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里的名人隐私:侯宝林曾在这里说相声

　　八大胡同是历史、文化糟粕，人间丑恶曾在这里泛滥——这是一个基于简单事实的正确判断。挖一挖八大胡同的隐痛和隐私，不是颠覆是非，而是为是非佐以事实。
　　起名之初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称，
又称“八大埠”，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大”是虚指，旧书《顺天时报丛谈》指证，该地区至少有十五条胡同属于“花柳繁华之地”，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名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

　　16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明朝北京“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现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时称“勾栏”。而八大胡同则是清初兴起，迟至清末才成名。

　　乾隆二十一年以后，北京内城禁止开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妓院来此，反倒因祸得福，自此集中密集发展，红灯区雏形诞生。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业骤然膨胀。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所以说“八大胡同”开埠虽早，但以此名行世实际上已是1900年以后的事了。

　　八大胡同从来就不是一个行政单位或法定地名。过去男人说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诉你他要“做什么”而不是“去哪里”。

　　等待判决的现在

　　摆脱大栅栏卖发票和窃听器的妇女，逃出观音寺街白热化的叫卖，就是八大胡同了。这里的气氛不再焦躁，本地住户神情闲散，外国人、背包客缓步梦游。

　　看八大胡同有两个由头，一是考察北京老街巷老建筑；二是看看老妓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北京俗话说：“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为什么非看八大胡同？由头一说：八大胡同是草根的北京，是过去绝大多数老北京人的真实生存环境，而且至今形貌犹存。

　　棋盘街道和四合院属于内城，是“高尚住宅区”，清朝时只有旗人贵族有权居住。内城街巷规划严谨，正南正北，整洁幽雅。四合院当初都是一家一院，严格遵循着社会等级制度，家庭伦理观念。庭院深深深几许，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诉求，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之上。

如今成了大杂院的朱家胡同

　　而外城的八大胡同，则是自然形成，疏于管理。八大胡同斜街多，铁树斜街、棕树斜街、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均沿故河道、水沟成型；此地胡同狭窄悠长复杂，街道杂乱无章，没人带着非转晕不可。街道乱，房子也乱——八大胡同的建筑有中有西，有砖有木，有院有楼，有商有住，大大小小，里出外进；公共场合与私人领地相互混杂，穷人富户交错纠缠。八大胡同里，严格意义上的四合院没几个，即便有也都是小院落。这里的建筑比内城的建筑年轻，1899年义和团玩弄法术失灵，不慎酿成火灾，大栅栏附近烧了大小房屋七千余间，这些房子大多是那以后建的。

　　内城胡同的文化性格像世代贵族，以八大胡同为代表的南城胡同则像骆驼祥子。
八大胡同里的名人

　　看老妓院则是很复杂的事儿。人们得在无数的房子中寻找当初妓院的线索：二层小楼，
门楣残字；圆门洞，圆窗洞。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这栋小楼的外墙立面涂上了水泥，但圆窗洞仍在讲述着它过去的经历。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内部红柱朱廊围成天井，整栋楼每个房间的门都面向中央，天井内还有一个带太湖石的水池，养着龟和鱼，旅馆环境别致，但人似乎不多。值班人员说，这里的结构从来没动过。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现在是陕西巷宾馆

　　小凤仙住过的云吉班也在陕西巷，现在是大杂院。二层小楼，前后两院，雕花房檐，但没有天井。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她今年85岁，已在这里住了50多年。她说，小白玉霜、新凤霞都曾在这里住过，大家经常走动，她与她们原来是北京评剧院的同事。

　　最堂皇的是樱桃斜街11号长宫饭店，该楼与陕西巷宾馆格局基本相同，但面积要大得多。双层纯木结构，没一根钉子，红廊绿檐环绕，30多个房间户户面向天井。该楼始建于乾隆年间，最早是贵州会馆而并非妓院，但据说此地曾是蔡锷与小凤仙的双栖之所，更早纪晓岚也常来此饮乐。经营者把这段经历写在门口，然后5元一位，喝茶参观。

　　百顺胡同的一个二层小楼，完全是西洋风格，在杂乱的巷子中显得别有风味。

　　这些当初作为妓院的二层小楼，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底层都是阔大的天井，嫖客到来坐在这里，小二就把妓女吆喝过来，任由客人挑捡；顶层的小房间一般8－10平方米，勉强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每座楼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0到20间，各个房间面面相觑，有点可笑。

　　四合院形式的妓院不如小楼多。

　　现在百顺胡同居委会所在的院子过去叫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据考证，明朝妓女苏三（玉堂春）就曾住在这儿。棕树斜街的“小花园宾馆”，是两进的四合院，过去曾是烟馆加妓院。

　　由于过去就采用公共场所的建筑形式，所以这些原妓院现在大都改做旅馆或大杂院。楼和大杂院外观破旧，内部结构基本都已改动，看起来很有废都的感觉。不过即便当年它们风光之时，也难敌现在厦门远华红楼之万一。人们曾对“红楼”的开放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争议也少，那里毕竟是人去楼空，不涉及到骚扰房主的问题。

　八大胡同原生态圈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
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可见，把当初的八大胡同简单定义为性交易场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按现代商业定义，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为中心的，集娱乐、餐饮、住宿、会议于一体的综合物业，配套设施也相当齐全。

　　1923年版《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当时北京“无一人不入胡同上盘子（妓院）……”，此话明显偏颇，但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确实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政府、周边服务行业等等诸多人士。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

　　颇符合生物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八大胡同的欢场头把交椅不是凭空得来的——先有妓娈之争，后有南北之争，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跃之地。清朝禁止官员嫖娼，大臣们就另辟蹊径，玩同性恋。娈童大都出于梨园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韩家潭一带。庚子之乱以后，朝纲紊乱，官员嫖娼已是小事一桩，此时的妓院才从娈童手里夺取了这个最令人垂涎的客源，女风压倒男风。

　　《京华春梦录》记载，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

　　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着“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地方。

　　
八大胡同今貌

　　妓女与妓院的关系，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

         过去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 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期望她们成为“高学历专业人士”。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但绝大多数卖身给妓院的妓女，都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败毒汤”，从此终生绝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远远超过三陪”；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一本万利。

　　前门外，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侯宝林自传》中说：“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八大胡同是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是家常便饭。

　　梅毒、淋病等“花柳四疫”在传播，八大胡同的厕所和街面贴满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野史说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19岁就驾崩了。皇帝尚且如此，歧女就更不用说了。

　　妓女们的结局大概有这么几种：混成老鸨，赎身从良，混一天算一天。大多数妓女的结局是悲惨的，一旦年老色衰，生存就成为问题。

　　这个生物圈生态平衡的最基本功力是——钱和性。

　　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

　　过去的中国不是礼教社会吗？“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悲剧吗？八大胡同的所作所为能被社会接受吗？当事者能逃得过良心的自责吗？八大胡同的生灵们的内心世界很值得探讨一番。

　　清末《北京醒世画报》报社地址就在樱桃斜街，与八大胡同为邻。画报笔者的道德观念并不僵化，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但细节处见精神：两个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闹砸了油瓶子，被画报笔者评为不端庄；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镜，画报笔者就觉得有“鱼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专利。

　　当时人们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维特征：对人礼教，对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时此地此事礼教，彼时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

先看政客

　　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
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两次提到京官八大胡同嫖娼被抓的事；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民国共和，达官贵人反倒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场所，寓社交于性交，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妓女们反倒成了配角。

　　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在天桥大森里开了妓院，主力嫖客就是军政要人和大财阀。不少前任御厨在“大森里”做掌勺，吃花酒需要提前半月预订。

　　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曾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最初小凤仙之邂逅蔡锷，有人说是袁世凯安排的，看来并非无中生有。台湾作家高阳描写袁世凯与曹锟贿选，小说题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善于以妓女开创历史，能独善其身的官员还能有几人？段祺瑞不吸鸦片，不逛胡同，仅仅如此，就被许多人真心奉为出类拔萃的好人。

　　再看一部分“有志青年”

　　《冯玉祥自传》中记载，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谢宴会，主人设席石头胡同。席间到处莺歌燕语，婉转娇啼，豪杰冯玉祥自言“简直待不住了”，离席而去。嗣后感慨：“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

　　冯玉祥对八大胡同深恶痛绝，为诸多迷失在胡同里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在另一章节中他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晚清妓女图

　　相较政客、愤青，文人在此，就显得所得太薄，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文人们嫖妓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博得名士风采，相互记录，引为逸事。学知识太苦太慢，锻炼魏晋风骨简便有趣——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看看郁达夫吧。1920年代，
他在《街灯》、《寒宵》、《祈愿》等多篇文字里提到“北京的银弟”。在《南行杂记》他写到：“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来郁达夫之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郁达夫发表小说《秋柳》，畸颓之气荡然。受到广泛批评后，他坦承自己失败了：“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如此这般，玩“艺术品”才是真心，银弟如果为他动过真心，受到的该是何等伤害？

　　嫖客和妓女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从已有资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种心灵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一系列或许该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逻辑们相互矛盾，认真遵循任何一个逻辑，都会与另一个同样厉害的逻辑发生冲突。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

　　嫖客与嫖客之间，并不引以为同类。《京华春梦录》称：“若茶室以次，则自郐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与妓女之间，时而赤裸裸地锱铢必较；时而又必须遵守“恩爱”仪式，只靠钱还不行。绝大多数时间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时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没有真爱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为林琴南忧闷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觉得所有妓女都是一样的，她们会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解放后的八大胡同妓女教养院里，高级妓女们抱怨道：让我们与这些贱货（下等妓女）住在一起，我们不服！大家人格分裂得都非常自然。同类人内部自我区别时，除了强调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还能细分出道德层次的优胜与败坏。

　　然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卖心、卖尊严的时间远远多于卖身时间，世外桃源中理想化的妓女才有可能逃脱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摆布。

　　1930年代初，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教授的带领下，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1947年费孝通先生又带着清华大学学生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

　　看来学者和社会学家认为，八大胡同曾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社会阴晴。

看看郁达夫吧。1920年代，
他在《街灯》、《寒宵》、《祈愿》等多篇文字里提到“北京的银弟”。在《南行杂记》他写到：“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来郁达夫之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郁达夫发表小说《秋柳》，畸颓之气荡然。受到广泛批评后，他坦承自己失败了：“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如此这般，玩“艺术品”才是真心，银弟如果为他动过真心，受到的该是何等伤害？

　　嫖客和妓女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从已有资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种心灵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一系列或许该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逻辑们相互矛盾，认真遵循任何一个逻辑，都会与另一个同样厉害的逻辑发生冲突。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

　　嫖客与嫖客之间，并不引以为同类。《京华春梦录》称：“若茶室以次，则自郐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与妓女之间，时而赤裸裸地锱铢必较；时而又必须遵守“恩爱”仪式，只靠钱还不行。绝大多数时间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时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没有真爱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为林琴南忧闷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觉得所有妓女都是一样的，她们会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解放后的八大胡同妓女教养院里，高级妓女们抱怨道：让我们与这些贱货（下等妓女）住在一起，我们不服！大家人格分裂得都非常自然。同类人内部自我区别时，除了强调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还能细分出道德层次的优胜与败坏。

　　然而八大胡同的妓女卖心、卖尊严的时间远远多于卖身时间，世外桃源中理想化的妓女才有可能逃脱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的摆布。

　　1930年代初，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在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派克教授的带领下，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1947年费孝通先生又带着清华大学学生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国社会。

　　看来学者和社会学家认为，八大胡同曾是旧中国的最佳缩影，它的变化最能表现社会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