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电视银屏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宣传片——在一片幽深的密林中，一个手握相机的男子正在小心翼翼地观察不远处的鹿群。他不是记者，更不是什么明星，他就是为环保事业无怨无悔的奉献了近20年，被人称为“绿色使者”的著名环保专家郭耕。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的郭耕曾是一名十分成功的商人。因为在公司做出的卓越贡献，他曾被评为“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但在1987年，郭耕2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却毅然放弃了前途似锦的商旅生涯，选择了一条也许永远不会被所有人理解的事业。
北京南海子的麋鹿苑博物馆，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平房，两个书柜，两个沙发，一个写字台和一张铺在书柜后头的单人小床，这就是郭耕的办公室。创业起步的艰难没有阻挡住郭耕的“为环保四处奔波呼吁”的志向，他坎坎坷坷地走过了20年。我们的采访从他诸多的头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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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野生动物的代言人，称号是什么无所谓
笔者:北京市政协委员、大兴区政协副主席、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北京市科普先进个人、北京市动物保护先进个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地球奖”的获得者……您的职务和头衔好像特别多？
郭耕:我常说自己是“四不像”。在各地宣传环保知识的时候，人们叫我“教授”。我是像老师而不是老师；在编辑部人称“作者”，是像作家又不是作家；在媒体上我被叫做“专家”，却又不是专家；在麋鹿苑为游客讲解时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但又不是导游。其实，只要能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成为科学与大众的纽带，成为野生动物的代言人，称号是什么无所谓。
笔者:“四不像”也是麋鹿在中国民间的称呼。作为麋鹿苑博物馆、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麋鹿和您的麋鹿苑吗？
郭耕:麋鹿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珍稀动物。具有“脸似马非马，蹄似牛非牛，尾似驴非驴，角似鹿非鹿”的特点。所以在民间被叫做“四不像”。它们生活在湿地。在中国很早就有关于麋鹿的记载，屈原、庄子、陆游、李时珍，甚至乾隆的很多的文字中都有关于麋鹿的描述，所以它跟中国的民间文化有很深刻的渊源。但是它一直不为西方人所认识，直到1865年清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才发现了麋鹿并将其陆续运往欧洲。从那时起它才被西方人所认识。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的侵入以及洪灾的原因，麋鹿这种中国特有的物种在中国灭绝了。
20世纪初，英国乌邦寺主人贝福特公爵收集了当时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从而将这种珍稀动物从濒临灭亡的路上拉了回来。1985年，在中国环保局、北京市政府和英国乌邦寺主人塔雅斯托克侯爵的共同努力下，38头麋鹿才终于结束了华侨生涯，回到了北京南海子。20多年过去了，这里麋鹿的数量由当初的38头发展到近800头。
现在我们所在的南海子麋鹿苑原来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家苑囿，清末时期中国最后一批麋鹿就保存于此。而现在它是距北京地区最近的一处自然保护区、生态博物馆、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和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笔者:我看到您最近出的一本书，叫《鸟语唐诗300首》，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就知道您能与麋鹿、猩猩、羚羊等动物交流，没想到您还对鸟类有这么深的研究。
郭耕:编写这本书也是忽然冒出的想法。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常常组织到野外观鸟的活动，每次到野外我都沉浸在诗情画意里，特别是唐诗营造的氛围中。“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鸟人”、“几多黄粉委红泥，野鸟如歌又似啼”……多么优美的意境呀！观鸟归来每次捧读唐诗，我的脑海中总会幻化出户外观鸟时燕语莺鸣的情境。多年来，由于对观鸟和对唐诗的双重爱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能不能把两个爱好合二为一呢？终于，在2004年的“十一”，我利用休假的几天，把《万首唐人绝句》浏览了一遍，通过阅读唐诗，好像在唐代诗人面前接受了一次关于“人与自然”话题的熏陶，进行了一个跨越自然和人文界限的神交。这本袖珍小集，图、文、诗并茂，涉及的鸟类达30种，有属于涉禽的家鸡、白鹇、鹧鸪；属于攀禽的戴胜、翠鸟、啄木鸟、鹦鹉；鸦科的乌鸦、喜鹊；属于鸣禽的画眉、伯劳、杜鹃、黄鹂；属于湿地涉禽的鹤、白鹭；属于湿地游禽的鸬鹚、鸳鸯、雁、鸭、鸥；属于猛禽的鹰、隼以及难以记数的小型鸣禽莺和燕……为了加强公众保护鸟类的意识，我在国家濒管办万自明先生的大力帮助下，搜集了国家保护动物名录中的鸟类部分，作为附录，为这本浪漫的鸟书，赋予了一些实用性和资料性的内容。
笔者:听说在今年的“两会”上您还有一个关于“京城建设雨燕塔，延伸奥运吉祥物”的提案，从这个提案中也可以看出您对鸟类的研究和喜欢程度。
郭耕:是啊，我做这个提案是考虑到当代农林业大量使用杀虫剂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丧失，特别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而生物治虫，尤其是通过鸟类对昆虫的进食作用，抑制虫害，则是安全系数高、毒副作用小、善待生命、尊重生态规律、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最经济的方式之一，符合科学发展观与环境友好理念。在数以千计的鸟类中，雨燕的食虫能力，卓尔不凡。但是，现在的建筑物，都未把鸟类能否栖息予以考虑，老式的带屋檐的房屋越来越少，雨燕日益无家可归。据有关方面对北京地区雨燕资源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北京雨燕仅剩3000余只，以故宫为例，1964年记录360只，1974年记录410只，但2000年仅发现64只了，逐年减少的现状令人堪忧，所以保护雨燕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出台的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是京燕，这就为人们关注雨燕，保护雨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雨燕即楼燕，中文正式名称北京雨燕，北京是“北京雨燕”的产地，科学发现年代为1870年。其实，它们自古就被视为吉祥、兴旺的征候而伴随着北京人春来秋往、生生不息了。雨燕每年阳春三月飞来，在北京生儿育女后，八月下旬又折回南方。雨燕是著名的食虫益鸟，一只雨燕在育雏期间一天能捕捉4000－6000只昆虫，一夏天就能吃掉250000只蚊虫，所捕之虫排起队来足有一公里之长。雨燕的存亡，还作为城市环境的指示物种，生物防虫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不容忽视。
我们通过对北京的特色物种的张扬和关爱，把自然保护、生物防治与民俗传统继承、燕京本土文化的发掘有机结合，达到绿色、科技和人文的共融，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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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奔走呼唤是为了那些无言的生灵，因为它们是弱者
笔者:听说您在大学学的是贸易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正大进出口服务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在正处于事业上升阶段时，您为什么会选择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的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事业？
郭耕: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从家传来说我爸爸原来是宣武区环保局局长。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动物，对动物有特别大的兴趣。但高考时没有报考与动物相关的专业，而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数学成绩不好，报考属于理科的动物学专业希望不大，并且自己也认为贸易系毕业会很吃香。
毕业后的五年，我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虽然取得过不小的成绩，但我已经对商业生涯腻烦了。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是:我找不到我的快乐！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
1987年，我们公司和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筹划建立了一个濒危野生动物繁殖中心。这让我特别兴奋，好像为我打开了另一个新世界的门。记得那是我26岁生日，我来到位于北京南郊大兴榆垡一个叫东胡林的地方，濒危动物繁殖中心就建在那片林子里。第一天上班，领导让我在灵长类和雉类动物中自己选择一种饲养，我觉得金丝猴特别可爱，特别聪明，所以我就选择了灵长类中的金丝猴。之后，我还养过长臂猿、黑猩猩、猕猴、卷尾猴等大大小小各种猴子。
笔者:那时你就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从事动物保护事业了？
郭耕:不是，坦白地说，当时来到驯养中心，只是单纯地认为可以从动物身上得到一些乐趣，说白了就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尔虞我诈的商海。不过时间一长，我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理解动物，它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声叫唤，都会触动我。随着与它们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就开始思考:凭什么它在笼子里，我却在外面拿着一串钥匙，这跟监狱长面对囚犯有什么两样？我觉得内心的负疚感越来越强烈。当你看见黑猩猩在囚笼里向外伸出双手，嘴里向你发出“哼哼哼哼”的声音，用企求的目光看着你的时候，谁能无动于衷？！
终于我开始明白，一个单纯养笼中动物的饲养员帮不了它们。所以我要变成一个野外动物的研究者、教育者、保护者。
笔者:我知道，这些年你到各地去宣讲环保知识都是义务的，你如此辛苦的宣传环保，但你是否想过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你，支持你的事业？
郭耕:我有一次在某个网站做客，有的网友就说我偏激。偏激？也许吧，其实我非常热爱人类，我抨击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是人性中的恶。无论别人怎么看我，我始终坚定一个信念——我这种奔走呼唤是为了那些无言的生灵，因为它们是弱者，它们无法直接反抗人类的暴行。所以我说，我的工作在1995年以前是人面对动物，在之后是代表动物面对人。
的确，我不可能改变所有人的观念，但作为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西方叫Environment？Educator，我可以尽可能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也是我在麋鹿苑建“世界灭绝动物墓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是，我认为不仅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才有识的、合格的社会公民，更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一个有德有情的、合格的地球公民。德才兼备是我们的期望；无德无才，是我们的失误；但有才无德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科学知识掌握在有德者手中，会造福；科学知识掌握在缺德者手中，就会造孽。
笔者:做了这么多年的环保宣传工作，你觉得我们国家，我们的民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有很大的改进吗？你的宣讲效果如何？
郭耕:通过宣传，人们保护环境意识确实有很大的改进，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我认为效果明显。我们讲座的听众大多是学生，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都有。我认为要学生们理解、接受，就要与他们交流。我们每次讲座前后的区别完全是天壤之别。一开始学生们听说有环保讲座，都认为是说教，“又是讲环保！”他们的确有抵触情绪，听老师说前不久有个院士来讲环保，很多学生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是听我的讲座他们慢慢地就有了兴趣。我尽量使讲座生动，采取互动的做法。我讲动物的生物性，讲生态道德、环境伦理，讲地球上动物的代际关系，我还联系人与动物的关系和学生们一起唱《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流行歌曲。我们讲座的场面非常活跃，在我的电子信箱中常常收到学生们的来信，他们说听了讲座对自己一生都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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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地球这个生态圈中的一员，都应该为保护环境承担责任
笔者:您用自己对动物的了解和感情编写的教材、书稿打动和感染了许多人。你们的环保宣传很有新意。凡是到过麋鹿苑的人，对那片“世界灭绝动物墓地”都会是刻骨铭心的。特别是您亲手设计和建造的呈多米诺骨牌状的墓碑，每块墓碑上都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名称和灭绝时间，在倒下的墓碑群末端的一块上写着:人类，灭绝时间……您为这些灭绝动物写的墓志铭:“工业革命以来，以文明自诩却无限扩张、为所欲为的人类，已使数百种动物因过度捕杀或丧失家园而遭灭顶之灾。当地球上最后一只老虎在人工林中徒劳地寻求配偶，当最后一只未留下后代的雄鹰从污浊天空坠向大地，当麋鹿的最后一声哀鸣在干涸沼泽上空回荡……当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你就能幸免于难吗？”更是给不珍惜大自然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郭耕:通过这么多年与动物的接触，我从动物身上感到了无限的美，而这种美恰恰反衬出了人类的丑恶，一种残暴自私的丑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在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上，否则我们的子孙恐怕要面临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生态圈，我们处于生命的共同体之中。
的确，动物是无言的，自然是无声的，它不会直接反抗我们，但这种反抗会慢慢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我们砍伐森林，换来的结果是水土流失，泥石流，这种天灾就是因为人祸；自然界的鸟都抓到笼子里或者被我们吃掉了，鸟少了，虫子就多了，我们用杀虫剂，用农药喷在农作物上，最后几乎50％的农药残留物就都循环在我们的消化道中。还有前不久很多城市遭遇的沙尘暴，这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控诉和反抗！记得一位哲人说:“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他人和动植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这个人才算是有道德的。”在我们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今天。我们就是缺乏道德——生态道德。
笔者:那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不让人类在未来成为一块倒下的墓碑呢？
郭耕:我认为今天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行为应该主要落实在人类行为的改变上。每个人都是地球这个生态圈中的一员，因此每个人都应该为保护环境这份事业承担责任。我自己就是素食者。不要认为保护环境是环保组织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吃野生动物，不穿动物皮毛、不乱砍乱伐树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些细节做起。
笔者:您4月22日刚从云南回来，几个月前您还到过西藏，您演讲的听众也都是学生吗？
郭耕:我是2005年9月份去的西藏。主要还是宣传环保知识。当然，通过与当地环保工作人员的交流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在那儿为当地的环保干部和大学生做过几场演讲。其中一个的主题是“生态旅游”。因为西藏作为很多旅游者向往的地方，会面临与许多旅游城市一样的问题——发展旅游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我这次到云南做了20多场演讲，听众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听众有各个阶层的，农民、中小学生、大学生，主题是“绿色奥运，厚德载物”，有时需要深入浅出地讲，有时就要理论水平高一些，听众里也有环保专家，我们一起探讨环保问题。最近我又被邀成为中科院老专家演讲团的成员，今后演讲任务会更多，尽管都是义务的，但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环保事业，我觉得更有希望了，我会为这个伟大的事业乐此不疲地演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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