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的,也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 城隍神是由《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庸神演变而来的。水庸神是管沟渠的,凡城都有护城河,水庸神也就成了城市保护神了。城隍神之名,最初见于《北齐书》。南北朝时期城隍庙尚局限于南方的一些地区;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普遍;进入宋代,全国府、州、县城皆建有城隍庙,并列入祀典。 城隍神最烜赫的时期是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想利用群众迷信心理,鼓吹城隍神能鉴察民之善恶,行善者得福,作恶者受惩罚,用以震慑臣民,巩固统治。他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城隍即所谓镇守。各府有都城隍庙一座,其属下各县有城隍庙一座。北京城内有二县,各有城隍庙。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说北京的城隍先是文天祥,后为杨椒山。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杨椒山即杨继盛,是明代的一位正真大臣,因弹劾权奸严嵩十大罪状,被逮入狱,受尽酷刑后被害死,终年40岁。明清两代北京有城隍庙四座:都城隍庙、宛平城隍庙、大兴城隍庙、江南城隍庙。都城隍庙庙会历史最悠久。 都城隍庙位于复兴门内的成方街(旧称城隍庙街)路北。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7年),名佐圣灵应庙。明永乐年间重修,改名大威灵祠。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建,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毁于火又重建,万历三年(1575年)重修。清雍正四年(1726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同治十年(1871年)毁于火又重建。坐北朝面,中轴线上依次有门三重(庙门、顺德门、阐威门)、钟鼓楼、大威灵祠和寝祠,以及治牲所、井亭、燎炉、碑亭等。庙内有顺治十五年(1658年)立石的《西棚老会碑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石的《东棚二圣会碑记》和雍正十二年(1734年)立石的《重修京都城隍庙街挂灯会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立石的《重修都城隍庙碑记》以及《中棚圣会碑记》。 都城隍庙会在明代是最大的庙会。明刘侗著《帝京景物略》:“城隍庙市,月朔、望,廿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令日古今,彝鼎之曰商周,氍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缎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市族族,行而观者云,贸迁者三,渴乎庙者一。“详尽地记载了庙会出售钟鼎、书画、玉器、文玩的兴旺景象。明人笔记《谈经》还说到外国客商逛都城隍庙庙会:“碧眼胡商,飘洋番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的情景,《谈经》中还说:“庙市则起自刑部街之东弼教坊下,绕北,延至都城隍庙,绵亘十里。”从“列肆三里”和“绵亘十里”,足以说明庙会规模之大。 都城隍庙庙会旧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开市之日商贩云集,不仅人们日常所用之物无所不有,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如苏绣、蜀锦、绫罗绸缎、笔墨宣纸等以及国内外奇珍异宝,如商周之彝鼎、奏汉之匜镜、唐宋之书画、名窑瓷器、珠宝、象牙、玉器、珊瑚树等等,盈架悬陈,琳琅满目。客商不仅来自国内四面八方,还有国外的。 清代每年旧历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十天。初一日,宛平县的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会见。城隍出巡,气势很大,仪仗威严,铜锣开道,肃静回避牌,旌旗伞扇,全份执事。以八人肩舆抬着城隍爷,轿前后有舍身还愿者,扮成判官、鬼卒,或披枷戴锁,扮作罪犯,慢慢跟行。还有各种香会相随,如秧歌、高跷、五虎棍之类,边走边表演,锣鼓喧天,谓之献神。沿途观者如潮。 宛平县城隍驾到时,都城隍庙亦以旌旗执事,香会文场相迎。届时几档子甚至数十档子香会相聚一起,各自表演拿手绝技,把走会活动推向了高峰。进庙会后,举行隆重的仪式,上香焚表,祈祷城隍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善男信女进香者,不计其数。 庙会期间,百戏杂陈,摊棚林立,尤以卖估衣者为多。 清光绪初年,都城隍庙毁于大火。光绪末,仅修复三间正殿,以便春秋祭享。 民国初年时,庙里香火还很盛,而且有为各种原因而许愿、还愿的。有的人把两支胳膊肘下边扎穿,拴上提炉来朝拜;有的男孩,穿上红衣红裤,梳上两个小抓髻,扮成女孩,一步一拜或三步一拜来还愿进香。尽管有信众,有香火,但庙会已废不复举。现仅存寝祠五间,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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