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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摄政:大清王朝终结者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刘小萌

    醇亲王奕譞生有七子。其中,长子、三子、四子均早殇。次子载湉,即光绪帝。五子载沣,袭醇亲王爵。六子载洵,奉慈禧太后懿旨承继瑞郡王奕誌为嗣,承袭贝勒;七子载涛,承继奕譞弟弟钟郡王奕詥为嗣,也承袭贝勒,两人均加郡王衔。他们虽出继别支,但与载沣同出一父。一门三王,显赫无比。清朝两代醇亲王,都是父以子贵。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因次子载湉为帝(光绪),得享“世袭罔替”殊遇。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因长子溥仪继光绪之后以幼龄继帝位(宣统),遂做了监国摄政王。
 
  载沣生于光绪九年(1883),8岁承袭醇亲王爵。26岁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同时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承继同治,兼祧(tiāo) 光绪,由载沣当监国摄政王。

  光绪帝载湉病殁时,在皇室近支溥字辈中,恭亲王溥伟年龄居长。他自以为,乃祖恭亲王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殁后配享太庙,决不是任何近支所能比拟的。如立长君,他当然有份。不想慈禧太后择立3岁溥仪,使他觊觎帝位的希望落空。

  如此看来,恭亲王奕?父子在皇位角逐中一共错失三次机会:第一次,奕?与奕詝,以兄奕詝捷足先登;第二次,同治帝载淳病殁,奕?子孙又被排挤,以醇亲王奕譞次子载湉胜出;第三次,又以醇亲王载沣长子溥仪胜出。难怪此后很长时间,溥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慈禧太后在嗣位问题上为什么又一次弃大选小?有以下一些推测:

  其一,与溥仪家的关系最近。溥仪的祖父奕譞的正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溥仪的母亲苏完瓜尔佳氏,是慈禧太后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又被慈禧太后认为养女。慈禧太后将她指配给载沣时,载沣生母刘佳氏已为他定亲,奏告太后。太后坚持给载沣指婚,刘佳氏只好将已定之婚退掉。

  其二,防范袁世凯。溥仪的父亲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太后选定他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所代表的维新派为袁世凯所出卖,光绪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对袁无不恨之入骨。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慈禧太后临终前的这个决定,反映了她刻意保全爱新觉罗皇位的一片苦心。

  其三,为同治帝立嗣。慈禧太后当初立载湉承嗣咸丰帝而不为同治帝择嗣,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继嗣制度,也违背了清朝家法。为此,还发生过震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事件。

  吴可读,字柳堂,甘州皋兰人,咸丰进士。曾任御史,因直言敢谏几乎被撤职斩首,后改戍军台。光绪改元,遇赦,重新起用为主事,分发吏部。光绪五年(1879)春,将穆宗(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合葬于清东陵,吴可读自请随往襄礼,归途至蓟州,宿废寺中,自缢未死,复仰药而亡。吴可读自尽,是为了将遗疏上呈御览,因为除御史外,低级官员无权直接上疏。他在遗疏中说:“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他还援引历史上宋朝和明朝故事,说明名位次序不可乱定,并坚请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为载淳立嗣,明确规定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死去的皇帝)嗣子。吏部将吴可读遗疏奏上,朝野震动。

  吴可读“尸谏”并引起社会轰动,说明朝野许多人士对“祖宗家法”被破坏心有耿耿。但他建言日后载湉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无异于预定皇太子,同样有悖清朝“不建储贰”的家法。众王、大臣认为有机可乘,纷纷上疏,谓吴可读所陈不可行。这自然符合慈禧太后的本意。不过,吴可读毕竟是为争嗣而死的,慈禧太后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他的遗疏上批道:“以死建言,孤忠可悯。”

  慈禧太后临终前选定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借此为故去多年的儿子载淳立嗣,也算了结了一段历史上的公案。

  在上述三种因素中,哪种因素产生了作用不得而知。或者,当慈禧太后最终作出决断时,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影响。

  在清朝12帝中,一共出了5个小皇帝。顺治帝福临6岁即位,康熙帝玄烨8岁即位,同治帝载淳6岁即位,光绪帝4岁即位,溥仪年龄最小,只有3岁。溥仪即位后,载沣摄政,并为监国,代皇帝主持国政,有权裁定军国大事和黜陟赏罚诸事。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称摄政而不监国,所以载沣的身份权势比起睿亲王来尤其尊显。但他摄政仅仅三年,清朝就如土崩瓦解般垮台了。清朝的垮台,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摄政王载沣的举措失当也有直接关系。

  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相貌堂堂,颇有风采,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进出清宫的美国医生这样描述说:“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

  载沣堪称清朝王爷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18岁,以皇弟的显贵身份率使团赴德国柏林,为上一年义和团运动时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刺一事向德国皇帝威廉·亨利谢罪赔礼。载沣抵达柏林后,双方对谢罪仪式一度发生争执。德方要求载沣晋见德皇时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均行跪拜礼。此种侮辱,使载沣不堪忍受。后经据理力争,谓世界各国使节觐见彼此元首时均不行跪拜礼,若德皇强欲清朝使者行中国礼,受礼者未必光荣,如传闻于他国,反为德国之耻。措词委婉而有理,经多次往返交涉,德皇放弃原议,终决定俱行鞠躬礼。
 
  出使德国,使载沣大开眼界,从此雄心勃勃,想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果没有克林德事件,载沣不会出使德国,也根本不会有游历欧洲的机会。按清朝旧制:王公和闲散宗室,照例不许离京城40里。如果没有这次出使,他大概会像其他许多满洲王公,一辈子生活在京城的狭小天地,对外部世界懵然无知。但载沣归国后,并没有被委以重任,又过7年,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
 
  溥仪即位,26岁的载沣一下子被超拔为摄政王,实在勉为其难。他深知责任重大,很想励精图治,使衰朽的清王朝呈现出某些新气象。他每日到乾清宫听政,并召见臣工。一切章奏,亲自批阅。他还仿照雍正帝,在奏折上勤加朱批。但苦于不得要领,往往辞不达意。又有亲贵从旁掣肘,意见屡有反复。王公大臣入觐,常对坐无言,遇到请示意见,则嗫嚅不能立断。很快引起众人的失望。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载沣“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第一,处置袁世凯,优柔寡断。载沣摄政后的第一件事是经过皇族集团的共同商议,要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凯。他下令罢去袁世凯的一切职务,硬说他有“足疾”,行动不便,勒令回老家养病。据说原来是要将他处死的,但由于袁背靠外国使团,且拥有强大的私人党羽,载沣投鼠忌器,不敢下手。当时亦入军机的重臣张之洞也主张不杀袁,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仍控制北洋军队。载沣将他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痈成患”的作用。载沣处事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手腕,据此可见一斑。

  第二,大抓军权,形同寡人。罢黜袁世凯,是清朝皇室在军事上排斥汉人势力的开端,加剧了皇族与汉大臣的矛盾。载沣为加强皇室对军权的控制,又采取了以下措施:

  (1)任命其弟贝勒载涛、贝勒毓朗、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2)下谕成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妥慎筹划,命庆亲王奕劻总核稽察。5人中满洲4人,皇室又占了3人。萨镇冰是留学英国归来的海军专家,也是唯一的汉人。不久成立海军部,由载洵担任海军大臣。

  (3)载沣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

  (4)将军谘处从陆军部分离出来,后改军谘府,以贝勒毓朗、载涛为军谘管理大臣。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载沣通过载涛,决策最高军事机密。

  这样,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就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

  载沣摄政初,外国政府和国内立宪派都曾对他寄予厚望。第一,他曾出访欧洲,眼界远远超出以往的统治者;第二,他是光绪帝的弟弟,对推进中途夭折的改革有着顺理成章的热情;第三,他在政治上给人们留下了开明的印象。据说载沣出使欧洲后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叫做“布鲁厄姆”的欧式马车,驾着它到处来去。这辆一匹马拉的轻便马车,似乎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摄政后会在立宪方面取得新的进步。谁知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充其量也就是一点皮毛。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就是军队一定要控制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把军队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抓在自己家人手里。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族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上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

  第三,预备立宪,皇族内阁。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和保荐。钦选就是由皇帝亲自点选,目的仍然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对资政院的控制。

  资政院开设后,一切议决案需有一负责部门处理,责任内阁应运而生。宣统三年(1911),摄政王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负责组织责任内阁,并将原来的军机处和旧内阁裁撤。待内阁人选宣布,舆论大哗。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因而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这样多的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擅大权的局面,即使在清王朝200多年历史上,也是未曾有过的。于是,“近支(皇族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谚语不胫而走。

  清皇室借立宪之名,不但没有对统治权有所放松,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宗室亲贵的专权,激起公愤。各省谘议局竞相上书,弹劾内阁,皇族成为众矢之的。清室对舆论汹汹却不屑一顾。立宪派原想在内阁中分点好处,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与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

  载沣一味集权,排除异己,在朝野间引起极大不满。加之他生性懦弱,没有统驭全局的才干,致使皇室内部派别分立,纷纷竞争权力。其中一派以贝勒载涛、毓朗为首,控制军事大权,得到载沣的倚信。另一派以镇国公载泽为中心,把持财政大权。载泽虽是由远支宗室过继给惠亲王庶长子奕洵为嗣子,因其自幼聪颖,颇得奕譞怜爱,与醇王府关系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这层关系,即可私传太后言语,挟制载沣。载泽掌度支部后,在政府中独树一帜,“以集中财政为务,犹载涛之集中军权”。载泽为扩张势力计,向载沣推荐盛宣怀就任邮传部长。庆亲王奕劻组阁后,载泽辈力谋倒阁。当时谙于政情者,多认为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非载泽莫属。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军机大臣,受命组阁,自知势单力薄,于是与那桐结为一气,分居总、协理职位。奕、那二人贪污受贿,早已臭名昭著,世人称为“庆那公司”。那桐与袁世凯、徐世昌等关系深厚,结为一党,与载字辈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亲王溥伟,载沣对他一向存有戒心,认为无合作的可能,只给了一个禁烟大臣名义,以示敷衍。

  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强化皇室地位,结果却演变为各派亲贵揽权谋私、犬牙相制的复杂局面,统治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对载沣本人来说,实非始料所能及。

  清朝末帝溥仪登基时,曾由摄政王载沣怀抱升殿,净鞭响亮,吓得溥仪大声啼哭。摄政王安慰他说:“皇帝别哭,一会儿就完了。”这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谁知竟成为清朝灭亡的谶语。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多月时间,先后有13省宣布对清廷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清廷派出的军队,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出征讨伐,屡战屡败。清廷岌岌可危,惊慌失措。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一齐向载沣保举他的政治死对头袁世凯重新出山,同时以“奉职无状”,自请“立予罢斥”。载沣本不愿意迈出这关键一步,但是他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心腹,亦提出“非宫保(指袁世凯)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载沣在穷途末路之际,只好任听摆布,将大权拱手交给袁世凯。

  十月,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回到北京,马上收编了载涛掌握的禁卫军,接着迫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至此,袁世凯已把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攫为己有。随即,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与南方民军达成清帝退位后选他当大总统的保证,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当时,隆裕太后连连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隆裕太后无可奈何,抱着溥仪大哭说:“我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王公贵族,主战主和,意见不一。不久,极力主战的宗室贵族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亲贵王公闻风丧胆,纷纷逃避。同时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等40多名前北洋将领致电清帝要求退位。

  有趣的是,清廷存亡危在旦夕,摄政王载沣虽也如坐针毡,但在讨论战和的会议上,却经常一言不发。以致皇族中有不少人认为他庸碌无能,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江山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但是也有人认为,载沣虽从政历练不足,但能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

  民国初年,孙中山两次到北京,都曾拜访载沣,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是一个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动;做为皇帝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前头,把家族的利益摆在后头,是难能可贵的,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孙中山的一席话,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

  据说,当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位,从宫中回归王府,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福晋见他一副若无其事、轻松的神态,气得痛哭一场,并告诫儿子:“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那样!”这段故事与载沣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不足以证明他早有“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摄政三年,的确令他心力交瘁。

  对比清初、清末的局势,有一些类似之处:一,都是幼主统治,顺治帝6岁即位,宣统帝3岁即位;二,均由摄政王执政,但睿亲王多尔衮佐兴,醇亲王载沣助亡。两次摄政,效果悬殊。难怪前人提起载沣来,要说他“回思多尔衮,功罪两相殊”了。

  醇亲王先后有两座王府,一座是宣武门内太平湖的旧府,另一座是什刹海后海北岸的新府。载沣摄政期间,新府改称为“摄政王府”,同时又称“北府”(系指太平湖旧邸为南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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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

  (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3)吴玉清、吴永兴编著:《清朝八大亲王》,学苑出版社,1993年

  (4)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族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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