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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街头对时近找“棒棒糖”远眺“四面钟”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陆元| 查看: 5159| 评论: 0

钟楼是老北京的报时机构


故宫交泰殿中的铜壶滴漏


被八国联军破坏的报时大鼓


虎坊桥路口原京华印书馆楼顶的大钟


故宫收藏的大自鸣钟


天桥市民文化广场上复建的“四面钟”


东交民巷西口的钟楼
  夜分五更 金鼓齐鸣是“点卯” 巧夺天工 洋人被尊祖师爷———

  在北京的街头,有不少楼房上都建有高大的钟塔,装有巨大的时钟。这些钟塔上的时钟,不仅美化了建筑物,也向过往行人提供了便利。北京带有钟塔的建筑样式起源于何时?在钟表普及之前,北京人又是如何掌握时间的?

  看日观星一夜分成16段在古代,人们曾将一昼夜划分为16个时段,并依据自然现象和起居活动为每个时段制定了“鸡鸣、日出、食时、日入、人定、夜半”等名称。人们又将太阳当作一个天然大钟表,参照太阳的运动判断白天的时段。

  在老北京,“日落西山”这句话可不是泛泛而谈。因为在未建楼房以前,城里确能望见西山的落日。到了夜晚,南方的夜空有三颗排成一线的星星,俗称“三星”。老北京人说“三星正南”,是指半夜;说“三星偏西”,是指后半夜。

  皇家计时曾用日晷铜壶

  在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前方,立着一座石雕的日晷,圆形的晷盘上刻有十二个时辰的刻度,晷盘中心指针的投影指向的位置,就是当前的时刻。

  在故宫贮存皇帝玉玺的交泰殿里,还陈设有一座立式大自鸣钟和一座铜壶滴漏。铜壶滴漏的计时方法,是让高处铜壶里的水,缓慢地滴落到低处的箭壶里去。刻有时辰刻度的箭杆垂直漂浮在箭壶里,随着水位上升而依次显露刻度,供人们观察时刻。

  在古代,每次改朝换代,都要颁布新的历法,强制性地向全国推行。每一年都要由皇家钦天监编制下一年的历书,在十月初一举办隆重的颁历大典,由皇帝亲自宣布启用,因此历书又叫“皇历”。所以乾隆皇帝为交泰殿铜壶滴漏题写的铭文说,设置它的用意是“分司天地、明时敬授、齐政协纪、勤民礼贤”。

  元朝建“旧鼓楼”明代建“新鼓楼”

  古人将夜晚划分为“五更”。其中一更为戌时,即19时至21时。三更为子时,即23时至凌晨1时,因此这个时段又叫“子夜”,也叫“三更半夜”。五更为寅时,即3时至5时。五更之后是卯时,官员衙役们此时就要去官署报到点名,所以报到又叫“点卯”。

  在老北京城,发布五更时间的权威机构是钟楼和鼓楼。元大都建成时期就有钟楼、鼓楼,但不在现今的位置,而是在旧鼓楼大街。“旧鼓楼”一名,即指元代鼓楼旧址。

  明代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城时,于现在位置另建了新的钟楼和鼓楼。鼓楼西边的铸钟胡同和小黑虎胡同,还留有明代铸钟的故事。

  铸钟胡同,因是明代皇家铸钟厂旧址而得名。现在钟楼上悬挂的铜钟及大钟寺里的永乐大钟均出自此处。清初学者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说,在他那个时代,铸钟厂尚有明代遗留的十几口大钟,高度达二丈余,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院子里。

  钟楼最初悬挂的是铁钟,因音色不好,撤下来闲置在鼓楼后边。相传,为钟楼另铸铜钟时,屡次未能成功。工匠领班的女儿情急之下投身熔炉,化入铜液,这才将钟铸成。铸钟厂为纪念这位女子,建造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娘娘庙确实存在过,住在铸钟胡同旁边的小黑虎胡同24号院的柯先生证实,娘娘庙就在此院,但残存的大殿已于2000年前后拆除,拆下的木料有将近1米粗。柯先生还存有20年前在鼓楼后边大钟前拍的照片。

  钟鼓报时靠“对灯”

  鼓楼上原有1个直径1.4米的报时主鼓和24个较小的群鼓。这些鼓均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仅存1个破损的主鼓。现在陈列的25个新鼓,是2001年仿制的。

  在清代,钟鼓楼上击鼓撞钟的工作由銮仪卫皇家仪仗队的旗鼓手负责。每晚的一更和五更,都要先击鼓108响,再撞钟108响,108响还要分为两节,每节54响,击、撞的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二更至四更,则是只撞钟,不击鼓。为了协调击鼓撞钟的时间,旗鼓手们在相距百米的钟鼓楼上,彼此之间用灯光发信号,称作“对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钟鼓楼不再用钟鼓报时。此后,北京市政当局改为每天中午在宣武门和德胜门城墙上鸣放大炮报时,称为“午炮”。

  利玛窦 成为钟表修理祖师爷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赠送了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大钟每小时自鸣1次,小钟每小时自鸣4次。首次进入中国宫廷的西洋自鸣钟,令万历皇帝爱不释手,他担心洋钟一旦损坏无人能修,遂留利玛窦定居京城,并赐给宣武门内住宅一所,即天主教南堂的前身。有趣的是,后来北京的钟表修理业,竟将利玛窦尊为行业祖师爷。

  清朝与西洋人的交往更加频繁,西洋自鸣钟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这些自鸣钟均用黄金、宝石等名贵材料装饰,设有发条驱动的人物、鸟兽、花卉,不仅能自动报时,还能奏乐。清帝非常喜爱精美奇妙的自鸣钟,不但命令海关官员向外国大量采购,还让内务府成立“做钟处”进行仿制。

  清帝在乾清宫的东庑房内,曾设有自鸣钟处,派专人负责钟表的保管和上弦。自鸣钟处挂着乾隆皇帝题写的对联:“帘萦香篆斋心久,座殷钟声问夜遥”。乾隆说过,天朝什么都不缺,只有洋钟和洋枪还是西洋人造得最好。乾隆在《咏自鸣钟》诗中写道:“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针指弗差舛,轮推互转旋……钟鸣别体备,乐律异方宣。欲得寂无事,须教莫上弦。”

  车公庄仍有百年钟塔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将东交民巷地区强行划为使馆区,兴建了大量洋式楼房。楼顶上建钟塔、设钟表的建筑样式也在这时传入北京。钟塔,原是西方教堂常见的设施。大型机械时钟问世以后,钟塔也被广泛用于商业和公务建筑。现在车公庄大街市委党校院内的法国修道院老楼,还保留有近百年前的钟塔和大钟。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北京兴起建洋楼风,许多由中国人建造的洋楼上也设置了钟塔和时钟,如张自忠路3号院内的清代陆军部大楼、西交民巷东口的大陆银行、虎坊桥路口西北角的京华印书馆等处都有遗迹。

  公用路钟曾立在北京街头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陆续将一些土路改建为沥青马路,还在主要路段安装了一些公用路钟。那种路钟的样式就像一支大棒棒糖,直径约半米的圆形时钟装在两米高的铁柱上,双面都有表盘,很是醒目。1961年前后,在鼓楼前的马路西侧还有这种路钟,只是已经损坏,不再走时了。

  1922年,先农坛北部围墙被拆除,建成了北纬路、南纬路等街区。那时在北纬路西头,建造了一座四面都有时钟的钟塔,俗称“四面钟”,是当时南城的一处著名景观。2005年,宣武区政府在北纬路东口的天桥市民文化广场参照原样重建了“四面钟”。

  钟塔当过北京标志

  西长安街路北,旧有一条大栅栏胡同,胡同南口是金代古庙庆寿寺。1956年,在庆寿寺基址上兴建了电报大楼,大楼的钟塔上安装了四面时钟。曾在电报大楼工作过的高先生回忆说,大楼运营初期,报时音乐使用64个高音喇叭播放。过了一段时间,因声音太大,附近居民有意见,又关闭了半数喇叭。

  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电报大楼西侧的大栅栏胡同因与前门的大栅栏重名,需要更改。工作人员在胡同里听到了电报大楼传来的钟声,遂将大栅栏胡同改名为“钟声胡同”,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北京先后兴建了北京站和西客站。火车站是一个重视时间的地方,因此这两座车站的候车大楼都建造了钟塔,安装了大钟。以一对大型钟塔为特征的北京站形象,一度还被大量印在旅行包上,成为北京的标志。

  现在的北京人,每家都有各种式样的手表、电子表、座钟、挂钟,人们还可从手机、电脑、电视机、汽车仪表盘上获取时间信息。应该说,如今街头楼顶随处可见的老钟、新钟,记录的只是一种历史,一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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