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老舍的人生足迹

    1949年生于大连，1966年随父母迁京，后到陕北插队。当过养路工，上过大学，做过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写过一本《计算机维护七日通》，似乎注定是块搞技术的料，却在不惑之年改行当了文字编辑。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8册，长篇传记《侯仁之》。漂泊十数年，最终回到北京。虽然此前只在这座城市呆过短短三年，却已认同为故乡。那种回家的感觉，无法言传。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一辆破车，走街串巷钻胡同，想把这京城看个遍。

　　8月24日，是著名作家老舍逝世40周年忌日。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生于北京，逝于北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的街巷胡同，留下了老舍深深的人生足迹。

　　■老舍作品中的小羊圈胡同

　　人们都说北京的胡同很规整，或东西或南北，方向分明。其实也不尽然。

　　在老舍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里，曾经描写过一条形态特殊的胡同，那就是小羊圈胡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舍是这样写的：“……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脖子，看见了墙根堆着的垃圾，你才敢放胆往里面走。走了几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见了葫芦的胸：中间有两棵大槐树，四周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个小巷──葫芦的腰。穿过‘腰’又是一块空地，比‘胸’大着两倍，这便是葫芦的肚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凡是了解老舍生平的人都知道，这条胡同并非是他凭空进行的艺术创造，而是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的。它原先叫“小羊圈胡同”。

　　■“小杨家胡同8号”，是老舍童年时的家

　　老舍是在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北京是老舍的故乡，也是老舍的创作源泉，所以他深爱北京。对于自己在贫穷中度过童年的地方，老舍更怀有至死无法割舍的感情，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小羊圈胡同的影子，更有一些作品,几乎完全是把小羊圈胡同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展现了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场景，比如1937年写的小说《小人物自述》、1944年写的小说《四世同堂》、1962年写的小说《正红旗下》等等。

　　如今的小羊圈胡同,已改名为小杨家胡同，基本还保持着老舍所描写的样子，尤其是那窄小的“葫芦嘴”，想一下子就找到还真不容易。老舍所说的“西大街”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大街，沿着它和平安大道相交的路口向北拐，过护国寺街口后走不多远，路东有个小夹道，那就是小杨家胡同口。如果不是墙上钉着的标牌能够提醒人们注意，是很容易错过的。窄小的胡同仅容一人通过，而且走不了几步就会“撞墙”，难怪许多人会以为这是一个死旮旯。其实走到头就会发现可以左拐，可前面又要“撞墙”了！没关系，再大胆走过去，顺着墙角往右拐，再一拐，“忽然眼一明”，看见了一块空地，这大概就是老舍所说的“葫芦的胸”了，再回头看看刚才进来的路，曲曲弯弯，狭窄细长，可不正是“葫芦”的“脖子”嘛！空地右边，也就是胡同的南侧，凹脖儿里的那扇小门，门牌上写着“小杨家胡同8号”，那就是老舍童年时的家了！
■北京胡同里诞生的大师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于1899年2月3日诞生于北京西城的小羊圈胡同。按农历算，那天恰是腊月二十三，就是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家人给他起了一个喜庆的名字──“庆春”。他的父亲属“正红旗”，是守卫皇城的旗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死于战乱，那时老舍刚一岁半。父亲早亡，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只能靠母亲和姐姐为别人洗衣服做活勉强维持生活。母亲没有奶水，靠往糨子里加一点糕干把他喂大。

　　他的童年是在清贫、寂寞中度过的。那窄小狭长的胡同，凸凹不平的肮脏空地，枝干扭曲的老树，灰皮剥落的矮院墙，便构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也造就了他自尊自信、刚毅敏感的个性。他自己曾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

　　庆春长到9岁了，还不识一个字，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做小买卖或是当个学徒，也许是最现实的选择。然而，多亏一位善良的刘大叔资助，舒庆春得以进小学读书。因其聪颖过人，学业优良，后来考入师范学校，毕业时才19岁，便被教育局直接派到京师第十七小学（现为方家胡同小学）去当校长。正是因为得到读书的幸运机遇，使北京少了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中国却产生了一位文学大师。

　　■灯市口丰富胡同的丹柿小院，老舍后半生的居所

　　老舍的后半生是在东城一个普通小院中度过的。

　　由灯市口西行不远，便是颇为僻静的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就在胡同口。由此向北，至经常演出老舍戏剧作品的首都剧场，步行只需十分钟；向南，是王府井大街，有老舍常去的东安市场、吉祥戏院。作为享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作品大俗大雅，为世人所关爱，显然很有些得益于他的居住环境。然而，如今这一带已是大厦林立，旧貌难寻了。

　　1949年12月，正在美国讲学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老舍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返回解放不久的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当选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由于亲属尚未返京，他暂时住在北京饭店。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想自己购买一所房子。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买下东城的一所小院（现在是位于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19号）。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返回北京的家人于1950年4月搬了进去。因院中的柿子树枝叶繁茂勾人流连，每逢深秋红柿高挂如彩灯缀满枝头，被老舍夫人胡絜青称为“丹柿小院”。

　　进小院，先是一较宽的夹道，据说每逢夏日，老舍常在此摆一小桌，上置茶壶茶碗，供路过的街坊邻居歇脚。小院四周原均为市井小巷，居住者多属下层市民，因此常来的客人多是平民百姓，像运煤的工人、街道的大妈、送信的邮差、卖冰棍的大嫂、修房的瓦匠、卖报的小姑娘……闲暇的时候，老舍也常在这里坐坐，与大家聊聊，那写作的灵感便油然自生。

　　夹道右面的院子，便是老舍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了。正房三间，东侧是胡絜青的卧室兼书房；中间是客厅；西侧则是老舍的书房兼卧室。老舍为了工作方便，在东墙上开了一扇门，书桌正对房门。小院面积不大，养了不少花草。老舍腿部有疾，行走不便，久坐常有不适。他往往是写了一段时间的字，便到小院里遛遛，浇浇花，看看草，活动活动腿脚，松懈一下精神，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些。
老舍喜欢上午写作，这样，每天早晨，初升的朝阳便可透过疏疏朗朗的柿叶直投入桌前。在这张桌子上，老舍写出了《龙须沟》、《茶馆》、《宝船》……

　　丹柿小院静谧宜人的气氛持续了16年，终于被“文化大革命”的狂烈风暴打破了。

　　■老舍最后的人生足迹

　　前一天，老舍去市文联“参加运动”。不料当日下午有大群“造反派”和“红卫兵”涌进来，老舍和三十多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被“揪”出来，押往国子监，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毒打。凌晨，老舍被暂时释放，回到了自己的“丹柿小院”。

　　回家后，他不吃不喝，坐着发愣。当他脱掉衬衫后，浑身都是伤痕和青紫色的淤血，背心被血痂粘在身上，实在脱不下来。夫人胡絜青用棉花团蘸着热水，小心地把背心泡软，才脱了下来。他们“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这是老舍人生的最后一夜。

　　8月24日来临了。早晨，他让妻子照常去上班。她很不放心。他说：不用管我，我不会出事的。院子里，柿叶轻摇，绿阴如旧，一个个青涩的小柿子在树叶的缝隙里探头探脑，但老舍永远也看不到它们变成胖鼓鼓的小红灯笼的那一天了。

　　在院子里最后遇见他的，是4岁的小孙女。他拉住小孙女的手，说：“跟爷爷说再见。”

　　■太平湖———老舍人生的终点

　　老舍走出了丹柿小院。他会往哪里走呢？他应当是沿着小胡同向西，再向北。他是否会绕到小羊圈胡同再看看他出生的地方呢？也许不会了。因为他不想被别人认出来。

　　但是他肯定会到什刹海去一趟。这里相对安静一些，因为没有人能拿大字报把海水糊上，也没有人不怕费事用油漆将树木全涂成红色，所以，静静的什刹海水还是那么碧透清凉，葱茏的绿树仍然在轻风中摇曳着嫩枝。

　　但这里不是他的目的地。

　　他应当是继续顺着什刹海的北沿向西北去。那条道儿他十分熟悉，更安静，没人会打扰他。他可以静静地走，静静地想。他走到了德胜门外的太平湖。这是一个很偏僻、很冷清的小湖。

　　他在湖岸边坐下来，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天，手中握着那一卷他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抄录的《毛主席诗词》。

　　天黑了，他觉得时候到了。他站起身，脱下上衣，把眼镜、手杖、钢笔一样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岸边，然后，头也不回地向水里走去……

　　水面上散乱地漂浮着一页页纸张，像《茶馆》里老掌柜王利发和他那几个老伙计为祭奠自己而抛撒的纸钱。

　　老舍就是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时间永是流逝。太平湖早已被填平，如今那里是一片林立的楼房。人们已经无法寻找老舍当年徘徊的地方了。而丹柿小院依然安在。老舍的家人把它捐献给了国家，使得人们有机会来这里缅怀这位文学大师。

　　希望北京人或从外地来北京的人,有暇时去老舍纪念馆看看。它就在王府井大街北口西边，交通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