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上的北京味儿

　　北京，一座一边消失一边生长的城市。华丽巍峨的皇城宫禁或喧嚣热闹的胡同院落，铿锵悠扬的京剧或东拉西扯的“京片子”，都因为凝结了中国最近五百年的沧桑，用凝重的身姿对抗着钢筋水泥和现代化来势汹汹的进攻。

　　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永远处在两个城市的边界：一个是正在消失的悠然北京；一个是正在生长的繁忙北京。这两个城市一点点地交替，如同一场结局注定的较量，人们在这边界注视着这带些着哀愁的此消彼长。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段令人感伤的独白：“北京，变得这么快。二十年的工夫，她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所有的怀旧，包括那些鲜艳或褪色的影像，都成了人们追寻老北京的方式。

　　紫禁城：皇家的北京

　　如果一座城市的象征总就是它在陌生人眼中最显著的部分，那么金光耀目的皇城当然是北京的象征。

　　“打开门(open the door)！”年轻的皇帝透过开着的宫门看到了墙外的繁华喧嚣，他试图走进那个不同的世界，却被在他面前慢慢关上的沉重大门挡住了。

　　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首次获准进入紫禁城内实景拍摄，他拍成了电影《末代皇帝》，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坎坷人生搬上了银幕。次年，在第六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片一举成为热点，夺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9项大奖，创下了奥斯卡历史上所有提名都能获奖的纪录。这部电影用胶片上的意象让全世界神迷紫禁城。

　　紫禁城见证了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经过，因为这岁月的积淀，呈现着一种凝重的身姿，它的气势俨然已经成为历史的形象，而它的深远总能让行走其间的人喟叹世事的沧桑。

　　紫禁城自1925年10月10日首次向公众开放，至今已有八十年，有限的文物展出和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却远不能满足普通人对红墙内的好奇。所幸影像比文字有更强的再现能力，贝托鲁奇的电影是一部美轮美奂的皇城旧影，更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窥见红墙内神秘的权力欲望交织的世界(虽然导演的初衷是表现一个被还原为普通男人的皇帝)。影片中重复出现的高大宫墙和紧闭的城门，以及氤氲始终的紫禁城特有的红黄相间的色彩，正切合了人们对北京的印象：一个庄严而神秘的地方，和所有的人保持着值得敬畏的距离。

　　试图打开历史迷雾的绝不止贝托鲁奇一个人，出生在北京的香港导演李翰祥早就把镜头对准了神秘而美丽的宫廷。1975年至1983年，他完成了著名的“清宫四部曲”，从《倾国倾城》到《垂帘听政》，这一次镜头不再局限于阴冷的宫禁，而是包括了颐和园、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历史，拍摄《火烧圆明园》时，李翰祥耗资六十四万、用时一年搭建圆明园实景。今天的清朝戏，特别是反映清朝宫廷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被老百姓戏称为“辫子戏”，但其中的历史成分大大减少，作为背景的各种影视城也粗糙不堪，经不起细究了。

　　胡同与院落：市井的北京

　　皇城可以象征北京，却不是它的全部。真正的北京人、北京文化并不仅存于红墙碧瓦间，典雅精致的四合院、凌乱嘈杂的大杂院、狭窄蜿蜒的胡同、熙攘热闹的市场也是北京的文化形态；宫禁之外的这个热闹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京腔京韵、京味文化之所在。

　　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马市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

　　……

　　这是一首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童谣，里面大多数的地名也在逐一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不但外地人不可能知晓它们的方位和典故，大多数北京人的记忆里也找不到关于它们的丝毫痕迹。

　　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是《十分钟，年华老去》，11位当今世界最有创作力的电影导演，各自以片长十分钟的短片来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时间。陈凯歌的《百花深处》讲述了胡同里一个“疯子”的故事。在别人眼中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上，他所看到的依然是自己的四合院和其中雅致的什物。影片结尾，借助一只从灰尘中拾起的檐口风雨铃的铃音，“疯子”、搬家公司员工和银幕前的观众一起看到了电脑制作出来的红墙院落、朱门碧瓦、漫天杨花……虚幻的古典景致，成了弥漫在废墟之上的浓浓的哀伤。

　　然而，在年轻导演的心目中，北京有着另一副面容：低矮的四合院被楼群遮蔽，人们开始了对现代都市的妥协、顺从或是软弱的抵抗。如果说老一辈的导演致力于记录业已消失的美好，那么一些年轻导演则着重表现正在发生的一切——传统的北京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此消彼长，四合院和胡同即使仍出现在影像之中，却无法掩饰它们存在的脆弱。而失去了这些文化形态的标本，北京变得像个迷路的孩子，无所适从。

　　北京城在电影《洗澡》里变成一声哀婉的叹息。张扬选择了一件行将消失却极具特色的事物——澡堂，它在若干年前的北京生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场所，是北京文化中的休闲成分的重要表现之一。那时候，泡澡堂子是北京人的一大享受，特别是在北风凛冽的冬日，在热汤池里泡上个把钟头，还可以喝着热茶抽着香烟，享受着搓背修脚的服务，侃尽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份惬意，令很多人终身难忘。对张扬来说，这就是他儿时跟着父亲在新街口泡澡堂子的温暖回忆，若干年后，澡堂以一种诗化了的语言，出现在电影《洗澡》中。朱旭扮演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惨淡经营的澡堂，他看重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澡堂代表的那种人情味儿——它成了传统社会中街坊邻里享受融洽关系的重要场所。在老板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澡堂文化”，澡堂不是上流人士的高雅场所，却是平民百姓难得的消遣享受。

　　京味儿“乐子”

　　听曲学唱，养鸟喂蛐蛐，放放风筝，连一碗酒就着一头蒜也是一种京味乐子……跟着清朝统治在北京扎了根的八旗子弟一步步造就了北京文化的特性之一——如果说提笼架鸟、品茗玩票不过是些表面现象，那其背后怡然自得的享乐主义才算是实质。

　　关于北京文化中的“乐子”，大概以京剧、养鸟养虫，以及古玩最为突出。

　　电影《霸王别姬》虽然展现的是一个漫长历史时期里人物的命运，但因为两位主人公都是京剧演员，所以它处处离不开戏，弘扬国粹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哪部电影能像它那样，让人领略到京剧之美，以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境界。

　　如今的北京，京剧表演却成为了做给外国游客看的戏码。北京人自己的京剧，是清晨的公园里、各色文化站里，甚至只是几处僻静之地，有三五成群的老人，悠然地拉胡琴、吊嗓子、唱京戏。他们不但享受着自己生活的乐趣，还创造出了京剧在民间的生机勃勃。1993年宁瀛拍摄了电影《找乐》，影片将镜头对准一群在公园墙外的长廊里自发唱京剧的老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济状况、不同的社会地位，却又有同一种身份——票友。为了共同的爱好，老人们开始聚在一间从街道文化站暂借来的小房子里，成立了老年人京剧社，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滋有味，热热闹闹，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满足一点自己的快意和虚荣。

　　被北京人玩出名堂来的不只是京剧，还有鸟儿和虫儿。最有名的蝈蝈儿，当属《末代皇帝》中在太和殿上隆重举行登基大典时，溥仪在大臣陈宝琛身上发现的那只蝈蝈笼子里的小生灵，对三岁的小皇帝来说，这只虫儿显然比庄严宏大的仪式更具有吸引力。这只神奇的蝈蝈在影片中扮演的可不是一般的角色，1967年，年迈的溥仪以游客身份重返紫禁城，昔日的金碧辉煌已消失无踪，在太和殿，溥仪对一个孩子说，“我是中国的皇帝”，为了证明，他找出了儿时藏在宝座里的蝈蝈笼子，而里面的蝈蝈居然还活着！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本身为古玩收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加上近代的社会动荡，造成宫廷文物外流，竟渐渐地形成了全国第一的大古玩市场。喜好古玩的人也有真玩家和假玩家之分：假玩家对古董的热情与对金钱的热情密不可分，指望挖掘其中的价值来谋取利益；而真正的玩家是不计较金钱的，他们看中的是鉴赏和拥有带来的快乐，为此往往倾家荡产在所不惜。在北京人眼中，后者才是文化的象征和精髓。2001年，电视电影《古玩》由郑大圣拍摄完成，影片讲述两个古玩店老板为了一只周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故事，其间融会穿插了不少关于古玩收藏的奇人奇事。影片最后，在面对外来入侵时，为了不让文物落入敌人之手，民族气节战胜了个人私欲，隆老板和金老板最终站在一起捍卫民族财富。这个结局隐含着一层深刻的认识：追名逐利是凡人天性，深明大义才是玩家本色！

　　至于平常人家，日子可以过得没有别人富裕，事业可以干的比不上别人的成就，但却能在晴朗的天儿去开阔地方放放风筝，能在筒子河钓钓鲫瓜子，能到胡同口的树阴下和好友杀上几盘象棋，能在自己的门前摇着蒲扇喝上两口二锅头……所欲不奢，所费不靡，简简单单就找到了乐子，就忘掉了烦忧，就能使生活充满了轻快和愉悦。连老北京人和那些孜孜不倦地研究北京人的专家，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习惯了自我安慰的逃避，还是善于调节心理的达观。

　　薄嘴皮子不消停

　　“我跟小姑娘说我们这儿有位赵老师想跟你认识认识，赵尧舜赵老师，全国都有名的，小姑娘说：‘呦，赵老师，我知道他，他在哪儿？’人家立刻就要来见你，看来是特仰慕您。我说赵老师哪能想见就见，人家特忙，又要接见中央首长又要写文章，你们得约一下。小姑娘说：‘约就约吧，什么地方好我也不知道，干脆鹫峰怎么样？那儿远，也静，赵老师教诲我我也专心。’”《顽主》中的一段精彩台词，可谓将“贫”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在以北京为背景的电影作品中，那些能说会道，有三寸不烂之舌的生动面孔，以及他们演绎的精彩情节，往往成为影片最令人难忘的部分，也因此留下了不少至理名言。《顽主》中“三T”公司的几个小青年，个个是资深“侃爷”，他们利用这种特长帮助别人，也算是物尽其用，一句“孔雀开屏是美丽的，可转过去就是屁眼儿了”，貌似粗俗，但仔细玩味也大有深意；还有一句“哥们儿就喜欢俗的”也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

　　“贫”是个中性概念，喜欢的人说它是语言艺术，透着民间的智慧；憎恶的称之为油腔滑调，全凭小聪明小机灵。对北京人来说，“贫”已经成了一种治不好的“病”，一种戒不掉的“瘾”，一种离不了的生活方式……因而有些聪明的电影人站出来，将这种病、这种瘾演绎得精彩，发挥得漂亮，让人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对它的看法。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传统文化中对多言的人似乎缺乏肯定的评价，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归结了北京的文学、影视作品的特色，将这种以“贫”为主要特征，灵活运用语言的风格，统称为“痞子文化”。而其代表，就是那位创造了不少名言，也招惹了不少是非的文化名人：王朔。王朔本人并不十分排斥这种称呼，甚至索性以此作为自己“反文化”英雄的旗帜，渐渐地，在北京人心中，这种“痞子文化”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了，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来自民间的指挥，也代表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还有一种不失深刻的幽默感。它就像是老天桥的摔跤把式——四两拨千斤，在嬉笑怒骂之间也藏得下冷眼看世事的深刻。

　　“贫”也是冯氏贺岁片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冯小刚似乎也力图展现隐藏在北京人的“贫”和“痞”之后的一些可贵品质：大度、慷慨、善良、仗义……《甲方乙方》是最典型的一部，整个“好梦一日游”的创意都是建立在实现他人梦想的美好愿望上，赢利与否并不重要，甚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去帮助别人，姚远和周北雁将自己的新房都让了出来，帮助身患癌症的无房夫妇做一个“团圆梦”；《不见不散》中的刘元、《没完没了》里的韩冬、《大腕》里的尤优也都是善良而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贫”，可是贫的不让人烦反倒招人喜欢，冯小刚在这一系列的贺岁影片中抽象出了一种新的“北京人”形象，并迅速使其受到千万观众的喜爱。

　　外人对北京人的这种“贫”真是又爱又恨，而北京人则永远以此为荣。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贫”竟渐渐成了空耍嘴皮不干实事的代名词，也成了尖酸刻薄不积口德的委婉表达，连曾经为此自豪的北京人也不得不思考：这贫，还是不是一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