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对北京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的北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宫廷文化集中区，一是以北京外城为中心的仕人、平民文化的衍生地。

　　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旗”指在旗的旗人。“民”指汉、回等其它民族的居民。内城房屋一律让给旗人居住，不允许有汉人住宅，旗民分城居住，不得擅自越制。

　　“旗民分居”政策使北京内外城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北京城形成了“兵、民分置，满、汉分治”的格局，从而在北京出现了皇家贵族文化和仕人、平民文化的两大阵营。

　　1. 内城的皇家文化

　　清代北京内城街道格局一仍明旧，和明代北京没有多大改变。唯一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北京内城陆续建成了诸多宽阔宏敞的王公贵族府第，著名宅园有百余所，异常鉅丽，奥如旷如，各极其妙，是谓“明筑城，清建园”。

　　清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北京西郊圆明园。王公贵族为平日上朝方便，多在东、西两城建宅，所以，北京的王府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清代北京的王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为清初入关有功、“世袭罔替”的八大家亲王，即人称“铁帽子王”的八大王府。二为清中叶康乾时期的王府，这一时期的王府保留不多。三为晚清的王府。

　　世言京城“东富西贵”，北京内城东部大宅多，西部府第多。在诸多王府中，以清代晚期恩封世袭罔替的恭亲王奕訢的府邸最为著名，代表清代北京王府格局规制的共同特征。恭亲王府及花园早年曾是乾隆朝大学士和珅宅第。咸丰元年(1851年)，才改赐给恭亲王奕訢，此时始称恭王府及恭王府花园。恭亲王奕訢受赐府第后，调集能工巧匠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缮，把它建成融江南园林艺术与北京建筑风格为一体，汇西洋建筑与中国古典建筑为一园，使王府以建筑华丽、装修精美而成为京城百余座王府之冠。

　　北京城这些建制宏大、精美考究的王府和王府花园充实了北京内城的实体内容，增加了北京城的堂皇富丽的色彩，在恬淡清和的境界中蕴涵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京城之中除了紫禁城的宫殿之外，无处能比。与金碧辉煌、富丽堂皇的紫禁城，湖光山色、水木清幽的皇家园林共同构成了北京内城的皇家文化。

　　2. 京城宝地———宣南

　　“宣南”：明代设置的“坊”名，清代继续沿用，泛指北今天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一带，这里独特的文化形态被称为“宣南文化”。宣南文化，浓缩了北京文化的精华。可以概况为9大文化系列，即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士子文化；以京剧为主要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各地会馆、名人故居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牛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反映民间诸神为代表的坛寺庙宇文化；以仕宦家宴和民间小吃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先农坛祭神农为代表的皇家文化等等。

　　清初的旗民分居政策也使北京的外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外城的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在清廷为官的汉族官员，若非皇帝“赐居”于内城，大多寓于外城诸巷。由于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东西两侧，这些汉族官员多在正阳门外拓地建房。另一方面，外地来京的官吏、商贾、举人因其身份只能居住在外城，又使外城成为北京流动人口的集中地。

　　清代北京外城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区。随着外城人口增长和文化的发展空前扩大，外城东部多为商贾和土著汉人，西部多是仕宦和寄籍仕子，南部多为工匠小贩，北部多为伶人乐户。“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形象地概括出当时北京外城居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水平。

　　清入关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进京应试的士人每次都有上万人，加之康熙、乾隆两朝，修书大盛，来京修书的文人亦随之增多。由于京西永定河的卢沟桥，自古就是西南和西北各地进出北京的要道，距外城最近，清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官吏、诗人、经学家、名优、政治家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外城居住，如：巨儒顾炎武；被称为“朱王”两大家的诗人朱彝尊、王渔洋；名剧《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文章名重朝野、《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昀；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曾国藩、李鸿章；“戊戌变法”中仁人志士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众多文化精英使外城的宣南地区成为清代北京的仕宦之乡，人文荟萃之地。

　　同时，在外城，各地同乡会馆林立，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北京的会馆始于明初，至清代为极盛。由于北京内外城界限森严，加之“内城禁喧嚣”的规定，会馆皆建在外城的西半部宣南地区。各地的官僚、士绅多集中在这里，并竞相成立会馆。至乾隆、嘉庆两朝是北京各地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据乾隆年间所编《宸垣识略》记载，当时在北京的各地会馆一共有将近二百所。到光绪年间各地会馆发展到四百余所。会馆在经济、政治、文化、民俗、建筑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多商贾和文人的活动多在会馆中进行。特别是晚请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宣南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宣南的南海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书写了维新活动这一宣南最为悲壮的篇章。

　　清代北京，是文士学子荟集的渊薮。尽管清统治者实行粗暴的文化专制统治，屡生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但古都北京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依然吸引着四方学者文士担囊负载而来，使北京在辽、金、元、明之后，继续成为全国学术和文化发展的中心。

　　清代北京外城以士人文化为主体，同时还有相应的文化商业街区为士人及平民服务。随着商人从内城的迁出，内城的商业也受到打击，而外城则因这一政策反而发展起来，成为北京商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的中心，北京外城很快集中了许多城市机能，而形成一个比较特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基础。这里商众云集，喧嚣交易，是清代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内城居住的旗人为了买游乐等川流不息地进出外城，客观上促进了外城的经济发展。六必居、同仁堂、都一处、合香楼等著名店铺林立，牌匾相望。珠宝店、绸布店、粮食店、杂货店林林总总，盛极一时。“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栅栏迎送川流不息的客人。

　　在外城，还出现了以经营经史子集、文房四宝、碑帖字画和印玺古玩为特色的琉璃厂文化街。琉璃厂是北京古老的一条文化街。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总编纂纪晓岚(昀)等就以琉璃厂书肆为中心交换书籍，一时全国书商云集于此。当时来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厂买书为乐事。这样的盛况持续到民国年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戴月轩的湖笔、胡开文的徽墨驰名四方。时人有诗描述：“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如今这里依旧文气十足，当年的文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外城南部的天桥市场，成为北京下层平民经常光顾的商业区。元、明时期，天桥一带水缠堤绕，颇多水乡韵味。文人雅士常来此游玩观赏。清康熙年间，曾一度将灯市移至此处。乾隆时，又疏通天桥河道，于东西河岸补种杨柳。彼时京中名胜，多属禁地，平民百姓不能涉足，天桥风物之美，故前往游玩者甚多，加之来京候试的举子多住宣南会馆，天桥一带是他们举步可游的地方，至光绪末年，天桥逐渐形成融游玩与购物于一体的平民市场。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朝初年，清政府惧怕老百姓借戏园之地纠众滋事，所以下令，‘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并对外城的戏园‘概行禁止夜唱’。”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故外城遂又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娱乐区。

　　清代中晚期京剧兴盛时期，外城的广德楼、庆乐园、三庆园、庆和园、中和园等戏园鼓乐齐鸣，好戏连台。清中叶至光绪初年，清廷虽由盛转衰，但城市经济却相对稳定，这为戏曲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外城则成为各地声腔剧种施展才华、献艺谋生之地。昆曲兴衰，京腔的红火，秦腔、河北梆子的成败，京剧的诞生、发展，评剧的兴起，曲艺说唱的演变，均可从这里得以印证，此外，这里一向班社云集，科班众多。各个剧种名家辈出，如“京腔十三绝”，“同光十三绝”、“京剧三鼎甲”、“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等。一代代梨园名宿在这里创造出多如繁星的艺术珍品，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戏曲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北京平民文化也应运而生。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