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故居示意图
天下书桌千千万万,文学大师们的书桌,由于浸润着主人的心血,似乎生成一种异乎寻常的气质。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都有自己心爱的书桌。茅盾的书桌面对着妻子的骨灰;郭沫若的书桌有被泪水洇染的墨迹;鲁迅在书桌前给许广平写下第一封信;老舍从书桌上拿起《毛主席诗词》再也没有回来。文学大师的书桌上都有什么样的布置?他们在书桌前都完成了怎么样的工作?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仔细阅读他们的书桌,体会他们当年的工作和生活。 茅盾书桌:书香伴骨灰 未了的书未了的情 7月4日,是茅盾诞辰100周年。最近他的故居经修缮后已经重新开放。 茅盾早先曾住在东四头条的文化部宿舍院内,与周扬、阳翰笙等人均是一户一栋的小楼。“文革”中,他们被迫迁出。1974年12月,茅盾与他的孩子迁至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西面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居住。 这是一个普通的两进四合院,进入不大的院门,影壁上是邓颖超题写的“茅盾故居”横匾。影壁后是绿藤遮荫的小院,院中矗立着茅盾先生的半身塑像。西厢房是原来的会客室和藏书室,仍保持着先前的格局,北房、东厢房及南房则是展室,陈列的图片和实物多有更新。 十年动乱结束后,茅盾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重新拿起笔,开始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 茅盾的书房在后院那排房子里,中间是起居室,东面是书房兼卧室。室内的床、几、橱、柜均为旧物。在小衣柜上安放着夫人孔德沚的骨灰盒。孔德沚与茅盾相濡以沫、陪伴终生,于1970年病逝,她的骨灰盒始终安放在茅盾卧室里那个双开门小衣柜上。 小柜对面的南窗下,就是茅盾的书桌了。那是一张极为普通的办公桌。左手有盏台灯,灯座下垫了两本厚书以增加高度;桌子中间靠前的地方,是茅盾常用的文具:几枝钢笔、铅笔,一瓶钢笔水,一个已经没了手柄的破放大镜,一个小碟子里放的是大头针、曲别针之类的东西……还有一小叠用旧信封裁成的长纸条,人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但是看右边那两摞书就明白了———那是写作时可以随手翻拣的资料,其中夹了不少这样的小纸条———它们是用来当作书签的。 就是在这张书桌上,诞生了茅盾的最后一部著作———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可惜他没有写完便去世了。书的后半部分,是他的孩子根据整理准备的材料续写完成的。 1981年2月,他因低烧、气喘,被送进北京医院。在感觉到自己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向儿子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胡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的,请求“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另一封信是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 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所捐赠的25万元钱,被设为“茅盾文学奖”,如今,“茅盾文学奖”已是标志中国作家文学成就的最高荣誉。 在后院的起居室里还有一张稍大些的书案,那是茅盾挥毫写字的地方。桌上的台历,是他亲手翻过最后一页:1981年2月19日。第二天,他便因病重住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最西头小房间的玻璃橱柜里,放着他逝世时工作人员用石膏制作的面模和手模,那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形象。 郭沫若书桌:在悲哀中等来春天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的两个孩子民英、世英被迫害致死。郭沫若只能俯首案头,一遍遍地抄写孩子们留下的日记,以此寄托哀思。 1976年,“四人帮”倒台。那年的除夕之夜,他倚桌运笔,写下一副酣畅奔放、墨汁四溢的春联:“粉碎四人帮春回宇内,促进现代化劲满神州”,横批是“凯歌高唱”。他让孩子们把春联贴在大门口,与百姓同庆新春。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发表了刚刚写就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并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诵读:“……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3个月后,郭沫若病逝。10年后,他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参观郭沫若的书房时,别忘了仔细看看他的书桌。在书桌左手的台灯旁,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封面无字的册子,这便是郭沫若抄写的儿子们的日记。那曾被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记录了他生命中的一段特殊时光。 鲁迅书桌:两地书带来生命的转折 1924年5月25日早晨,鲁迅妻子携朱安迁居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不久后,又把老母接来同住。 这是一个很小的四合院,在中堂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这间屋子犹如四合院后头长了条尾巴,便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巴”。 小屋面积不足9平方米,朝北的一面是很大的玻璃窗,这样既可避免阳光直射,光线又很充足。当写累了的时候,还可以观望后面小院里的景物,稍事休息一下。当然,若遇冬天,小屋正迎着北风,肯定比其他房间要冷得多。 鲁迅的书桌面对东墙,是一张极为普通的三屉桌。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盏老式煤油灯———当时这一带属贫民区,尚未通电;一个简陋的铜制笔架上,插着几枝小楷毛笔,是鲁迅用惯了的廉价“金不换”;旁边是一个瓷笔筒、一只老闹钟、一个茶杯、一个烟灰缸;还有一白一黑两个陶瓷的小摆设,那黑色的像是一只小豪猪。 书桌前的墙壁上,挂着两个不大的镜框。左面的是一幅碳笔素描,画着一群警察正在殴打一个讨饭的孕妇,那是青年画家司徒乔曾经目睹的实事,他愤慨地用画笔记录了下来,取名《五个警察和一个○》。鲁迅在一次展览会上看到了这幅画,当即买了下来。右面镜框中,是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的恩师藤野严九郎的照片,当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藤野送他这幅照片作为纪念,鲁迅特地悬于案前。 就是在这张书桌上,诞生了《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等著名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及大量翻译作品。 1925年3月11日深夜,鲁迅完成了一天预定的工作后,在书桌上摊开信纸,稍加思索,提笔写下起头的“广平兄”三字。 这便是后来收入《两地书》中鲁迅所写的第一封信。 那天,鲁迅收到女师大一位名叫许广平的学生来信,述说人生的苦闷,他很认真地予以复信。不久,许广平就成为鲁迅书房里的常客。他们当初都没有想到,居然就是由于这通信,引导自己走进了对方的生活乃至内心。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原出于母亲的包办,那是鲁迅无法回避的痛苦。许广平的出现,使鲁迅的命运得以改变。 三年后,他们终于在上海正式结合了。从某种角度上说,鲁迅生命中那次巨大的转折,始于他在西三条21号居所中那张简陋的书桌上。今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鲁迅博物馆正在进行全面整修,将于10月18日──他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重新开放。前去参观的时候,不要忘记留心看看那张书桌。 老舍书桌:日历留住最后一天 老舍生命中最后的那些年,是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附近一间小院中度过的,这间小院是1950年老舍自己出资购置的。前一年,他从美国返回刚刚解放的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为了安置家眷并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他买下了丰富胡同10号的小院(现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中原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每逢深秋,累累红柿挂满枝头如彩灯高悬,老舍夫人胡絜青称其为“丹柿小院”。 走过小院前的夹道,便是不大的正院,三间北房,东侧是胡絜青的卧室兼书房,中间是客厅,西侧则是老舍的书房兼卧室。老舍为了工作方便,在东墙上开了一扇门,书桌正对房门。老舍喜欢上午写作,这正是一天当中光线最好的时候。在这张桌子上,老舍写出了大量的新作品,仅戏剧作品就有二三十部,如《龙须沟》、《一家代表》、《柳树井》、《春华秋实》、《西望长安》、《茶馆》…… 老舍那张书桌是地道的红木材质,镶着大理石的桌面。桌子上的摆设还保持着当年的格局。桌上有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在20世纪50年代,这台收音机要算较为小巧了。挨着它的,是一个铜质的台灯,由于动乱,灯罩已经不见踪影。灯下有个小烟灰缸。老舍原先烟瘾很大,后来身体不太好,烟抽的少了,但那烟灰缸还是书桌上不可缺少的物品。桌面中间,是一个古朴的文具盘,有墨水缸、笔插、吸墨板、装零星物品的小盒子等等,旁边还有一个挺大的笔筒和一个缺了盖的茶杯。笔筒旁边,那台历正翻在“1966年8月24日”。 此前一天,老舍去距自己居所不远的市文联“参加运动”,不料“造反派”与红卫兵闯来,他与数十名知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押往国子监,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直到凌晨才被暂时释放,回到了自己的“丹柿小院”。 老舍被“勒令”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市文联报到,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天亮了,他整理了一下衣服,从书桌上拿起一个册子带着──那是他自己手抄的《毛主席诗词》,最后环顾了一下自己的书房,便出门了。 第二天,有人在德胜门外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再过一个月,就该是老舍逝世40周年的忌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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