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道，《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秘’，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中国当代文学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我第一次见夏志清先生是在1987年，那次赴美到十数所著名大学演讲(讲题是中国文学现状及个人创作历程)，首站正是哥大，那回夏先生没去听我演讲，也没参加纽约众多文化界人士欢迎我的聚会，但是他通过其研究生，邀我到唐人街一家餐馆单独晤面，体现出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次我赠他一件民俗工艺品，是江浙一带小镇居民挂在大门旁的避邪镜，用锡制作，雕有很细腻精巧的花纹图样，他一见就说:“我最讨厌这些个迷信的东西。”我有点窘，他就又说:“你既然拿来了，我也就收下吧。”他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偕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位85岁的耄耋老翁。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两场全听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道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弘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次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我们这边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这边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钟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九十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付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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