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里那个林徽因

　　林徽因已被神话为既具时代象征又有超越之美的女性，然而，她的人生真是那么完满吗？她真的可以像后人想象得那样洒脱和特立独行吗？她真的可以百分之百地“做自己”吗？

　　在很多人眼里，林徽因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传奇。她秀外慧中、多才多艺，既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这一切使她在那个时代焕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光彩，即如萧乾回忆的：“徽因总是滔滔不绝地讲着，总是她一个人在说，她不是在应酬客人，而是在宣讲，宣讲自己的思想和独特见解，那个女人敢于设堂开讲，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因此许多人或羡慕，或嫉妒，或看不惯，或窃窃私语。”这样一位女性，难免在后人的想象中被渐渐神话为既具时代象征又有超越之美的理想女性。

　　有研究者在传记中这样描述林徽因和她的生活：“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也没有因为需要抚养儿女、支持丈夫、操持家务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追求；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心灵的追求；也没有屈服于社会、他人的舆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成为最杰出的妇女；成为男士理想中的女性；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偶像；成为大家乐意接受的朋友，是因为———她要‘做自己’。”（张红萍著《林徽因画传———一个纯美主义者的激情》）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林徽因真的可以那样洒脱和特立独行吗？她真的无需理会传统与家庭对她的种种制约？真的可以完全听从自我的心灵和愿望，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有意识地挣脱”作为女性的命运和角色吗？我想，事实远不是那样理想的，我们从林徽因自己的作品以及她朋友的回忆中就能找到真实的答案。

　　1934年，在散文《窗子以外》中，林徽因写道：“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你永远是“坐在窗子以内的，不是火车的窗子，汽车的窗子，就是客栈逆旅的窗子，再不然就是你自己无形中习惯的窗子，把你搁在里面。”这无处不在的“窗子”，分明象征着人生中一种无法逃脱的限制、束缚甚至桎梏，它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划定了有限的空间，更在精神上隔断了现实与理想，阻断了一个人对于无限可能的幻想和追求。林徽因在这篇文章里其实写的就是她自己———一个身陷窗内同时却又向往着窗外世界的灵魂。

　　作为作家的林徽因，只能用文学的方式曲折地传达心灵的困境。而在面对最亲密的女友时，她则是直言不讳地诉说了生活中的窘状。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她说，自己是从“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处理家庭内部的琐事的。家里“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她说：“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虽然“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

　　多年后，费慰梅在回忆录《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中说：“当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女性，费慰梅也许能同情林徽因的窘况，却无法感同身受地给予理解。所以她会说“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但是，设身处地地想象林徽因的生活，想象这样一个既不想放弃事业又需要兼顾家庭；既具有自我实现的信念又不得不周旋于大家庭之间的女子的艰难，谁还能说，没有充分施展她的才华“是她的错”呢？

　　其实，这才是真实的林徽因，她无法不食人间烟火，也无法超越她的时代和现实生活。尽管她“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她仍有每一个现代女性都可能有的烦恼和遗憾。谈这些，绝非有意打破人们对林徽因的美丽想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窗子”以内的林徽因才更加美丽。这一种美丽，有血肉、有担当，让人怜惜也值得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