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高粱河畔、绿树掩映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于1909年。这座精神殿堂作为历史变革的见证，它肩负着民族教育与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承载着炎黄子孙缱绻的文化情结。在这里我拜访了它曾经的掌门人，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我国著名的宗教学家、国学大师。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1年西南联大硕士毕业。他是一个官衔很多、学问也很多的人: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系，培养了第一批宗教学本科生；他编纂、撰写了许多至今仍影响甚广的鸿篇巨著；他一生诚信不欺，最痛恨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人；他在政界被重用、在学界被尊仰；他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凤毛麟角”之人；他桃李满天下，许多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1987年他又把脉国图——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哲学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抽象、深奥和难懂的，尤其是在旧社会那种社会环境下，学哲学似乎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作为少年时代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任继愈，却最终选择了哲学
任继愈1916年4月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尽管资格很老，但因人很正直，又不会吹吹拍拍，所以官也没做太大，最后做参议员退了下来；他的母亲本分、正直，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有贪图享乐的思想。母亲的正直深深地影响了他。
回首童年往事，任继愈说:“我对巴金的《家》很有同感，就是那个样子。在封建大家庭里，财产是共同的，收入都交公，没有私人财产，然后统一分配。这种平均分配很不公平，好的坏的、勤的懒的都一个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个例子，亲近她的，待遇就好些，反之就差些，还要受歧视，这就不公平，就会有很多私弊的地方。封建家庭的突出特点就是封建家长制，子女要绝对服从家长，不能反驳，婚姻不能自主，等等。我的父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很受气，于是就离开这个家，考上了保定军官学校，这也是我们世代书香的任家出的第一个行伍之士，但父亲仍然很喜欢读书。”
走出封建大家庭的父亲，不仅自己摆脱了束缚，同时也给他的小家带来了自由，从此任继愈便也远离开了那种生活环境。再后来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哲学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抽象、深奥和难懂的，尤其是在旧社会那种社会环境下，学哲学似乎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作为少年时代就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任继愈，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哲学呢？“我在中学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后来入了哲学门就被它深深地吸引，就立志做一个哲学家。记得刚入北大时，汤用彤先生讲‘哲学概论’，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觉得哲学很丰富，很值得钻研。那时候转系很容易，但我却对学哲学从没怀疑过、后悔过。我觉得它很重要，很值得学。当时考上北大哲学系的同学有十几个人，到毕业时就只剩下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喜欢抽象性的思维，喜欢刨根问底，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答案。哲学就是要求你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朱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说:‘这是天，’他马上就问:‘天上还有什么？’这就是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他不只想知道事物的表面，他还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我小时候看到蚂蚁在砖上爬，我就把砖翻过来，看那个蚂蚁它在背面为什么不掉下来，就寻思它是不是也会觉得头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沦陷。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湖南长沙成立了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半年后，“临大”又被迫从长沙迁往昆明。当时在闻一多先生的率领下，任继愈等人步行从长沙迁往昆明，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任继愈说:“沿途，我看到底层的老百姓在那么贫困、艰苦的条件下还在默默无闻地支持抗战，我就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精神所在、希望所在。我就决定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以此为终生的事业”。“我看到农民是那么的贫困，但却承载着这么大的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些被绳子捆着拉走的壮丁，一旦懂了爱国主义这个道理时就拼死抗击日寇。中华民族的不可战胜就在于此，很了不起。外来压力不屈服，一定要反抗，这根本就是中国文化在起作用。”任继愈说抗日战争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他自始至终就坚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祖系世代书香的任继愈，幼秉庭训、家学甚严，在家庭及师长的影响下，他逐渐形成了做人、做事、做学问都要求真、求实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一生诚信不欺，最痛恨阿谀奉承、巧言令色之人。熊十力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学生任继愈:“诚信不欺，有古人风”。因为有一次任继愈很诚实地对他说“您讲的儒家、佛教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真理。”而任继愈之所以一定要当面对熊先生说出来，是因为他觉得不应该骗老师，应该实话实说。正如柏拉图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种世界观、价值观，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难怪当年他和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钟芸谈恋爱时，冯友兰先生说:“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直来直去的。”
任继愈的学问多、官衔也很多，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的幸运者。他在政界被重用、在学界受敬仰；1987年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任馆长，也是国图任期最长的馆长。
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任继愈是让人非常羡慕的。有的人认为他命好，有的人说他运气佳，但任继愈却把它归结为首先是时代造就了“英雄”。他把“命”解释为机会、机遇，而“运”则解释为大机会、大机遇。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机会是运，不是命；命是小机遇，个人的遭遇是命。总的大命运决定小命运，在总的大命运下，小的命运不可改变。“比如同一个战争，如果作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弱势一方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大趋势、大‘运’，但如果指挥员好一些，损失就可能小一点。总是先有一个大趋势，个人调度在那个大趋势下，会有些小的变化，这都有些偶然性。时代的潮流就是‘运’，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小的一些曲折则因人而异，有偶然。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小时候，一岁时得过天花，我是死里逃生；三岁时得过白喉，脸都憋青了，但最后也挺过来了；八岁时又得了猩红热，还是大难不死；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一次骑自行车过桥，连人带车摔到桥下，桥高约一丈，幸亏河中无水，要不也就淹死了，更幸运的是当时河底还半湿，所以也没摔伤。这些偶然的遭遇有一回过不了关，也就没我这人了。
当初编《中国哲学史》、《中华大藏经》时，是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如果交给别人也能编出来，最多也就是细枝末节的不同。因此首先是因为那时国家有财力了，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如果是放在多少年前就根本不可能做成，旧社会就更搞不成了，这是大气候决定的。又如唐玄奘翻译经，大机遇是国家支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人力、财力、物力都由国家支持，唐玄奘只管一心一意翻译就行了，他就很顺利，那一千多卷很自然地就出来了。总之个人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是在大环境、大气候、大趋势决定了事物的成败，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根本的还是大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当然，机遇总是给有准备之人的，个人努力也是必须的。”
任继愈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第一个宗教学系，培养了第一批宗教学本科生；编纂、撰写了许多至今仍影响甚广的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宗教大词典》等。这些伟大的文化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回忆起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气魄敢于设想编纂一部《中华大藏经》(共107卷)时，任继愈说“中国文化有三个支撑点，即三个系统: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响面很广，佛教次一点，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们都对人们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着很深的影响。佛教虽然占的分量不很大，但它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这部分，我们的新文化建设就少了一条腿。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有权威性的佛教全集，迄今世界上还以日本《大正大藏经》为权威版本，我国学者每当在使用《大正大藏经》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沉重。因此，为了维护民族的荣誉，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必要编纂一部完善的汉文大藏经。当时我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这部书，并不是想马上就能用，我认为将来建设新文化离不了它，趁着我现在还能做，也有这个条件做，就想把它做出来。《中华大藏经》成书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地做宣传，能对读者有帮助这是最重要的。做学问也要有这种态度才好，不要怕坐冷板凳。”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任期最长的馆长，任继愈有遗憾，也有几多期许:“如果说任期内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过去受经济条件限制，很多事想做做不了；现在有钱了，能够更新硬件设备了，我们的人才又跟不上了。国图和其他图书馆不同，人们对它的要求很高，提意见的多，国际交往也多。图书馆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它跟理发、餐饮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文化服务，而服务行业就要讲究一个服务质量的问题。比如说读者来借书，哦，这本书没有。那没有就没有吧，这也没什么错。但是如果你能告诉他，这本书虽然没有，那本书也能够代替，这两种服务就不一样了。读者的收获也就不一样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还需要慢慢解决……”
我们用十年浩劫来形容“文革”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但愿它已成为历史，但愿这样的噩梦不再重现。
“十年浩劫”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任继愈也像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厄运难逃，其代价之一就是搭上了一只眼睛(右眼失明)。他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好像发一次高烧对病人是难以避免的一样，迟早要发，早发作可以早治愈，早治好不就可以早前进了吗！为什么说是不可避免呢——因为有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人，他们的招牌上写的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想的做的却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小农意识中落后的东西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复古、狭隘、图近利、报复，个人的恩怨能记一辈子，这就是小农意识，这是一种斗争。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小农意识不可能并存，非有矛盾斗争不可，不可能和平共处，最后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文革’十年，小农意识占了上风，马克思主义被打压下去；现在马克思主义又取得了领导地位，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斗争中，新的战胜旧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对于将来是否还会有政治发烧，任继愈认为矛盾、斗争总还会有，但像“文革”这么大的斗争不会再有了。他指出社会中的病态、不正常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先发现病情，才会有针对性的药产生，这就好比先有走私，后有反走私；先有“黄”，再扫“黄”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中国何时能出一个影响世界的哲学家？任继愈的看法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哲学家，应该说他要能够涵盖世界上的根本问题，要有说服力、有征服力，能使人信服。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个条件。哪一个宗教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哲学家了。中国难出哲学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比如《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而《东方红》却唱大救星，这是一种狭隘思想的反映。什么救世主啊、真命天子啊，这都是因为封建时代太长了、小农经济时间太长了，它跟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差了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除此以外，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还有很多因素制约哲学家的出现及对哲学思想的认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也是后来才影响世界的，当时他们也影响不了，后人才拿他们做个旗帜，马克思也如是。文化是一种积累，思想有超前性和滞后性，不是亦步亦趋，于中国更是如此，需要一个过程，相信以后中国一定会有人成为影响世界的哲学家。”
如今已逾九十高龄的任继愈先生仍在关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问题，“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使命，任继愈先生卓越的学术贡献和不倦的治学精神是对这两句话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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