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曾在东总布胡同生活了30多年，这条胡同是元代形成的，据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而这条胡同的宅院是清末以后才形成规模的，1913年，家住东总部胡同的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周自齐，为自家出入方便，捐资修建了京城这条又史可查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另外，这条胡同里还住过许多的名人，当年瞿秋白的俄文专修所就设在这条胡同里。张学良、沈钧儒、史良、李宗仁、班禅、李济深、陈香梅、马寅初、陈岱荪等名流名家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当我怀着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去看我家曾住过的东总布胡同46号（老门牌，现60号）的宅院时，才得知这条胡同要拆迁了。
历史在迈出脚步时往往很难令人察觉，然而不经意间，一切都成了历史。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王兰顺同志对我说：“若不是2003年7月一场大风刮倒了60号院里的一棵树，我代表街道来探望灾情，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院原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也不知道这里曾住过那么多著名的作家。”看着宅院地面上的碎砖烂瓦，恍然间我才悟到，这院子已悄然走过了半个世纪，而在这个院生活过的作家如今只有父亲严文井和刘白羽尚健在。
当年这里还曾住过罗烽、白朗、金近、秦兆阳、肖乾、康濯、艾芜、张光年、赵树理、陈白尘、舒群、菡子、草明等人，可谓囊括了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字、儿童文学家、诗人、散文家。
也许，这篇文章不该由我来写，因为刚搬进这个院子时我只有5岁，在反右以后的数次运动中，我还是个孩子，对政治风云绝对不懂。好在还有些记忆的碎片，有这些作家的亲属健在，有作家们的作品传世，我才敢大胆地拿起笔，写写曾在这里住过的几为作家，以示纪念。
大酱园的新主人
46号院坐落在东总布胡同的西北口。在没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宿舍之前，这里是个大酱园子。据说，过去的生意人都住在胡同口，以方便买卖。
1952年前后，作家们带着家眷陆续从各地来到北京，没地方住，就先暂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现门牌53号）。这个院子也颇有来历，它当初是大汉奸、北洋军阀时期北平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的宅子；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抗战胜利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所在地。因为当年的铁路局长是在这座房子里的楼梯上上吊自杀的，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虽说名称不好，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三进院落。里面有假山，有一座琉璃瓦顶的二层楼房，还有许多厢房。整个院落有回廊相连，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
1953年春，中国作协买下了离机关50米远左右的大酱园，经过修整，作家们终于有了安居之所。
当初的大酱园是个拥有三个大院连带一个临街铺面的深宅（北起东总布，南至顶银胡同）。中间那进院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酱园老板的住宅，十几间厢房可能是大小伙计们住的。据说老板是山西人，不知是因生意不好，还是酱园已倒闭，总之主人已逃之夭夭。然而当时卖房时还有个古怪的条件，得连同院子里的300多口腌菜沤酱坛子一道买下来，可见当初买这所宿舍宅院时，中国作协下了不少力气。
在没搬到大酱园前，因父亲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我家则住在中南海的庆云堂，尽管那里的院子很宽敞，但我家仅有两间小屋，平日吃食堂，上院内的公厕。好在那时哥哥、姐姐、妹妹和我，无论上学的还是上托儿所的都住宿，父母尚能过得去。那时，每到星期六，妈妈从中南海的西门把我从托儿所接回住在北门的家，星期天下午再从北门送到西门。5岁的时候，我得了一场腮腺炎，被托儿所隔离了好些日子。等到能被妈妈接回家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咱们搬家了，这回带你去新的家。
这一年是1953年，父亲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
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妈妈，吱吱嘎嘎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东总布胡同46号。
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双开的朱漆大门，迈过高高的门坎，再下三四级台阶才进入院子。这是第一进四合院，院子不算大，却种满了花草树木，有海棠、丁香、榆叶梅、珍珠梅、桑葚和国槐等树木，院里还盛开着大理花、凤仙花、茉莉花、夜来香，花香袭人。此时正值初夏，满园姹紫嫣缸、馥郁芬芳、令人赏心悦目。我家住的是坐南朝北的南房，共四小间，东起第一间是我们姐妹四个的闺房，里面有两张木头做的上下床，旁边是哥哥的小屋，然后是父亲的书房和父母的卧室。在我家和二进院的北房之间有一个不到两米宽的空间，像个狭长的天井，可供我家东边的两间小屋采光透亮。听说我家住的这几间房原先只有个顶棚，是个小驴推磨的地方。可家毕竟是家，住进了人就有了欢声笑语，有了亲情，有了温馨。
我家在狭长的“天井”中段取了两米，两面加了墙作厨房。妈妈从厨房取出一块肉给我吃，虽说是清燉的，只放了点儿盐，但好香好香，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吃妈妈亲手做的菜。
吃了东西，我就跑到院子里玩，对面北屋住的是罗烽伯伯、白朗阿姨。此时，他们正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纳凉。见到我，他们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就算相互认识了。那时，第一进院只住了我们两家人，东边的三间房一间是传达室，一间是工友的宿舍。两个工友老翟和老陈每天为各家打扫卫生，送开水（不过这一状况维持的时间不太长）。
我走进第二进院子，感到这进院子比第一进院子大多了。西屋的前三间当时住的是秦兆阳叔叔，他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儿秦晴，还有两个小家伙，燕子和万里。艾芜伯伯住了二进院的两间南房、两间西房（与秦兆阳紧挨着）。他有两儿三女，小儿子汤继湘与我同岁。北屋住的是刘白羽，位置最好，是原房主住的房子。他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刘彬彬与我同岁。第二进院当时只有两小间东房，大部分是院墙，花草树木更多、更繁茂，是个捉迷藏的好地方。
再往里走就进了三进院。这进院也不大，但比一进院稍大些。应该说明的是二进院与三进院是一排房之隔，艾芜家的门开在了二进院成了二进院的南房，而其邻居赵树理家的门开在了三进院，成了三进院的北房。赵树理家的东边则是二进院与三进院的过道。（后来成了张光年家的厨房）。当时赵树理有三儿一女，但并未带家眷，只住了两间小屋。三进院的东屋住的是舒群，当时只有一个两岁大小的儿子和平，西屋三间住的是萧乾伯伯，当时他只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儿子铁柱，南屋四间住的是陈白尘伯伯，当时有一儿一女，大女儿陈虹与我同岁。
以上是1953年—1955年“大酱园”的格局，后来作家们因时因势搬进搬出，房的主人也因此而改变，比如秦兆阳搬到小羊宜宾3号后，萧乾搬到了这里，1957年底萧乾搬走后，康濯又搬进了这几间房。赵树理搬走后住进了菡子。舒群搬走后住进了草明……1956年，二进院又盖了一栋房，住进了张光年……
此时，院子里的作家们大多40上下，这是个心智、理智都成熟的年龄，又是个踌躇满志的年龄，他们都已功成名就，全国知名，但当时在我这个学龄前孩子的眼里，他们都只是叔叔、伯伯、阿姨，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以致于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所上的新开路小学的大队委想通过我找金近、张天翼两位著名儿童文学家时，我这个只识面孔、不识名字的傻丫头竟不知他们是谁。直到上了三年级，我能读书了，才恍然知道身边的叔叔、伯伯、阿姨都是有头有脸的中国大作家。
院子里有个熟人赵树理伯伯
“大酱园”的作家里，我最早熟识的面孔就是赵树理伯伯，因为我家住中南海庆云堂时，就与他住在同一个院子，他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他对孩子十分友善。那时我住在托儿所，每星期回来一次，他记不住我的名字，就管我叫“小李叔华”（妈妈的名字）。一次，妈妈把我接回家后，要出去办事，临时把我托付给他，他笑眯眯地接手了。只见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包烟，抽出锡纸，团成一个小球，然后放在手心里，对着球吹了口气，接着将这只攥着球的手在我的头顶上摸了一下，再伸出手时，手里的球不见了。一会儿，他又用那只手掏自己的耳朵，待伸出手时，球又回到了他的手心上。以后，这只球一会儿从他的腿上进去，又从嘴里出来，一会儿从肚子进去，从胳膊肘出来。他的兴致很高，边变边笑，嘴里念念有词：“从这里进去了，从这里出来了。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觉得一点儿不好玩，便不作声，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独自高兴。
妈妈回来后对爸爸说，老赵真有耐心，跟孩子玩了有半个多小时。因此，赵树理伯伯是“大酱园“的作家中我惟一熟悉的面孔。他见到我依然是笑眯眯的，只是他的戏法去变给陈白尘两岁的小儿子阳阳看了。
待我上了小学后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赵树理。
赵树理伯伯平时爱穿一身黑呢子中山装，那时候对他的记忆有二，一是他喜欢给父亲“送戏上门”，唱上党梆子；二是喜欢拉着父亲下围棋。我曾见过他双手击打着桌边，唱着高吭的上党梆子的情景。只是对这“土音乐”，我一点儿听不懂，更说不上喜欢。然而，唱梆子人的那种分外投入的神色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唱到高吭时的悲切有股苍凉感，让人感动。
他喜欢找父亲下棋也给我的印象很深。每次去下棋，父亲都要很晚才回来，而父亲不回来，妈妈是不会睡的。实在熬不住了，妈妈就去找爸爸回家，每每惹得这位伯伯不高兴。一次，妈妈买回一个西瓜，适逢父亲又被找去下棋，妈妈就让姐姐到后院去找爸爸，姐姐还挺策略，说：“爸爸，咱家来了个客人，脑袋特别大，脸都绿啦！”
据肖乾夫人文洁若回忆说，他们每次去赵树理家串门，都见桌上放着几张从东欧国家寄来的支票，估计是稿费，可他从不去取，几个月过去了，支票还在那儿放着，似乎与他无关。
据父亲说，赵树理的稿纸从来都是很干净的。他曾对父亲说，写《灵泉洞》的时候，他每天要写5000字。起床后，他就开始构思这5000字，包括刻画形象，调整语句，修饰词藻的功夫在内。当这5000字一个一个按顺序在脑子里都安排妥当并记住之后，就坐下来一个字不改，一口气地写出来。
印象中，赵树理伯伯是1956年搬出“大酱园”的，自从他搬出去后，就很少再见到他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深入生活、搞创作之中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60年代初，在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我拿的是父亲的赠票，正好与他挨在一起，那时，他似乎已从因给中央写信、为农民说话而挨批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兴致很高，精神很好。当舞台上，那个资本家出身的丈母娘，口吐烟圈，点燃四五支烟，教女婿抽烟时，他称赞这个人物写得好，并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写。”不过戏没看完他就走了。
陈徒手在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里，专门描述了1957年冬赵树理因给中央写信挨批的遭遇。“那一年，他从北京从省里、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交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了‘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父亲在一篇写赵树理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一致说，农村形势一片大好，不象老赵说得那么悲观。老赵虽然处于孤立的地位，却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我只记得老赵发言中有这么一个意思；农民交出了自己种的粮食，国家总应该给他们一些东西，哪怕是小商品，比方针头线脑样的东西。我们总因该给农民一点东西嘛!这个会只有不了了之。”
尽管这次批判近停留在内部，既没给他处分，也没做结论，但这次批判对他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
当“文革”的风暴猛烈地刮起来时，他那些有关农业和农民方面的言论都成了置他于死地的“罪证”之一。为此，他受尽了折磨。1970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踢断，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又不准他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最后一次批斗，他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5天，这位中国著名作家死在了监狱中。
他是第一位在“大酱园”住过并死去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
反右时，萧乾离开了“大酱园”
1955年，我与院里的同龄人都上了小学。这一年4月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紧接着又开始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大酱园”的作家大多来自解放区，因此没有人被牵扯进去，但这一年并非风平浪静，在作家中，打了几个反党小集团，因规模不大，且是在内部，所以我们基本无知无觉。
1956年对萧乾来说是幸福的一年。虽说这位报道过欧洲二战的大陆的惟一记者，于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然而回国后并不受赏识，因为他被看作是染了一身资产阶级泥巴。1956年，他的政审才得以通过，这才得以重用，被委任为“文艺报”的副总编，并从“大酱园”的三进院搬进了二进院，住得仍是西房（即秦兆阳原先住的房子）。不过，这一年二进院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嫌我们这些孩子太吵，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刘白羽在二进院拉起了一道围墙，形成院中院，而在他家的南边又盖了一栋房，并堵住了二进院与三进院的通道，搬进了张光年。这样，二进院成了两个小院，而西房的门前则成了一个通道，这使萧乾感到很憋气。但他并不敢表示不满。相反，他家的大花猫“花花”，因屡屡偷吃刘家的鱼或张家的鸡，而被时时遭到“抗议”，他只好把心爱的猫“放逐”。这些他都写在了《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就不再赘述。
在没搬进二进院子之前，萧乾伯伯常给我们讲故事，这皆出于那他那爱子的苦心，希望他的儿子能与全院的小朋友搞好团结。记得那时，每逢吃完晚饭，铁柱就会挨家挨户地去请大家到他家听故事。萧乾伯伯那时已经发福，坐下来叠起一层肚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五六个孩子一来，把他家的小屋塞得满满的。他开讲时还要把一个孩子抱在腿上，也许是他常与父亲一起听音乐的缘故吧，这一荣幸的位置往往属于我。“从前啊……”开始这一句，他也用的是那种极老套的方式并拖着长腔，但很快能让人入境。我们听得最入迷的就是《神灯》，阿拉丁就是那时住进了我心里。只是好景不长，我们未能听到萧乾伯伯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这又皆因为是那西方民主观念在他心里牢牢生根。他曾在那篇使他成为右派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于1957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引过这样一段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这一平等观念，他也用到了教子中。为了矫治儿子时而有的口吃，他与儿子“约法三章”，“如果哪天听见你结巴，爸爸打你一下，如果你听见爸爸结巴，就打爸爸一下。”他并没有为此去打儿子，只不过是给个警示，谁知儿子竟认了真。一次，他正讲着故事，边讲边看书边现编词，不经意中结巴了一句，铁柱就兴冲冲地上去给了他爸一个嘴巴。讲故事的事从此就结束了。
1957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已断文识字，能看报纸，并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笑眯眯的伯伯竟成了右派，但这并未能阻止我到他家去串门，因为这时他又添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两岁的萧荔和不到周岁的萧桐，这活生生的小娃娃可比布娃娃可爱多了。万万没想到我这无意之举竟让萧乾夫妇记了多少年。文洁若在《我与萧乾》第七章“炼狱”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作家协会宿舍大院里的那个家，早已成为荒凉的孤岛。无辜的娃娃们只得和父母共患难。中秋节，我弟弟学朴突然送来了几个月饼，此外就再也没有人敢上门了。惟独前院那个老友严文井的两个小女儿倒是来找荔子、桐儿玩过两三次，使我这个做妈妈的受宠若惊。”
萧乾伯伯被定为右派，在我后来翻看的资料中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他听信了向党进言无罪，写了中肯的意见《放心、宽容、人事工作》发表在6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但才过了十几天就形势大变，这便成了铁板定钉的罪证。再就是“鸣放期间”，《文艺报》三个副主编轮流值班。“毒草”放得最多的时候恰是他值班的那个月，于是他成了“替罪羊”未躲过“57年”这场劫难。之后，他主动要求搬家，离开“大酱园”，因为不想生活在“孤岛”中，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居住。1957年年底，他们一家悄然搬出了“大酱园”。
“文革”中，萧乾伯伯一家的境遇更加凄惨，逼得他自杀未遂。不过，他的命运总起来说还算不错，随着“四人帮”垮台，他总算被落实了政策，并拿起了笔，重新焕发了青春，写了大量作品，并在85岁的高龄与夫人文洁若一起翻译了巨著《尤利西斯》。
1999年2月11日，这位刚度过90岁生日的老人终因肾衰竭而告别人世。
罗烽 白朗夫妇北放逐东北劳改
“反右”期间，还有一家人搬出了“大酱园”，他们就是罗烽白朗夫妇。关于这对夫妇的冤案我也是长大以后，看了各种材料才略知一二的。这一冤案可追溯到1955年秋，当时被被称为“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此三人都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委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及文联委员与作协理事等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原因是，“在东北工作时有错误，并对东北领导文艺工作的正职同志有不满情绪，三同志的错误是‘反党性质的小集团’。”（见黎辛《再说个不该发生的故事》）这是当年继“丁陈反党集团”后又一个被打成“反党”的作家群体。作家们不服气，并且一再申诉，中宣部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审查结果是两个反党集团的罪名均不能成立，并准备给予平反。然而，这平反的速度非常之缓慢，以至于到了1957夏，形势急转直下，除了舒群被定位右倾外，余皆被定位右派。就连中宣部审查小组的成员也未能幸免，一并被打成右派，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打右派时往往新帐老帐一起算。罗烽早在延安写的《还是杂文时代》又被重提，算是向党进攻的罪证。同时，罗烽1934年被捕的事也被重新提了出来。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罗峰对批他是叛徒忍无可忍，愤怒地冲着正在发言的人喊道；“我不同意！”随后毅然退出会场。此事是延安审干时，康生搞的鬼。罗烽不屈服，拒不在所谓的“历史结论”上签字，他恳求党进一步作调查，并请求保留自己申述的权利。
由于白朗写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并在妇女界颇富盛名，且她所在的党支部并未将她作为右派上报，只要她想保全自己，一切都还来得及。这时作协党组的负责人亲自出马找她谈话，明确告诉她，罗烽有历史问题，如果她站出来揭发他自首变节的详情，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不化右派。在这关键的时刻，白朗坦然地说，我是在罗烽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的，我了解他，他不反党，不是自首，更不是叛徒，我坚持到底。就这样，他们被双双带上右派帽子，并被开除打党籍，下放劳动。在处理他们的大会上，白朗泣不成声地表态说：终有一天，我们回会到党的怀抱的！
当年他们被划成右派，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从容与平静。也许那时我还小，看不出大人的心境，然而为写这篇文章，我回忆了半天，除了他们把爱犬小豹送走了之外，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均与平日没什么不同。每到周末，他们在舞蹈学校上学的女儿白莹，仍会带几个好友回家，那些同学仍甜甜地称呼他们为爸爸妈妈。在他们的脸上，我从未发现过沮丧的神情。白莹回忆说；即使在最艰难痛苦的日子里，父母毅然坚定的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搞明白，他们从不把不良情绪传给儿女。
离开北京那天，他们来和父亲告别，记得当时白朗阿姨流下了眼泪，我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着对面搬空了的屋子，我感到有些莫明的惆怅。我知道，他们走后，我们将会搬进去，而我们住的那几间屋子要扩充给二进院的主人。愿我们搬过去后，老天不要降灾于我们，我心中暗暗地祈祷着。
在阜新煤矿，罗烽白朗夫妇要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用三年的雪水汗水与泪水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帽子，可以拿起笔写点小东西。然而，这口气刚刚得以喘息，文革的风暴又扑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使两位老人遭受了各种非人的侮辱和折磨……
1979年3月，罗烽白朗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同年10月，他们拖着沉重的病躯参加了全国的四次文代会，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终于得到了写作的自由。为了这一天，他们苦苦等了整整21年。21年啊！无情岁月留给他们的是“两鬓斑白半残身”。尽管恢复了政治生命，他们却再也拿不起创作的笔了！作为视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世上还有比这更无情的事吗？
1991年10月23日，身患多种疾病的罗烽走完了多桀多难的一生。
1994年，白朗也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人世。
“文革”前后的“大酱园”
“文革”前，又有两位作家搬出了“大酱园”。一位是刘白羽，他于1964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约1966年初搬进了供部级干部住的红霞公寓。他住过的那几间房子就成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一位是陈白尘，他因张春桥点名，使所谓的历史问题升级，被“放逐”南京。然而他刚走了4个月就爆发了“文革”，1966年9月，他又被揪回北京，而他曾住过的第三进院的北房（房子调整时，他从南房搬到北房），成了关押他和其他作家的“牛棚”。“文革”前的头半年，“大酱园”里便只剩下张光年和我父亲两个作家。
当“文革”席卷而来时，曾在“大酱园”住过的作家，无论是已得以升迁的，还是走了背字的，这一次都无一幸免、在劫难逃。他们统统被关在“大酱园”的第三进院子（即顶银胡同甲15号），当然还有不曾住过这里的作家，如：张天翼、侯金镜、冯牧、邵荃麟、郭小川、李季等人，因为他们都曾在作协担任过头头脑脑。年迈体弱的冰心也被关进来了，每天跟着学习，写检查，做些轻微的体力活儿。（1967年初牛棚迁移到王府井的文联大楼）。
“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编辑部即搬出了“大酱园”，不久，进驻了一批由社会闲杂人员组成的红卫兵。他们年龄都在20岁上下，每天无聊至极，晚上出去鬼混，白天睡大觉，或在刘白羽家未来得及搬走的钢琴上乱睬，发出狂乱的噪音。
自后面的三进院成了“牛棚”之后，我一次也没敢去过，因为不知该怎么样面对这些熟识的伯伯、叔叔。那时，父亲每天白天去“牛棚”集中，晚上可以回来，但绝不提里面的情况，本来就谨慎的他，变得更谨慎了。这一年的国庆节，父亲和关在“牛棚”里的作家们第一次没能去天安门观礼台观看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第一次没能与亲人在一起享受难得的闲暇，第一次成了无产阶段的专政对象，遭到隔离不准回家。而缺少了父亲的家显得那样沉寂、冷清，在过国庆节的日子里，每天我都想哭。
幸亏有白尘伯伯留下的《牛棚日记》，能让我们见到当时这真实的历史一隅。在此，我要顺带说说这本日记。白尘伯伯到南京只有半年多，就于1966年9月11日被中国作协的派遣人员“押解”回京。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他都被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坐起，用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及各种样的“缩写”来记录这个“伟大”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他因心藏病频发，被恩准从干校回南京看病，借此机会将其“翻译”成文，整理成篇，竟得五大本。后来，老人家尽管得以平反，落实政策，但《牛棚日记》却好长时间无人敢问津出书，因这一题材属禁区。终于，三联书店以其慧眼与魄力决定于1994年出版此书。不幸的是，书尚在印刷中，老人家就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辞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弥足珍贵的“文革”史料和大量的散文、剧本，而这个世界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拖着条尾巴不明不白的历史结论。好在白尘伯伯是真正的喜剧大师，即使处在最悲惨的境地他也写不出绝望的文字，他的心可以哭，脸上却绝无愁苦，他的幽默与诙谐都是与生俱来的。相信他在穿越生死界的刹那已经悟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也可以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实在算不得什么。真正代表陈白尘名字的一定是那些能传世的作品。
下面，我在这里摘抄几段白尘伯伯的牛棚日记，以再现“文革”中“大酱园”内发生的真实情景。
1966年9月13日
6时许起，见刘白羽在院中扫地，既又见邵荃麟在北房西头（即原虹女所住一间）出现，我原住的六间房都作了“黑窝”了。8时，在我原来的客厅里“上班”，座中有严文井、张僖、侯金镜、张天翼等，隔壁房间里则有韩北屏、张光年、冯牧等。刘白羽住的是东间，与邵荃麟相对，均“单间”了。
10时，叫去《人民文学编辑部》“认罪”。M主持，连珠炮似地提出质问，约有与吴晗的关系、彭真派去北大写作的经过、以往所写的太平天国数剧影射谁、改编《结婚进行曲》意图何在、《鲁迅传》一剧的目地何在、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态度，与匡亚明的关系及陈翔鹤、孟超、欧阳山等人的毒草出笼经过等等，甚至连《第二个回合》、《队长回来了》也都追问其“反动目的”何在，但都是空炮。会后，h、m批评我态度不好，令在两天内写出揭发张天翼的材料。
下午劳动，从此结束“做官当老爷”的生活了。
9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天安门有大会，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东单一带戒严。
而作协在青年艺术剧院开斗争张天翼的大会，我们只得持通行证通过。会场暗淡无光，台上只开一工作灯，阴森森的。台前地板上竖斗大黄纸黑字，张的名字被打上红xx，由觉鬼气。我等后于群众入场，做前排。张则最后由主席r宣布“押上来”后，才徐步走上台去，在被审席上就座（但他基本上站着）。张交代不数分钟，即被喝止，而由群众揭发。在揭发中插以追问，有的又插以小揭发，追问中则又口号迭起。会开得井井有条，但又显得做作，r更象是在演习。追问中我数度“登台”陪绑。吴组缃、陈翔鹤等人也上了台。
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示众”，于是二十余人鱼贯而上，自报家门。刘白羽自称“黑帮大将”，于是严文井等都是“干将”之流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但张僖迟疑之后却自称“黑帮爪牙”；陈翔鹤是川腔十足，抑扬顿挫，令人忍俊不禁；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满台乱转；藏克家衣衫瘦小，耸肩驼背，都可笑亦复可怜。只可惜没有穿衣镜，不自知是副什么怪状了，
散会后，见翔鹤在前踽踽独行，欲与之语，倏又不见。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全日在贡院西街1号及东总部胡同5号劳动，搬仓库底存。在1号看到陈冰夷、戈宝权。戈踏三轮货车，也在运什么，默然遥望，想打招呼未敢。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上午在东总部胡同运煤屑，下午又转去22号洗刷墙上大字报，此处要移交亚非作联。整天未出去吃饭，因有火炉，购馒头食之。
晚，锡芬侄女来看我，两个月来第一次见到亲人。她和锡珍于其母死后，在我处住了几年，解放后又送她们走上革命。因之两个侄女对我是特别好的，而侄辈十一人，也算她俩最佳。在送她返去时，一路走到大华电影院，告诉我不少情况。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今日主席又接见，提前出发到文联大楼。洗刷四楼全部，累极。坐下写材料，疲乏无力，眼力亦不佳，似将失明矣。
晚回宿舍，为冰心换煤炉生火，成功。她年近七旬，离家独居于此，颇狼狈。其夫吴文藻当年在日本秘密起义，她成为团结对象。归国后写了不少散文，出国多次也作了不少工作，不无微功吧。但她在民族学院（吴在该院任教授）被斗甚惨，衣服都没收，手表等贵重物品更不用说，而且公开展览，标其出国皮大衣为6000元云。如今她到作协后已很满意了，不再每天揪斗也。
1969年，“大酱园”里曾住过的作家们都去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而“大酱园”里也陆陆续续搬进来一些新的主人，他们大多是军管时进京的军人，带着家眷在京城安了家。待结束了干校生活后，一些作协工作人员也搬进了“大酱园”。
“文革”结束后，光年伯伯于1979年初搬出了“大酱园”，这位著名的诗人于2002年1月28日辞世，他嘱咐家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入了黄河。
1985年，父亲已到了古稀之年，却依然生活在“大酱园”中，不胜春去冬来，弯腰挟煤，亲自生火取暖的烦扰。“大酱园”也老了，院子里的砖头也因生了深深的皱折而显得破碎。院子里的住房显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求，眼见得煤气罐进不了家家逼仄的厅室，只好砍伐院中树木，以各式各样碉堡式的小厨房取而代之。“大酱园”因此被肢解了。
1986年，因得到胡耀邦同志的关照，父亲总算搬进了有“三气”的新宅。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大酱园”的作家。
东总布胡同快要拆迁了，“大酱园”将归何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