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术馆“北京风韵系列作品展——城池漫游”展厅，二弟明明的一幅国画《幽居唐马蕉花小院》，让有些观众认出来了:这不是你们家椿树上头条13号小院吗？可惜没了。
1998年，为了建椿树园，拆了椿树地区不少胡同，我家小院就在被拆之列。尽管我们曾力陈有关部门，小院曾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创办的荣春社旧址之一，和隔一个门的余叔岩故居、永光寺街的林琴南故居、姜妙香、徐兰沅故居、西草厂的袁世海、萧长华故居，都是北京梨园之乡、宣南文化的一部分，应予以保留。但这些最终都成为一片瓦砾。
为了给我们居住近半个世纪的小院立此存照，给父亲留个念想，明明闭门谢客，屏神静气地画了这张画，郑重地送给了父亲。父亲当宝贝似的，把画挂在客厅中央的墙上。看到它，仿佛又回到了小院，小院的往事历历在目。
尚小云先生1937年创办的京剧荣春社科班，先后培养了荣、春、长、喜四科学生。除其子尚长麟外，还培养出了杨荣环、孙学蕙、童葆苓等京剧艺术家。当年先生为培养人才，不惜倾家荡产，先后卖掉七所宅院。我家小院曾是艺术家们小时候吊嗓子练功之地，尚先生常进出小院，听学生们吊嗓，看学生们练功。听老票友讲，有一年夏天，学生们在中和戏院演《霸王别姬》，尚先生在侧幕边为学生们把场。学生们演的也特别起劲，观众的热情把尚先生也扇乎热了，他干脆甩掉手中的扇子，脱掉长衫进了乐队，亲自为虞姬的剑舞击鼓，那天台下的观众可开了眼。
1952年，父亲和同乡付叔合伙买下这所宅院，我家住前院，付家住后院。这是一座古朴、中规中矩有品位的小四合院。
到椿树上头条去我家不难找，西琉璃厂奔西，或者是从宣武门进方壶斋，过永光寺奔东都行，瞅见临街的三个铁艺大窗户就到了。上高台阶，过大门洞，就进了小外院，左手便是临街的三间南屋，垂花门的对面，就见一古色古香的木影壁，一尊一米多长半人来高的唐三彩大马立在影壁前。影壁小巧玲珑，铁皮的檐子，并雕刻有古朴纹饰。绕过影壁，就看见正房北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各外带一间耳房。当年父亲装修时挺前卫，吊了灯，铺了瓷砖，安装了西式盥具，各房配了绿色纱窗和纱门。
刚搬进去的时候，南屋还住着杨大爷一家。大女儿杨秋玲还在中国戏校上学，每逢周末才回来。清晨她总比我们起得早，在墙根压腿练功，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父女的一段对话。秋玲姐向她父亲抱怨练功太辛苦，杨大爷对她说:进了梨园行，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要不永远成不了角儿。这句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1959年的一天，秋玲姐捧了一个大红苹果进了里院，她兴奋地告诉我们，头天晚上，周总理看了他们毕业班演出的《杨门女将》，她演穆桂英。周总理走上舞台接见了他们，还送给每人一个红苹果。她瞧着父亲说:“王大爷，我看您长的怎么那么像周总理呢。”
杨荣环是杨大爷的大儿子，在天津戏校当校长。杨先生仪表堂堂温文尔雅，眉宇间有他的老师梅兰芳先生的风范。他每次看望父母，都会来到里院，用那优雅动听的声音问候:“王大爷王大妈您们挺好的？”
父亲母亲都是勤快人，一到清明，父亲动员我们七个孩子，把头年深秋埋在土里的葡萄架挖出来。我给父亲扶着梯子，瞧着父亲用浸湿过的马兰草，把每根葡萄藤绑在新搭的架子上。当北屋窗下的石榴花开得热闹的时候，小蜜蜂们已经在葡萄架中飞来飞去采蜜了。一二百盆花错落有致地摆满了小院，乍酱草给小院镶了个粉红色的花边，廊下几排美人蕉，火红色和杏黄色的花朵，在宽大的叶子中怒放，爬满垂花门上的金银花吐着沁人的芬芳，还没进院就能闻见浓郁的香气。影壁前的大鱼缸里，红色金鱼懒懒游动，大花猫常将半个膀子伸进鱼缸，搅得金鱼蹦得老高。待秋风一起，各色菊花竞相绽放，有的品种花儿开的时间特别长，能等来冬天的第一场初雪。
除了冬天，葡萄架下的石桌是我们做功课、写字和画画的地方。这个石桌，是我们搬进小院不久，父亲在宣武门小市上淘换来的，据说是皇宫里铺地的金砖。金砖有一米见方半尺多厚，油黑锃亮，四个人抬都费劲。
就在这石桌上，五岁的明明在父亲的指导下，用墨笔画出了齐白石的虾、青蛙、小鸡、大螃蟹、大公鸡，还有徐悲鸿的马和狮子。父亲带着明明、绿霞和小弟卫明去琉璃厂的荣宝斋看画，在古籍书店翻碑帖。每逢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出国展览约稿，父亲便带他们逛厂甸、去工厂、下农村，看马戏团和京剧演出，去公园参加游园晚会。每次活动回来后，他们就趴在桌上，把他们最感兴趣的事儿画在宣纸上。他们三个从5岁到15岁画的儿童画，曾被送到38个国家展出，获得过国际一等奖、特等奖。其中绿霞的《植树》，获得过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章。文化部少儿司的同志曾到家致谢说:这三个孩子为咱中国争得不少荣誉。还说送往国外展品最多的是两家子，一个是你们王家，再一个是黄永玉家的黑蛮和黑妮。
1963年夏的一天，吴作人先生派人来到小院，送来一幅画。打开一看，是吴先生画的一只大熊猫，正仰着吃竹子，画的上端是一片竹丛和几棵刚出土的竹笋。两行长款写的是:
“王明明小朋友11岁，其妹绿霞9岁，其弟卫明5岁，三人都善画，各有天趣，雅妙横溢，癸卯初夏，病中喜其来访，挥此付之为念，一九六三年。作人”。
这是十天前，永光寺幼儿园郑园长来家对父亲说，吴作人先生受国外友人之托，要明明兄妹三人的画，让父亲带孩子们去吴老家。在朝阳门吴老的家里，父亲向吴老和肖老介绍了兄妹三人学画的情况。在吴老的大画案上，明明画了一幅扛着耙子的猪八戒和一条马兰草穿着的鲑鱼；绿霞画的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在抱树，卫明画的是他最喜欢的小猴子和大象。吴老说，他将把其中的一幅寄到国外，另一幅留作纪念。并说:“我也给你们画张画，你们喜欢什么？”他们三个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大熊猫”。十天后，吴作人先生就托人送来了这幅熊猫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进院抄家，抄走了父亲多年珍藏的字画，三间北房被贫下中农强占，小院一片狼藉。看着这一切，父亲站在院子当中说了这么一句:“东西没了，我不是还有7个孩子吗？”
不能上学不能画画了，父亲觉得不能浪费大好光阴。“文革”不是没把汉字革没了吗？写字不是罪过。于是他把抄家中幸免保存下来的碑帖找出来，让弟妹们临写，每天至少两篇，待父亲下班吃完饭后一一批改。夏天酷暑难当，后院的孩子下棋打扑克，卫明就在石桌上临帖，额上的汗珠滴湿了仿纸。母亲心疼老儿子，说歇会儿再写吧。父亲说:“功夫练三伏，坚持下去就出成绩。”在此期间，父亲带着明明和卫明请教了徐之谦、顿立夫、康殷和启功先生。卫明十六岁高中毕业，凭他的一手好字，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成了陈大章、范曾的同事。
启功先生在卫明用汉隶写的册页《前后出师表》题跋中写道:
“卫明同志年青力学，成就日显，正宜博观远瞩，不囿于一二名碑，不囿于刀痕毡迹，有瑕则读书，所就始深广大，他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不以斯言为常谈也，一九七四年四月启功再笔。”
因三间北屋被挤占，全家9口人住的东西厢房，只能容下三张床。当时父亲下放在车间劳动三班倒，明明在手扶拖拉机厂当铣工也是三班倒。经常是明明下了白班，晚上在灯下作画，等到深夜十一点，父亲骑自行车去东直门的厂子上夜班，他才能上床睡觉。冬天屋子生了炉子，家里就更窄了，弟妹们同时画画根本不可能。有一天，明明和绿霞俩人决定去北京站候车室去画速写。明明是刚下班，一身油脂麻花的工作服未来得及换下，绿霞刚从东北军垦回京，穿着厚厚的东北大棉袄。纠察队把他俩当成盲流带进了派出所。他俩报名身份，打开速写夹子，拿出一摞速写，那些人看着挺奇怪说:都什么年头了，你们还干这个？
在那文化艺术遭到毁灭的年月，我家小院成了一批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寒冷的冬日，屋内炉火正旺，父亲请中央美院教授刘凌沧、郭慕熙夫妇，卢沉、周思聪夫妇，及画家姚有多来家作客。就在饭桌上，周思聪说她收下明明这个学生了。有一回，绿霞坐在床边，卢沉和周思聪同时为她画像，边画边对明明讲用墨画人物的特点。
《人民中国》杂志记者后为作家的韩瀚，后来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张锲，还有画家范曾，他们是家中常客。在一起或谈诗论画，或关起门来发泄对“三点水”们(指江青)摧残文艺事业的义愤。吃完了母亲做的“馆子也比不上”的山东菜，石桌上铺上毡子，就开起笔会。范曾画的画大，可桌子小，一旁还得有人托着纸。
他们几个人上书邓小平，揭发四人帮及其党羽后，形势逆转，在北京已无法存身。张锲逃离北京前，在小院石桌上吃了母亲做的晚饭，明明和卫明趁黑把他送到南下的火车上。
常来串门的还有住对门的篆刻家顿立夫先生，他是大弟泽深和卫明的老师。张大千一半的印章出自顿先生之手。他从541厂退休后，在荣宝斋挂牌，曾为法国总统、英国首相、日本中曾根首相等治印。顿先生来小院看父亲从不空手，带来他为父亲和明明新治的印章。他俩在一起看印谱，看累了，就关起门来听荀慧生、杨小楼的唱段，听到精彩处，俩人连声叫好。
打倒“四人帮”后，小院走出了医生、记者、画家和大学教授。父亲退休后潜心书画研究，因热心于南城和街道社区文化公益事业，被选为宣武区人大代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采访吴作人先生，他对我说:“你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父亲，条件那么艰苦，不仅把你们培养成才，自己也成为书法家。”
小院在椿树街道挺出名，我家多次被评为宣武区五好家庭，市里和区里检查卫生，小院是参观点之一。北京电视台为小院做过专题片，法国电视二台到小院拍摄，编导说，他们法国人特别喜欢这个浸透着中国文化气息优雅的四合院。
记得小院被拆之前，房管所师傅来院勘察摸底，临走撂下了这么一句:这院子再有一百年也倒不了。可没过半年，小院就倒在推土机轮下。要想寻找小院当年的模样，只能看明明的那张画了。
这次展览后，中国美术馆表示要收藏这幅画，明明说，我家老爷子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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