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金鸡下蛋

来北京旅游的人，除了参观故宫、北海、长城、颐和园这些著名景点之外，最感兴趣的，应当是京城那些原本密如蛛网的胡同了。旧时的王府官邸、名人故居，古老的寺庙道观、店铺遗址，都很值得细细观赏品味。实际上，“胡同游”未必仅限于什刹海一带，京城中几乎每一条胡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比如，位于东单附近的总布胡同。

　　与北京其他的老胡同一样，总布胡同也有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它早在元代便已形成，明代时属明时坊，由于设有总捕衙署，所以得名“总捕胡同”，百姓以音相传，又称“总铺胡同”。到了清代，此处属镶白旗，至乾隆年间开始称总部胡同；清代末年，以南小街为界，将这条胡同一分为二，定名为东、西总布胡同；20世纪40年代，位于东总布胡同东段那条南北走向的城隍庙街被改名为“北总布胡同”。因此，如今所说的“总布胡同”实际是东、西、北3条总布胡同的总称。

　　总布胡同颇有些不同凡响。仅在上个世纪的百年间，在这里就发生过许许多多故事。比如，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西总布胡同西口因向巡逻的清军士兵开枪挑衅被击毙，由此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后来清政府屈从强寇，在这里建了一座汉白玉牌坊“克林德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座象征国耻的牌坊改名为“公理战胜坊”，并迁至中山公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又改名“保卫和平坊”。再比如，1919年五四运动，爱国学生怒焚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即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那曹汝霖的宅子就在北总布胡同中段。可惜旧房已拆，盖起了新楼，如今只存遗址了。北总布胡同2号的那所大宅院，原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为其父母建造的住宅，抗日战争中为日寇所占，抗战胜利后曾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住处，后来又成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驻地，那院里至今还保存有堪称京城一绝的雕龙花坛……

　　瞿秋白学习过的俄文专修馆、徐悲鸿任校长的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总署图书馆（即后来的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等都曾设在这里。老当铺“宝成当”，老药铺“宝善堂”、“宝泉堂”，也为胡同增色不少。总布胡同还有许多可称“京城第一”的事情：1911年玉泉山酿酒公司在西总布胡同17号开业，那是京城第一个啤酒汽水工厂；1913年时任财政总长的周自齐曾在东总布胡同居住，捐资修建了东总布胡同马路，这也许是北京的第一条马路；1921年，北京最早的电车公司成立，第二年将办公地址迁到西总布胡同11号，也就是如今的西总布胡同小学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仍有许多“第一”：成立了北京第一个老年学校，建起了第一个群众健身乐园……

　　3条总布胡同，总长不过1748米，居然承载了那样多的历史，有百余位名人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像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人口学家马寅初，作家萧乾、刘白羽、赵树理、张光年、严文井、陈白尘，还有班禅大师、沈均儒、李宗仁、陈香梅、张学良、龙云、张澜、史迪威、陆定一、郭小川……真是数不胜数。

　　实事求是地说，上面所说的事情，其资料都取自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就是2003年秋天由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举办的《总布胡同今昔图片展》。那展览不仅接待了有关社区众多的居民百姓，还引来不少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名人或是他们的后人参观，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办事处还在胡同里设立了很多精致的铜牌，当人们漫步在胡同里的时候，可以通过那些铜牌上简洁的说明文字了解到许多东西。这条胡同中人们天天走过而熟视无睹的每一段道路，也许都隐含着一个神秘的故事……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真是一条很了不起的胡同？

　　其实，总布胡同也未必就那样与众不同，京城里的随便哪一条胡同，也许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隐藏着同样诱人的故事。比如，西总布胡同南面的那条新开胡同，是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度过童年的地方，他每次来中国都要带着母亲同行，到从前住过的地方看看。直到2002年，在他第七次来中国演出的前夕，母亲突然去世，他参加完葬礼后第二天带着母亲的遗像登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而据报纸所载，2004年2月下旬，小泽征尔将再次来华，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按照他的计划，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2月23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访新开胡同。一个外国人，对自己生活过的北京胡同尚且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作为世代在这里居住的北京百姓，那份难言的深情是不难想见的。

　　《总布胡同今昔图片展》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启示：即使仅仅从开发旅游以获取经济效益的角度而言，北京的胡同也是一个用之不竭的巨大无形资产。《图片展》使人们看到，最真实、最具体、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实际就在身边、在眼前、在我们居住的胡同中。北京的老城、胡同、四合院，是后人享用不尽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能永远下“金蛋”的“金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