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路口东南侧，正对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大门之处，有一个售楼处，这处楼盘的名称很高雅，似乎叫“禾风相府”，其吸引人的卖点在“刘墉府后花园”，道是“二百年才有的风骨底蕴”。刘墉之有名，在于前两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使现今的人们对这位敢与和珅斗一斗的刘宰相，耳熟能详起来。
这处楼盘在附近的胡同中，是在拆迁老旧四合院的地上盖起的。作为元、明、清三代古都的北京城，从某种角度讲，其城市建筑格局和文化品位是以胡同和四合院为体现和承载的。很多胡同都有弥足珍贵的历史和故事，不少四合院也有值得感悟的典故和传说。随着近年北京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进程和危旧房屋的拆迁改造，一些胡同和四合院消失于无形。有存留价值的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就更应该受到人们从思想认识到实际行动上的重视。北京市前年对200个四合院挂上了“保护院落”的标牌，东城区决定修缮和复建20条明清老胡同，就是保护古都风貌和韵味的具体措施。
前年曾有报道，位于市中心的礼士胡同经过两个多月的粉饰维修，已恢复了其特有的老北京风情，其中的罗锅宰相刘墉故居亦恢复了原貌，这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我前不久到那里寻访，据胡同里臂戴红袖箍、坐着小板凳的大妈讲，来礼士胡同寻幽访古、觅踪拍照的人一直未断。
礼士胡同是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它与其南侧相邻的演乐胡同，都居于东城区计划保护复建的20条精品胡同之列。东四南大街即现在被称之为银街的一段，目前正在维护粉饰，不久会以更新的面貌出现，成为京城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礼士胡同以前先后叫过石碑胡同、石牌胡同和驴市胡同等名称。按民国年间陈宗蕃所著《燕都丛考》所记，从灯市东口的丁字路口向北:“又北曰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又北曰本司胡同……又北曰演乐胡同……又北曰灯草胡同……又北曰礼士胡同，昔称驴市胡同。”
这几条胡同，从南向北并列，至今名称一仍其旧，总体面貌和格局也无太大变化。说起来，它们都很有些历史和讲究的。
内务部街原名勾栏胡同，顾名思义，就知其特色。《燕京访古录》载:“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可知此处在元代是“中央级”的红灯区。《析津日记》载:“京师黄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其相近复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皆旧日之北里也”，从这些胡同的名称，就知此处在明代是妓院集中的区域。《燕京访古录》还记载:胡同中“一巨室废第，花园内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着短袄，盘右腿，露钩莲，右臂直舒作点手势，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按:此地应是勾栏故址，此像当为妓女崇奉之神矣。”为妓女塑像，或塑妓女崇奉之像，且为铜铸，也称得上罕见了，找遍京城内外，似乎只有此地一处。这是元明两代的情况，这条胡同当时应是北京城内主要的一个声色场所。
到清代，明确规定内城不许设戏楼、妓馆，勾栏胡同自然不会例外。可勾栏胡同名称依旧，并且还能出之于皇帝之口，也很值得一记。那是清代诸帝中最称节俭乃至吝啬的道光皇帝，有一天想吃果饼，询问贴身的侍从，该当办差的御膳房和甜食房很快就开来了单子，要买做果饼的松子、榛子等物料，然后现做，“值数十金以进”，即需要不少的钱。道光皇帝看了以后笑道:“此饼只需银五钱，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耶？”听了皇帝的这番话，内务府和御膳房等“内臣俱缩颈而退”。《野获编》记载此事后说其原因:“盖上在潜邸久，稔知其价也”。也就是说道光在接位当皇帝以前，居之于分封的王府时，就到过勾栏胡同或对其有基本的了解；由此也可见这位拘泥于小节的皇帝并不好糊弄。
其实在清乾隆年间，勾栏胡同已为贵人所居，“一等诚嘉毅勇公第在勾栏胡同”。后来承袭此爵位的景寿成了道光皇帝的女婿，亦是咸丰皇帝死后顾命八大臣之一。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合力发动辛酉政变，顾命八大臣尽被罢黜，肃顺和两个王爷还丢了命，惟独景寿免职而不获罪，就因为他是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亲姐夫。入于民国，“内务部衙门在此胡同，故更名为内务部街。”现在这条胡同里，还有卢森堡大公国驻华大使馆，这在北京的胡同已不多见；胡同东部的北京二中，更是名动京城的重点中学，多少学生和家长向往的地方。
再北即本司胡同，“所谓本司者，盖即教坊司也。”史籍记载，明朝正德年间“乐长臧贤甚被宠遇，曾给一品服色。相传教坊司门，曾改方向。……未几，上有所幸，伶儿以入内不便，诏尽宫之，使入为钟鼓司官，后皆赐玉。”从此记载可知，以荒唐无道著称的明朝正德皇帝，应该是亲临过本司胡同的。入清以后，《骨董琐记》记载:“顺治初，沿明制，设教坊司。凡东朝行礼筵宴，用领乐官妻四名，领女乐二十四名，女乐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随钟鼓司引进，在宫内排列作乐。八年，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用太监四十八名。十二年，仍用女乐，至十六年，复改用太监，遂为定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教坊之称遂永从革除。后改升平署，隶于内务府，皆中人也，道光时复革。”于此可知，教坊司从雍正年间即不存在，而以教坊司为本的本司胡同之名，却一直沿用到现在。
再北为演乐胡同，它的很大部分功能与教坊司相联系，是乐户教习后演乐训练之所。《顺天府志》记载:“演乐胡同俗讹眼药”，那是后人从音韵上俗称变讹称所致。
再北为灯草胡同。《宸垣识略》记:“一等诚谋英勇公第在灯草胡同。”那是乾隆朝著名的定西将军、官居大学士的阿桂的住处，想来应是一个极大的宅院。
再往北即礼士胡同了，清代叫驴市胡同，《顺天府志》记载:“驴市胡同亦称骡市。”清乾隆朝父子宰相的刘统勋和刘墉的宅邸，就在这条胡同中。《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说的是刘墉即被称刘罗锅宰相的故宅。而《今白华堂诗录·咏怀》有句云:“海岱瞻山高，风尘苦身贱”。自注云:“海岱高门第，御赐刘文正句也，时寓驴市胡同刘氏之北宅。”这说的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故宅。
刘统勋和刘墉父子俩，都官居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可谓位极人臣。刘统勋以性耿直、励清节著称，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享年74岁，死后谥“文正”，这是做大官的读书人死后赐谥最高最优的等级，非内阁所能拟，而出自皇帝的御赐，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上，只有30几人得此殊荣，著名的如宋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清朝的曾国藩。刘墉也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真正的宰相，高寿85岁，死后谥号“文清”。而比起他的为官，其书法的名声毫不逊色，定评是“功力极深，用墨厚重，笔法外柔内刚，貌丰骨劲”，与翁方纲、王文治、梁三舟并称四大家。这样都做高官、全属长寿的父子俩的宅邸，自然不会错，占了小半条胡同，在胡同南北两侧成方连片，是可以想见的。
现在的礼士胡同仍然朴实、清癯，有闹中取静的娴雅，胡同中部的一个大院落最为气派，即129号的中国唱片总公司所在地，目前属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人不得其门而入。但这并非刘墉的故居。据介绍，兴建此宅的主人原为天津的一个大盐商。从清末至民初，天津的长芦盐商与江南的扬州盐商齐名，多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此辈起造宅院，穷奢极侈之中还追求园林之美，都有假山、有池塘、有亭榭、有花木之胜，礼士胡同的这所院落，便具此形胜之美。因为是大商人的私宅，到新中国成立后，变成了国家接收的公产，以后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所用。1965年印尼“9·30”事件，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这所宅院仍由国家收回。嗣后柬埔寨发生朗诺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组织抵抗，须有一个住处，最初周总理即指定此宅加以维修后给西哈努克亲王使用，但最终考虑地处闹市胡同、交通不便等原因而作罢。于是出现了一个连环换房的情况，将西哈努克亲王的元首府设在东交民巷外交部的院落；外交部搬到朝内大街的原文化部大楼；礼士胡同的这所宅院后来就给了文化部使用。“文革”后期，它曾成了“四人帮”骨干分子、原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的住宅。以后又用作文化部电影局的办公场所，现在则成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的所在地了。这是真正的大宅门，所以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就以其为外景地拍摄。
刘墉的故居，按《天咫偶闻》记载在“胡同西头”，不知是作者误记、笔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因为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刘墉故居应在胡同的靠近东头。其中61号院的大宅门，现在人称是刘墉故宅的一部分，当年为“轿房”，是轿班和管事们所住。再靠东的43号院，大致可以确定为刘墉故居的正房。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大门两边各有一块存留至今的汉白玉上下马石。据悉，京城现今仍保留上下马石的四合院已经不多，而汉白玉材质的上下马石，更为少见，43号院的不知是否为迄今发现的独一份。
据《天咫偶闻》作者震钧记述:“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
据现在43号院的居民讲，这所大宅院相当完整、精致，到北京解放时，并非市井民居的大杂院，故由部队所接管，成了海军使用的一处地方。以后海军司令部建在西郊，这所宅院辗转交换，变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家属宿舍。他们刚搬来时，大门对面的南墙，还有极大的影壁。院内分为几重院落，作为二门的垂花门还都在。以后住户人口越来越多，住房越来越挤，太过占地的垂花门被拆掉，院里也加盖了不少小厨房等临时建筑，把第三重院落的抄手回廊等也基本拆除了。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大杂院，迄今有30多户近百人住在其中。
据这位住了多年的社科院老住户介绍，紧邻43号院东侧，原来也是一个极大的四合院，相传即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故宅，可惜已经全部拆除，建成了六层大楼，成了北京市财贸干部管理学院，旧踪遗迹是再也寻觅不到了。
(图为刘墉府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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