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我生活了30年的地方，离开这里到外地工作又是一个30年！
无数次在梦中又回到那条小街，轻风拂面，蔚蓝的天空上响着鸽哨声；无数次在梦中又回到那座院落，前院、后院、西院、东院，户多、人多，却极和睦。白天，男孩子们聚到胡同里弹球、踢皮球，女孩子们聚到院子里跳间、抓拐、跳猴皮筋儿。大人们见面就亲热地打招呼，还交谈。每到盛夏，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丁香树下，给孙子们讲故事，而院外，总不时传来“磨剪子来——抢菜刀”、“卖——小金鱼儿喽”、“羊头肉——炸花生米！”和“有——破烂——我买——”的吆喝声。晚上，胡同里静悄悄，偶尔传来“萝卜赛过梨——”的叫卖声。可院里却热闹，街坊们常串串门儿，聊聊天、听听话匣子、拉拉胡琴、唱唱戏……那情景，一闭上眼，瞬间，仿佛又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老北京的那座大杂院里。
西屋刘大妈家的闺女，大姐、二姐勤快，在房前屋后种些辣椒、萝卜、茄子、小白菜；窗根底下还种些茉莉花、指甲草、赖瓜子等花卉，三姐文静，四妹、五妹生性活泼、好动，总不闲着，每当下雨，她们姐儿五个都会在自家的房檐下望着、笑着、喊着:“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着草帽喽……”四妹、五妹为了显示勇敢，总要冒雨嬉戏跑到北屋房檐下呆一会，再跑回来，先是湿了头发，后又湿了衣服，气得大姐、二姐骂她:“死丫头，看我怎么拧你屁股！”
雨过天晴，是孩子们最欢蹦乱跳的时候，前院、后院、东院的孩子们都会跑到西院来凑热闹，女孩子们摘下两朵茉莉花戴在耳朵上，请求大姐、二姐用雨后的指甲草给她染红指甲，然后说，“我要做新娘子啦！”而男孩们却喜欢用雨后的胶泥摔泥饼扣模子，他们变着法儿寻乐儿，脸上身上溅满了泥浆，常常忘记了回家。雨后的每家院子里都充满了鲜活的气息。
快要过年的时候，孩子大人们都要剃头、洗澡、换衣裳，惟独鞋子不换，单等大年初一才穿上，为的是“穿新鞋，高抬脚”，至今不曾知道这是个什么讲究。
恭俭胡同8号最北面的后院是房东四爷的居室，他是旗人，有两个姓，金四爷、玉四爷都是他一个人。金四爷当过旧社会的老区长，他和住在地安门大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十分相好，他们见面总是请安、作揖先打招呼再交谈。金四爷住的后院十分豪华气派，琉璃瓦屋顶，古瓷瓶、红木架，门庭两边的走廊各挂着一个精致的鸟笼，屋门正厅还架着一只会讲人语的鹦鹉，因为他的院里养着两条大狗，若不是去交房租，平时很少有人去过。
金四爷院墙西边有一座土山，山上长满了野花野草，站在土山上第一眼望见的便是北海夹道和高大的北海城墙。土山下还有一口水井，整个8号院住户都是吃那口井的水，不时还有别的门牌住户前来这里抬水吃。
关于恭俭胡同的传说很多，据东院的太爷爷说，这一带是旗人聚集的地方，又相传是宫中太监的居所，不过，几经变迁，再不是他们的地盘了。
在胡同的北段，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治中的寓所，那大绿门儿总是关得严严的，由于门前有卫兵站岗，孩子们很少在这里玩耍，只有来车开门时，才有幸向门里张望一眼。
在胡同的南头儿，是作家胡风的住宅，那里冷清、僻静，孩子们也不常去玩。只有胡同中间的那一带，平民最多、最热闹。曾记得离8号不远的一个深宅大杂院，有个“大马关帝庙”，关帝庙里供着关公、周仓、大红马，旁边还有战鼓、军旗和刀枪，那森严的庙宇煞是吓人。
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孩子们把皮球踢得老高，落在了关帝庙庙台上，谁都不敢去取，因为每当天黑之后，关公、周仓和大马的眼珠子就会金光闪闪，瞪得更圆了。
岁月无声，50年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恭俭胡同，算得上是一条有声有色的小街，但不知昔日8号成片的平房是否早已被高楼大厦所取代。退休后，我终于踏上了通往北京的路，想再回到那里圆梦，一路之上，还为它默默祈祷，然而，出我意料的是，8号那古旧的院门仍向南开着，胡同里被岁月的无情磨砺和雨水冲刷得变了色的灰砖墙，依然挺立着，只是在我眼里显得低矮了许多。我抚摸着那久违的石头台阶和院墙，看着院子里增加了的无数红砖小房和陌生人的面孔，虽然院里再不见了斑驳树影，但耳边似乎仍隐隐听到阵阵叫卖声、蝉声和悦耳不绝的鸽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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