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什么人一辈子都不与医院打交道。人的出生、离世、祛患、除疾，哪一样能离得开医院和医生？尽管人人都知道“有什么都别有病”，医院也不是人们愿意去的地方，但年经四季、人吃五谷，谁能不遇到些“三灾八难、五劳七伤”的呢？
我从出生至今的50多年中就与许多家医院打过交道。这其中去过的医院，遇到过的医生，绝大多数都如烟云过眼，早已淡忘无痕了。但是，惟独同仁医院却让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不仅是因为我出生在同仁医院，更多的还是缘于我在同仁医院治病的经历。
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我是出生在同仁医院，当时年纪小，没多想过什么，也就没往心里去。前两年，母亲在一次整理物品时，竟然找出了我的出生证书。这张繁体字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出生证书”上，写着我“于1953年11月15日12时20分在北京市同仁医院出生”。看着这张50多年前的证书，我不禁生出些感慨:一个人与一家医院竟然能有如此般的紧密关系。而我的生命从一开始也就在不经意中烙下了“同仁”的印记。
我在上学时和工作后在同仁医院看过几次病，其中有两回真是遇到了好医生，而且也收到了好疗效，记忆也最深刻。
1965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左眼的黑眼球边缘上长出了一个小泡儿。眼睛有病可不敢大意。当时，母亲和邻居的长辈们都说同仁医院看眼病最好，所以就让我到同仁医院去看眼科。
那天，为我诊病的是一位看上去50岁上下的医生。他气质非常好，戴一副金色边的眼镜，说话挺和蔼。他仔细地给我做了包括眼底的各项检查后，告诉我在眼球上打一针，再拿些药回家按时、按量上，病就会好了。打针时，我感觉他拿着弯针的手特别灵巧，动作十分娴熟。
就在我拿起他开的处方要离开诊室去取药时，我一下儿看到了处方上医生签名的地方写着“张晓楼”3个字。那时，许多医生在处方上的签名，患者基本上是认不出来的。而我手里这张处方上医生的签名，字迹又漂亮，又清晰。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但我已看过不少课外书。从书中我知道了我国有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张晓楼博士，他还是同仁医院的院长。难道今天给我看病的就是书里写的那位专家、博士、院长吗？凭我的感觉，他就是！我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便鼓起勇气问道:“您是张院长？”“啊，我是张晓楼。”他微笑着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他依然笑着问我。“我看见您写在这儿的名字了。以前我在书里看到过您。”我指着处方回答着。他微笑点着头，轻声说道:“噢，噢。”“谢谢您！”“不谢！不谢！回去按时用药，如果不好就再来看。”
告别了张院长，我取了药就回家了。回家后按时上药，时间不长，我的眼病就好了，也就没再去同仁医院。之后，虽再也没有见到过张晓楼先生，但与他的这一面之缘，特别是他的高超医术与和蔼可亲的作风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每每想起我与张晓楼先生的这次巧遇，我都为自己庆幸——因为那时的医院还不兴“专家号”，我一个普通的小患者，挂了一个平常的眼科号，能赶上张晓楼这位饮誉海内外的博士、专家给看病，真的是一种幸运！
2005年1月11日，我又到同仁医院眼科看病。这时与40年前已大不相同了，看病难、看病贵让人一提起上医院就头疼、发憷。可是眼睛有病了，而且右眼内侧白眼球通红，黑眼球内侧的边上还生出了一个小白点儿，再难、再贵也得去看呀。我起了个大早儿，可专家号还是没挂上，只挂上了个普通号。这次给我看病的是位30岁左右的男医生。他检查完我的眼睛后，只给我开了一种药——两瓶眼药水。我问，就开这一种药？他说，这药对这种眼病疗效不错，回去按时上就行了。
我排队划价、交费时还在纳闷呢？现在很多医院的医生给病人开药都是一开一大堆，有用的、不太有用的，甚至没用的，能多开绝不少开。可这个医生却只给我开了一种药，真是够少见的。等到我交费时，更让我惊讶了——两瓶眼药水才3元钱。取完药我还将信将疑:我这次看病，挂号费、常规检查费、药费加在一起才花了12元钱，莫非要治好病还得再来第二趟、第三趟……
回家后，我只用完了一瓶眼药水病就好了。虽然去同仁医院看眼病现在还是难了点儿，但我这次看病却真的是不贵。这件事又进一步加深了我心中早已有的对“同仁”的美好印象。
今年是同仁医院的120岁大寿，值此之际，我谨以我的这些“记忆”作为贺礼，祝它德才更佳、口碑更好、发展更快、实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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