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街头对时近找“棒棒糖”远眺“四面钟”

钟楼是老北京的报时机构

故宫交泰殿中的铜壶滴漏

被八国联军破坏的报时大鼓

虎坊桥路口原京华印书馆楼顶的大钟

故宫收藏的大自鸣钟

天桥市民文化广场上复建的“四面钟”

东交民巷西口的钟楼
　　夜分五更　金鼓齐鸣是“点卯”　巧夺天工　洋人被尊祖师爷———

　　在北京的街头，有不少楼房上都建有高大的钟塔，装有巨大的时钟。这些钟塔上的时钟，不仅美化了建筑物，也向过往行人提供了便利。北京带有钟塔的建筑样式起源于何时？在钟表普及之前，北京人又是如何掌握时间的？

　　看日观星一夜分成16段在古代，人们曾将一昼夜划分为16个时段，并依据自然现象和起居活动为每个时段制定了“鸡鸣、日出、食时、日入、人定、夜半”等名称。人们又将太阳当作一个天然大钟表，参照太阳的运动判断白天的时段。

　　在老北京，“日落西山”这句话可不是泛泛而谈。因为在未建楼房以前，城里确能望见西山的落日。到了夜晚，南方的夜空有三颗排成一线的星星，俗称“三星”。老北京人说“三星正南”，是指半夜；说“三星偏西”，是指后半夜。

　　皇家计时曾用日晷铜壶

　　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前方，立着一座石雕的日晷，圆形的晷盘上刻有十二个时辰的刻度，晷盘中心指针的投影指向的位置，就是当前的时刻。

　　在故宫贮存皇帝玉玺的交泰殿里，还陈设有一座立式大自鸣钟和一座铜壶滴漏。铜壶滴漏的计时方法，是让高处铜壶里的水，缓慢地滴落到低处的箭壶里去。刻有时辰刻度的箭杆垂直漂浮在箭壶里，随着水位上升而依次显露刻度，供人们观察时刻。

　　在古代，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颁布新的历法，强制性地向全国推行。每一年都要由皇家钦天监编制下一年的历书，在十月初一举办隆重的颁历大典，由皇帝亲自宣布启用，因此历书又叫“皇历”。所以乾隆皇帝为交泰殿铜壶滴漏题写的铭文说，设置它的用意是“分司天地、明时敬授、齐政协纪、勤民礼贤”。

　　元朝建“旧鼓楼”明代建“新鼓楼”

　　古人将夜晚划分为“五更”。其中一更为戌时，即19时至21时。三更为子时，即23时至凌晨1时，因此这个时段又叫“子夜”，也叫“三更半夜”。五更为寅时，即3时至5时。五更之后是卯时，官员衙役们此时就要去官署报到点名，所以报到又叫“点卯”。

　　在老北京城，发布五更时间的权威机构是钟楼和鼓楼。元大都建成时期就有钟楼、鼓楼，但不在现今的位置，而是在旧鼓楼大街。“旧鼓楼”一名，即指元代鼓楼旧址。

　　明代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城时，于现在位置另建了新的钟楼和鼓楼。鼓楼西边的铸钟胡同和小黑虎胡同，还留有明代铸钟的故事。

　　铸钟胡同，因是明代皇家铸钟厂旧址而得名。现在钟楼上悬挂的铜钟及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均出自此处。清初学者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说，在他那个时代，铸钟厂尚有明代遗留的十几口大钟，高度达二丈余，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院子里。

　　钟楼最初悬挂的是铁钟，因音色不好，撤下来闲置在鼓楼后边。相传，为钟楼另铸铜钟时，屡次未能成功。工匠领班的女儿情急之下投身熔炉，化入铜液，这才将钟铸成。铸钟厂为纪念这位女子，建造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娘娘庙确实存在过，住在铸钟胡同旁边的小黑虎胡同24号院的柯先生证实，娘娘庙就在此院，但残存的大殿已于2000年前后拆除，拆下的木料有将近1米粗。柯先生还存有20年前在鼓楼后边大钟前拍的照片。

　　钟鼓报时靠“对灯”

　　鼓楼上原有1个直径1.4米的报时主鼓和24个较小的群鼓。这些鼓均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仅存1个破损的主鼓。现在陈列的25个新鼓，是2001年仿制的。

　　在清代，钟鼓楼上击鼓撞钟的工作由銮仪卫皇家仪仗队的旗鼓手负责。每晚的一更和五更，都要先击鼓108响，再撞钟108响，108响还要分为两节，每节54响，击、撞的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二更至四更，则是只撞钟，不击鼓。为了协调击鼓撞钟的时间，旗鼓手们在相距百米的钟鼓楼上，彼此之间用灯光发信号，称作“对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钟鼓楼不再用钟鼓报时。此后，北京市政当局改为每天中午在宣武门和德胜门城墙上鸣放大炮报时，称为“午炮”。

　　利玛窦　成为钟表修理祖师爷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赠送了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大钟每小时自鸣1次，小钟每小时自鸣4次。首次进入中国宫廷的西洋自鸣钟，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他担心洋钟一旦损坏无人能修，遂留利玛窦定居京城，并赐给宣武门内住宅一所，即天主教南堂的前身。有趣的是，后来北京的钟表修理业，竟将利玛窦尊为行业祖师爷。

　　清朝与西洋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西洋自鸣钟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这些自鸣钟均用黄金、宝石等名贵材料装饰，设有发条驱动的人物、鸟兽、花卉，不仅能自动报时，还能奏乐。清帝非常喜爱精美奇妙的自鸣钟，不但命令海关官员向外国大量采购，还让内务府成立“做钟处”进行仿制。

　　清帝在乾清宫的东庑房内，曾设有自鸣钟处，派专人负责钟表的保管和上弦。自鸣钟处挂着乾隆皇帝题写的对联：“帘萦香篆斋心久，座殷钟声问夜遥”。乾隆说过，天朝什么都不缺，只有洋钟和洋枪还是西洋人造得最好。乾隆在《咏自鸣钟》诗中写道：“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针指弗差舛，轮推互转旋……钟鸣别体备，乐律异方宣。欲得寂无事，须教莫上弦。”

　　车公庄仍有百年钟塔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将东交民巷地区强行划为使馆区，兴建了大量洋式楼房。楼顶上建钟塔、设钟表的建筑样式也在这时传入北京。钟塔，原是西方教堂常见的设施。大型机械时钟问世以后，钟塔也被广泛用于商业和公务建筑。现在车公庄大街市委党校院内的法国修道院老楼，还保留有近百年前的钟塔和大钟。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北京兴起建洋楼风，许多由中国人建造的洋楼上也设置了钟塔和时钟，如张自忠路3号院内的清代陆军部大楼、西交民巷东口的大陆银行、虎坊桥路口西北角的京华印书馆等处都有遗迹。

　　公用路钟曾立在北京街头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陆续将一些土路改建为沥青马路，还在主要路段安装了一些公用路钟。那种路钟的样式就像一支大棒棒糖，直径约半米的圆形时钟装在两米高的铁柱上，双面都有表盘，很是醒目。1961年前后，在鼓楼前的马路西侧还有这种路钟，只是已经损坏，不再走时了。

　　1922年，先农坛北部围墙被拆除，建成了北纬路、南纬路等街区。那时在北纬路西头，建造了一座四面都有时钟的钟塔，俗称“四面钟”，是当时南城的一处著名景观。2005年，宣武区政府在北纬路东口的天桥市民文化广场参照原样重建了“四面钟”。

　　钟塔当过北京标志

　　西长安街路北，旧有一条大栅栏胡同，胡同南口是金代古庙庆寿寺。1956年，在庆寿寺基址上兴建了电报大楼，大楼的钟塔上安装了四面时钟。曾在电报大楼工作过的高先生回忆说，大楼运营初期，报时音乐使用64个高音喇叭播放。过了一段时间，因声音太大，附近居民有意见，又关闭了半数喇叭。

　　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电报大楼西侧的大栅栏胡同因与前门的大栅栏重名，需要更改。工作人员在胡同里听到了电报大楼传来的钟声，遂将大栅栏胡同改名为“钟声胡同”，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先后兴建了北京站和西客站。火车站是一个重视时间的地方，因此这两座车站的候车大楼都建造了钟塔，安装了大钟。以一对大型钟塔为特征的北京站形象，一度还被大量印在旅行包上，成为北京的标志。

　　现在的北京人，每家都有各种式样的手表、电子表、座钟、挂钟,人们还可从手机、电脑、电视机、汽车仪表盘上获取时间信息。应该说，如今街头楼顶随处可见的老钟、新钟，记录的只是一种历史，一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