁又想起大雪初霁的曲阳县城，陈文增站在瓷片遗址堆上侃侃而谈。不远处是他20岁以前生活的小村庄，正是脚下这些神秘的古瓷片将他带离了田间的劳作生活，进入文化遗产的世界，在经过几十年的锤炼之后，成为今天定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样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符合一个记者的全部期望，有起伏的经历，有辉煌的成果，折射时代的变革，还有一副好口才来绘声绘色地进行描述。不过这趟河北之行不仅是为了陈文增，我还要去寻访杨氏太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韩会民老人。

　　是省民协的负责人向我推荐的永年县杨氏太极拳。据资料显示，全世界有近一亿人练习太极拳，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太极拳组织，太极拳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杨氏太极拳则是太极拳的五大派系之一，相传由永年人杨露禅学艺河南后发展创立起来的。负责人告诉我，韩会民老人80多岁了，功夫了得。

　　长途车进入永年县的广府镇。心里感叹这座小镇不愧孕育了众多太极名家，连小小的石桥上都彩绘着太极十三式，这让我对即将见到的韩会民老人充满了期待，那将是怎样一幅藏龙卧虎的景象呢？

　　听一个精彩故事的想法很快就被打破了，眼前的韩会民老人身材不高，穿着厚重的棉衣，甚至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除了从灵便的腿脚上能看出身怀功夫之外，他与其他的农村老人并没有不同。

　　在北京工作的孙女充当了我们之间的翻译，原来韩家紧挨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的故居，老人小时候就是跟杨家的管家学习太极拳的。那时候教授拳术也是养家糊口的来源，多一份技艺就多一份生存的本领。老人一辈子以打渔为生，因拳术精湛也教授徒弟。“文革”中不敢顶“四旧”的罪名不练了，这一停就是20年，好在功底厚实恢复起来也并不困难。

　　随着太极拳名扬海内外，不少太极拳爱好者来永年县广府镇寻根问祖。杨家的后人早已离开了此地，韩会民老人成为杨露禅故居忠实的看护人，还常常与慕名而来的人切磋技艺。

　　不善言辞的老人说不清太极拳的由来和发展，也没有振兴民族文化的壮志豪情，关于自己的经历更是只言片语。穿过广府镇的古城门洞时，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无法见诸于报端的受访者，回想老人送我表演光碟和照片的认真神情，内心不禁有些愧疚。

　　相同的状况再次出现在三月的苏州之行。离开苏绣新秀姚建萍的个人艺术馆后，我在光福镇见到了核雕奇人陈素英。恐怕每个人对中学课本里的那篇《核舟记》都记忆犹新，明代艺人王叔远在小小的一枚橄榄核上展现了苏东坡夜游赤壁的情景，雕刻精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雕刻核舟这一绝技，从清末民初逐渐衰落后就少有人能继承了，那枚著名的核舟也作为国宝栖身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里，无缘相见。正是这个陈素英，凭借台湾游客提供的一张照片，成功复制出了《东坡泛舟赤壁》。八扇雕花漏窗只有指甲尖大小，依然开合自如，更不用说人物的神情和动作了。之后，她又加大了难度，将船上的人从5个增至38个。通过显微镜观看，每个人依旧眉目清晰，而陈素英却是完全凭借眼力着手的。

　　陈素英的奇就奇在她没有什么文化，但天赋极高。她16岁进当地的雕刻厂学雕橄榄核，大都是佛珠、罗汉头等一些粗货。如今，她当年的工友仍然还在雕这些东西，她却已经进入了完全不一样的境界。

　　陈素英告诉我，她看不懂课本里的《核舟记》，是让女儿一字一句念给她听，再一字一句地为她解释。她也从来没有学过美术，但雕刻在橄榄核上的人物、花鸟、建筑却栩栩如生，还具有透视效果。这位在一系列国内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上获金奖、拥有众多海外订户的中年女艺人，依然朴实、羞涩，她道不出核雕的个中原委，只会拉着我观看她的最新作品《渔家乐》，担忧她的眼睛就要花了。
　　我猜想，随着采访的延续，像韩会民和陈素英这样的民间艺人会越来越多，也许他们才真正代表了民间艺人的本来面貌，乡土而又神奇。我们的文字并不能展现一切，这也许是民间艺术没有载入典籍的一个缘故吧。

　　做行动的知识分子

　　落户新疆46载的周吉解释他扎根异乡动因“被新疆音乐勾走了魂”、“我拿音乐当饭吃”。自17岁接触“仙乐般的新疆音乐”，周吉便决定“逐乐而居”、“文化戍边”。上世纪70年代，周吉谱写的“天山青松根连根”唱遍天山南北；80年代，他改编的“且比亚特木卡姆”让木卡姆走出新疆，90年代，他将“龟兹乐”推向世界。1996年，他用五线谱记录了17套《刀郎木卡姆》曲谱并整理出全部唱词。

　　2003年，周吉涉足十二木卡姆申遗。2004年夏，31个县留下周吉与同行的采风足迹。申报片应评委10分钟片长要求，周吉将3个多小时素材浓缩成10分钟。其浓缩功底佐证了音乐家樊祖荫对周吉的评价“他在新疆音乐方面达到的深度广度源于他完全融入到少数民族生活中。”此话稍加修改，如新疆音乐替换为河北文学亦适用于来自冀中平原的袁学俊。

　　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联主席袁学俊18年发现、跟踪、普查、录音、整理中国故事第一村———藁城耿村故事。今年2月出版《耿村一千零一夜》（六卷）。

　　1987年正月初十，袁学俊首进耿村。在村支书靳正新家炕头上，袁学俊倾听十几个故事篓子歌颂忠臣清官孝子，贬斥奸臣贪官逆子的神话故事、宗教人物传说、拟人化的动植物故事、生活故事。那天，袁学俊判断“这是一座民间口头文学的富矿。”据靳正新介绍，耿村1200多人，200多人“好穷讲善念。”自此，袁学俊率普查组“到耿村开矿。”一开就是18年。

　　7月，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袁学俊首将耿村现象带进学界视野。自此打破学界“现今不可能有较大的故事讲述群体”的论断；否定了“民间故事正走向消亡”之说。1989年6月，在匈牙利召开的第9届国际口承文学会议上，耿村录像进入国际视野。该录像打开了中国民间文学通往世界的大门。

　　如果说袁学俊是引领“河北一枝花”开向墙外，那么冯骥才则在杨柳青墙内呐喊多年———“让木版年画遍地开花，而非仅‘古一张’一家。”他在媒体向消费者“科普”：“只有木版年画才是正宗杨柳青年画。”上世纪80年代末，冯骥才痛心发现“木版年画快死了。”半死不活的仅有“玉成号”第六代传人霍庆有一家，霍是惟一掌握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技法的民间艺人。2001年，霍庆有在冯骥才扶植下开店，冯骥才为他题匾“古一张”。画店是一座三层跃层小楼，其远离并孤立于杨柳青年画市场。紫红色的“玉成号”旗幡矗立在一片水泥森林中。旗幡在欧式建筑中的突兀，画店与家居同处的杂乱都似乎暗示了民间文化在今天———现代化速度、城市化潮流挟裹下所处的尴尬境地。

　　2003年，冯骥才发动抢救民间文化工程，其志向“做中国民间文化的四库全书”。年画列为第一批抢救对象。冯骥才工作室悬挂字画“前世之宝，后世宝之”，这一自题墨宝诠释了他做文人、名人的准则———“做行动的知识分子”。行动成果之一，现已出版文字、图片、光盘集成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
　　冯骥才借媒体呼吁：民间文化生存环境历来脆弱。死了一个人，亡了一门艺俯拾即是。来有影去无踪的民间文化如果得不到学界执著呵护、政界强硬保护，其宿命必定自生自灭。

　　纵观死灰复燃的十二木卡姆、耿村故事、木版年画，试想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周吉、袁学俊、冯骥才的执著添柴，其命运是否另一种结局？对于现处速死阶段的民间文化，置身文化圈的知识分子，你选择书斋还是田野？毋庸置疑，起来！做行动的知识分子。

　　开启我看民族文化的另一双眼睛

　　小时候，我生长在偏远山区，关于家乡，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记忆。

　　最爱的是一年四季有那么多节日：春节不光是团圆和穿新衣，还有隆重的祭祖仪式；正月里耍龙灯，路边摆了烧红的铁水，泼洒向天有如礼花绽放，看得人一路欢呼一路挤着躲那金花，生怕被烫了脖子；最爱的是春节的灯谜会，全城老少密密地挤着，争着去扯花花绿绿挂满在绳子上的谜题，高喊着“我猜中了”，一边摇头感叹“神拿石头打人”这样的谜面猜的竟然是词牌名“菩萨蛮”，显然太没水平。

　　三月三，一定要去乡下，苗族人跳花坡。他们穿了一年中最漂亮的衣服，满山地跳舞、对歌、斗芦笙、摔跤和斗牛，为的是寻找意中人，青年男女对对双双走进树林；我们小孩子只知道姑娘家腰带上的花绣得真好看，追着人家的裙子跑，被大人喝转来，朦朦胧胧听说，那漂亮的腰带是要送给意中人的。

　　还有端午，哪只有吃粽子划龙舟那么简单？要戴石榴花，要喝雄黄酒，家家户户的孩子会赛着谁戴的香囊最漂亮最香。那时我是多自豪啊，因为我有心灵手巧的姑姑，她用缎子做的香囊，漂亮别致，从没有别人能因此在我面前抖威风。

　　哪里说得过来呢？还有夏季鬼气森森的鬼节、芬芳甜蜜的八月十五中秋节，登高佩菊花的重阳节……过节真是快乐呢！

　　可是，依稀的童年记忆里，我对这一切是多么地习以为常啊！我不觉得稀奇，那些对我都不重要。我满心想的是天安门的灯光是多么美，外面的汽车楼房神秘而高贵，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令人憧憬；满脑子是大人教育的，好好读书，将来出了这穷山沟沟，再不要这样落后下去！

　　后来，我如愿出了穷山沟，到外面长了见识，习惯起了城市的生活。只是跟城市里长大的朋友聊天，才发现，咦，原来他们的童年不都似我那般丰富多彩！

　　我越来越骄傲地跟人谈起故乡。然而，长大后回到故乡，却找不见童年记忆中美丽的家园：茅草屋不见了，人们都如愿住上了原先向往的小楼房，只是那些丑丑的小楼紧巴巴地挤作一处；城里跑马车不见了，路上挤挤的是三轮摩托和奥拓出租；花枝招展的苗族姑娘们看不见了，因为她们都穿上了牛仔裤；城隍庙不见了，孔庙不见了，过年过节那么多习俗呢？老人叹口气：不讲究了……从此故乡离我的描述越来越远，远得我怀疑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想象？但是，故乡在发展，那里的人如今也会讲GDP。

　　我总是复杂地想起，故乡啊故乡，我是有故乡的人，可是故乡在哪里？

　　几年前，我因为一本名为《黄河十四走》的书，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前教授杨先让，他书中关于丰饶精彩的中国民间文化的朴素记录，以及作者担心我们的文化个性正在消失的拳拳之心，使我深受震动：是啊，生在不够发达的土地上，我们那样向往着发展富强，渴望加速迈进现代化的进程，走得太快，会不会把我们文化的衣裳，也与落后一起拉下了呢？

　　后来，又看到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那些接近原始的歌舞让我找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为此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采访时，那个精灵般的女人说：“你没办法阻止恐龙的灭绝，你不能阻止熊猫的消失，你现在虽然减缓了它，但它总有一天是会消失的。我们也不可能去跟民间的人说：哎呀，你怎么不穿绣花鞋呀，绣花鞋多漂亮，又好走路又漂亮。啊，你怎么穿牛仔裤啊，你怎么房子上要贴瓷砖哪？人家不一定理解你，我倒还好了，我比较崇尚民间的东西，有的人他穿着皮鞋下去跟人家说这个事，人家就会很反感，噢，你倒是可以穿皮鞋，你可以住高楼大厦，你可以开汽车，我们就要骑马，我们就要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你们像看动物一样来看我们，他们还觉得有他们的道理呢。”她说得明白不过，一方面要尊重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发展的权利，一方面要有能力有方式有智慧的人，才做得好传承。“不然，传承的还可能是糟糕的东西呢。”

　　我不能完全地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开启了我看待民族文化的另一双眼睛。但是，专注于报道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种可贵和保护的现状，是我觉得可以为故乡做的一些事。那个我曾一心要背离的落后故乡，那个以我背离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故乡，那个在我童年记忆中那么鲜活难忘的故乡……

　　从“不屑”到“膜拜”

　　如果说最初，听到部里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物报道计划时，我真实的内心感受是“不屑”时，很多人肯定会说你也未免太张狂了吧？但且慢，这的确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些“下里巴人”有什么可写的？这也正应了那句古话———无知者无畏。

　　于是当部里三分之二的记者都已四散开来去各地抓采各种传承人物时，我一直“按兵不动”———还是按照自己的“胃口”，去采访自己认为是“硬新闻”的人物，直到有一天，这个采访成了硬性任务。

　　我的第一站是浙江温州，当我冒雨驱车几百里赶到黄杨木雕的传承人王笃芳的工作室，我就愣住了：在一座座栩栩如生的木雕旁边，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首脑和他的合影，他们都以能求得他为自己雕刻的一尊头像为荣，著名诗人艾青看到他为自己做的头像后，脱口朗诵了自己过去做的一首诗：“……从你的手指里流出了一个我／有我的呼吸／有我的体温……”台湾著名诗人钟鼎文先生曾写信给王笃芳说：“雕鬼容易雕人难”，“你雕的艾青像，神采飞扬，极为生动。现在放在我的书斋里，使我觉得和好友艾青晨昼相对，忘记了我们之间横隔汪洋大海，各在海峡迢遥的一方。”

　　为什么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圈里人”才知道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的价值？媒体在推介和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应负有哪些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民族的民间的东西，总会给人“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态势？谁又该来为今天的民族绝艺或绝技濒临“断档”负责？

　　如果说，来的时候虽不大情愿，但起码心情还是轻松的，可走的时候却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在我采访的诸多传承人中，黄杨木雕大师王笃芳、上海南汇锣鼓书传人宋葆飞、广西柳州烙画艺人张晓源，那么多的传承人，连他们自己的子女都因“耐不住寂寞”、“耐不住清贫”而放弃了本已从父辈学成的绝艺或绝技，这不能不促使我去思考国家这次“抢救”意义之所在？

　　在随后的采访中，我有机会得知了法、日、韩等遗产保护先进国的经验，“中外之比较”，使我看到了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当王笃芳自费招人学徒少人问津时，当宋葆飞自愿出资办学无人理睬时，当张晓源靠烙画难以为生不得不销售木器时，韩国、日本立法从国库给传承人每月补偿，并且人家对“学徒”还要“百般考察”，挑肥拣瘦……

　　在随后的采访中我又获悉，就在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前，北京的一位老弓箭制作艺人杨文通去世了，这更使我认识到了“传承”的“脆弱”和“抢救”的迫在眉睫，我想起了瞎子阿炳。音乐大师瞎子阿炳二胡技艺极高，但并不为人们所知。1950年，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先生得知此事后，利用暑假时间到无锡拜访阿炳，并为他录下了《二泉映月》等六首曲子，可这时录音带用完了。他们约好寒假再录，但遗憾的是不到寒假，阿炳就因病故去了。由于他的故去，他所演奏的二百多首曲子也由此而失传，成为中华民族的永久遗憾。

 　　我忘不了离开上海南汇锣鼓书传人宋葆飞时，这位75岁的老艺人焦虑地对我说的话：“长篇的书已经失传了，现在还只剩下些短篇和表演唱。其实，现在光我手头上可以说的书，就可连续说上4个月，不管是传统的曲目《隋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绿牡丹》，还是自编的新书《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锣鼓说书自始至终都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如果有朝一日，我心中的这些书没人继承，这些东西将随着我的故去而消失。”

　　这些传承人有的不仅是绝技或绝艺，更有着一颗颗爱国家爱民族的拳拳之心，能有机会写他们，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些传承中华民族无形文化遗产的人写好写活，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承”吗？于是，在我的笔下，这些走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令我“膜拜顶礼”的人物跃然纸上：黄杨木雕王笃芳、铜雕之父朱炳仁、顾绣传人戴明教、锣鼓书艺人宋葆飞，还有广西的绣球王朱祖线、烙画大师张晓源、桂北染缬王子马践，以及刀山火海的壮族传承人陈礼发和瑶族传承人李春荣……从某一角度说，写他们也就是在记录中华民族的无形文化遗产的“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