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历
侯仁之，现年95岁。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因掩护学生抗日，惨遭日寇逮捕；他奔走呼吁，为保护北京市的古城起源及新城市规划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深入西北沙漠实地考察，为沙区治理在决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他被誉为"中国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
在北京大学这座园林般美丽的校园里，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历史名园，燕南园便是其中之一。其实燕南园的宁静秀美并不是它最动人的地方，我国多位学界巨擘憩居于此才是它最引人之处，使它闻名遐迩。最近，我在燕南园采访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侯仁之先生。
初夏的燕南园，嫩柳婆娑、草木葳蕤。和着徐徐的微风，坐在侯先生古色古香的书房里，听先生回忆那尘封已久的往事，仿佛时光又回到了那如歌的岁月……
莲花池与北京西站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却少有人能详细解出，而这正是侯仁之所最爱谈的话题，他说，北京城最初的名称叫做蓟，因为在城的西北角，有一个高丘，叫蓟丘，城就因“蓟”而得名。公元938年，辽朝在这里建立了陪都，改称南京，也叫燕京。北京城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成长，是因为它的上游有一个湖叫西湖，也就是现在的莲花池，它解决了一个城市的成长所必须解决的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源地。也许有人会问，北京不是有一条永定河吗？为什么不在永定河附近建城？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城市就是在河流渡口上成长的，比如说英国伦敦的起源，南来北往都要经过伦敦桥，所以它就成长起来了。而北京为什么没有在永定河的渡口上成长起来？原因就是我国华北地区降水的特点，冬天天寒地冻，降水稀少；夏天又常常暴雨成灾，河水泛滥，渡口常常受到威胁，无法建城，因此就来到了蓟丘，又利用了莲花池的水。所以这个莲花池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没有莲花池就没有了最初的北京城。
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中央考虑在老北京站以西大约8公里的地方再建立一个新的大型车站，成为北京的新大门，号称“京门”。当时选址的时候，曾考虑到莲花池遗迹，那时它已经水源减少、湖水干枯，地势又较低，也没有搬拆迁问题，既节约经费又可以马上开工……侯仁之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北京是靠着一个蓟丘、一个西湖(莲花池)才成长起来的，作为北京历史上城内、城外水源的起点，它是研究古代北京水系变迁和金中都城位置、地貌等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物证。这不是一般的古迹，它对于北京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写报告，提建议，四处奔走，八方呼吁“要完整保存北京古迹。”市领导非常重视，经过规划建设，现在北京西站就建在了莲花池的东北岸上。莲花池也整治修复、疏浚通水，是一处依然保持着历史渊源的自然风景。人们一下火车，不仅感受到新时代雄伟壮观的“京门”——北京西站，还能追根溯源至北京城的起源。
北四环的第一次掉头
谈及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侯仁之特别强调了历史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以北京为例，把国家奥林匹克中心建在北四环旁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的统治阶级都有“面南而王”的思想，这和气候有关。北方的气候冬季寒冷，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人们不开北门，甚至连北窗都不开，主要建筑都是面朝正南，这个传统在意识形态里就产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所以北京城的中轴线就是自天安门起由北向南延伸，主要目的就是帝王都是面南统治的。在明清王朝时代，天安门前是不能让老百姓通过的，所以是丁字形的。
到了北京第一次举办亚运会时，规划运动场馆和运动员村的设立位置时，就选择了今天北四环旁的奥林匹克中心的位置。它正好是北京城的正北方。选在这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域开阔，适合进行大规模建设；二是离首都机场较近，方便运动员的出行。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轴线第一次掉头向北发展，这一点在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北京开始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这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从勺园到利物浦
侯仁之读高中的最后一年，他开始考虑上大学选专业的问题。他的父亲希望他学医，而他则因为看了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而备受鼓舞。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顾颉刚教授意在唤醒民众，号召青年学生投身到民众中去的檄文，使青年侯仁之激动不已。他和弟弟在一起讨论“到底是学医还是学文？”弟弟说:“国难当头，要到民间去、要唤醒民众，郭沫若、鲁迅都是学医的，但他们现在都在用笔作武器，鼓舞民众……”在弟弟的鼓励下，他决定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投身到仰慕已久的顾颉刚教授门下。他说，是弟弟的鼓励，使他选择了一条自己所终生不悔的事业，弟弟是他一生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人之一。后来当弟弟被敌人杀害的噩耗传来时，他几乎痛不欲生。
1932年，侯仁之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不久，他的老师洪煨莲先生关于勺园(燕京大学的一部分)研究的重要著作《勺园图考录》出版了，里面收录了晚明以来勺园主人米万钟家事以及描述勺园景物的诗文记载，并且进行了勺园故址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证。侯仁之看了那个图后，兴致大增，随即对学校周围诸名园进行考察，先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一直到西山。他考察了包括河湖水系、地形变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他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的园林区考察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地理地貌的兴趣。毕业后，他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助教，每次上课前他都提前整理好相关资料发给同学们做参考，在收集、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启发了他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
洪先生看出了侯仁之的兴趣所在，便想送他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留学。当时洪先生已经送了几名学生去哈佛大学留学，但对侯仁之，洪先生考虑到哈佛虽然是名校，但它没有地理系，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那样有名，但它有地理系，而且还有像ProfessorRoxby(罗士培教授)那样的地理学大师，于是洪先生决定送侯仁之去利物浦大学。他对侯仁之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只可惜很快战争就爆发了，未能成行，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侯仁之才得以留学英伦。但洪先生“投师要投名师”的教诲使侯仁之受益终生。
1946年，侯仁之来到利物浦大学，师从Professor Roxby的继任者Clifford Darby。Darby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年轻的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侯仁之的影响非常大。提及恩师，侯仁之充满敬意地说:“Clifford Darby教授研究的是英国历史地理学，我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其中的原则是相通的。过去，中国也曾有过历史地理这个专业，但它主要是研究疆域变迁、地界变化，并没有讲一个城市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是什么条件使它在这儿而非在别的地方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它所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比如水源的问题、交通问题等等。一个城市的成长受很多地理条件的约束……我从Clifford Darby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观念上的东西，使我受益终生。”
194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底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取道香港回国；回国后第三天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侯仁之以北大地质地理系为基地，不断探索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拓展了学科视野，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
监狱里的友谊
从燕京到利物浦的漫长之路，侯仁之还经历了一段牢狱之灾。1940年夏，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校，当时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约他谈话，希望他在教课之外再兼管学生工作。因为当时正是日寇入侵东三省之后又进一步向华北沿线推进之时，有的学生家庭遭受战火影响，经济来源困难；有的学生则向往到抗日根据地去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关心和帮助他们，而侯仁之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那些要投身到抗敌救国斗争中去的学生前往解放区。侯仁之以学生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这些学生分批离校。当时他是通过一位以研究生名义留校从而进行地下工作的党员陈杰来秘密进行这项工作的，他把要去解放区的同学介绍给陈杰，由陈联系前往解放区。
不幸的是，一天早上，侯仁之正在赶写一篇学术论文时，被前来抓人的日寇逮捕，连同他的草稿和参考用的地图，一齐被带往了日本宪兵队本部。“他们把我带到了地下室，走到一处铁门前，咣当几脚把门踹开后，就让我钻进去。我进去一看，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当时他的名字叫孙以亮。那时他是燕京大学话剧团的主要成员，因为演出有抗日色彩的话剧而被捕。他的哥哥孙以宽就是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由我出面与地下党联系，掩护其前往太行山区支援北方抗日大学的……”身陷囹圄的日子，侯仁之和孙道临并无畏惧，他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依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每天晚上，他们躺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彻夜长谈黄河文化，谈他们对《黄河大合唱》的热爱；谈黄河的故事；谈救灾于黄河的民族英雄；谈未来的理想；畅想着将来要写《黄河传》……这段不寻常的友情让侯仁之终生难忘。
后来因为日寇对他送学生去解放区参加抗日的事情，一无所知，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将他转送至日本军事法庭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对他判以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母亲之语犹在耳畔
1911年，侯仁之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他自幼体弱，连续二年都因为身体原因而不能升学，父亲把他送到德州博文中学，想让他跟着在博文中学教体育的堂兄侯成之把身体锻炼好。那时，同学们下了课都喜欢打篮球，可每次都因为他太弱、太瘦小而没人愿意带他玩，他就只好每天自己绕着操场跑步，没想到他的身体却因此好起来了。后来他转到了北京的潞河中学，在学校的跑步比赛中他常常获得第一名；入燕京大学后，他又是燕京大学5000米纪录的保持者，“文革”期间，他被送到江西鄱阳湖畔进行劳动，他依然巧用时间坚持跑步。正是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锻炼，才使他一直都能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体力投入到他所挚爱的事业中。他说:“历史地理学是又古又今之学，它既要研究历史上的古迹文献，又要结合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加以实地考察，是读书加行路的学科，没有个好身体怎么行？”
侯仁之从小受母亲的影响非常大。缅怀母亲，他深情地回忆道:“妈妈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是妈妈从小教育我热爱劳动，热爱学习。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为了培养我热爱劳动，就引导我和弟弟扫院子。妈妈把院子里两条砖砌的甬路比做当时的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分给我和弟弟各管一条，看谁扫得好。她从不强迫命令我们，而是善于引导，把劳动变成了游戏，使我们感到了劳动的乐趣。妈妈还教我们学着管理自己的生活，教我们怎么洗衣服、晒衣服。不仅如此，她还给我们买课外读物，培养我们的课外阅读兴趣。好的习惯一旦养成，真的是可以受用终生啊！”“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对我说:‘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来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母亲没有看到这一天便与世长辞了。
但正是母亲的期待，引导侯仁之成为了一名人民的教师，在他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有一门给全校同学开的选修课，在偌大的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学生。站在讲台上，他仿佛看到母亲正坐在最后一排，用慈祥的、欣慰的目光看着他……
记者心语
阿拉伯谚语说“一个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当我们徜徉其中时，无不感受着“它”的精深与博大。当我沿着燕南园的那条青石小路向外走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曾听说过的一段也是发生在这条青石小路上的故事:“侯先生因为年迈，无法亲自上街去买那种扫院子用的大竹扫帚，于是委托总务处的老师代为购买。一天总务处的老师送来扫帚，道别后，侯先生又追出门去，向那位老师说:“我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衰退，以后见面不一定能认出您，请您见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