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家楼说到曹汝霖

曹汝霖

陆宗舆

章宗祥

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

 北京女高师学生参加“五四”游行

　　在舆论压力下，曹、陆、章三人终被免职。此为当年《晨报》的消息报道，从上至下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北京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但却极有知名度，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火烧赵家楼”即发生于此。至今仍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标志地。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楼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岁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三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准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预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师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怀诗》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份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份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处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在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还有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是：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所以，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占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这一点并不等于下水，当时人们也很清楚，蒋介石当时就曾对曹汝霖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所以，蒋介石对靳的气节也大为赞赏。光复后，蒋介石曾特派戴笠代表他去天津拜访看望靳云鹏。以此来看，靳云鹏不被认为是汉奸，曹汝霖当然也并不能认定是汉奸。

　　“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公开致电蒋介石祝贺抗战胜利，蒋也立即公开复电对曹表示慰问。这证明，蒋对曹是不作汉奸看的。后来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特任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的名字剔除。还有一说法：戴笠在光复后至北平，以中央名义在汉奸宪兵司令黄南鹏宅中请所有简任级以上大汉奸“赴宴”，旋即宣布逮捕。曹也在被捕之列，但经吴鼎昌等人在蒋介石面前说项才被释放。当时戴笠虽未将曹送入牢狱，却也将其软禁而不准回家。蒋知道后，立命戴送曹回家并数次致歉。有些研究者认为：当时蒋介石欲将庞大的军统“一锅端”，所以借拘曹汝霖之事小题大作，敲山震虎。不过，无论如何说法，总之曹汝霖并未被政府认定为汉奸。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据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回忆，曹当“高级顾问”是蒋介石的主意，是让曹“打入内部”做高级情报的。徐老认识不少北洋高层人物，不过他也是“听说”而已(见《旧闻杂忆》)。但我很怀疑：以曹氏那种经历和身份，是不会做这种“包打听”工作的。徐老于90年代初过世。这段史实已不复考矣。

　　总之，曹汝霖的“顾问”之类空衔是别人挂上的，他始终没有下水。当然，抗战中日本侵略者是非常想利用曹汝霖的声名，在华北汉奸队伍中担任职务。本来日寇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但吴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吴毒死，靳云鹏也坚不肯干，曹汝霖更是不肯出头。曹汝霖只肯接受虚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并无罪恶。反而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应该是予以指出的。

　　抗战后，曹由天津赴上海，1948年去香港，后转美国。1966年逝于底特律，享年89岁。据说，他的出走是担心别人给挂上的伪职会授人以柄，所以去国而隐居。“五·四”中另外两位“国人皆曰可杀”的陆宗舆、章宗祥，陆在“五·四”后不久即死去，没有经受当不当汉奸的考验。章却经受住了考验，空衔都未曾挂过。解放后在上海安居，写写文史资料，天天清晨还到公园里打太极拳，生活颇为安详清静。章氏是1966年逝世的，那时已年过90了。据说曹汝霖在晚年出过一本回忆录，名《一生之回忆》，可惜国内不易见到，不知他如何评定自己。

　　有趣的是，当年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段锡明及罗家伦、周炳琳等“五四”健将，都当了国民党的高官，许德珩在50年代后担任人大副委员会长。但据后来参加者回忆：当时傅斯年等是极力阻止冲击赵家楼的，几个学生小组织，事先即准备采取暴烈手段，已准备好火柴、火油，还要寻觅手枪等。傅斯年等并不知情，事后也阻拦不住。这些，曹汝霖恐怕也不知道吧？

　　所以，综上所述，曹、章、陆三人的晚节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历史也不会忘记他们早年的卖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