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子大街南起东长安街,北至东华门大街。清乾隆时此街称为南长街,光绪时,称为东华门外南长街。民国初年,为与西华门外南长街相区别而改称为南池子。“文革”时,又一度改称“葵花向阳路”,“文革”后改回原名。南池子大街东西两侧分布着明朝的东苑、皇史宬、清代的普度寺等重要历史遗存,还有飞龙桥胡同、缎库胡同、磁器库胡同等大大小小的胡同。特别是南池子街区的胡同院落格局,有的还依然保持着清代的方位和走向…… 历史文化背景 南池子街区紧邻故宫东墙,历史上是元明清三朝皇城的一部分,曾经作为官署和各种库房的用地。元朝时元皇城南墙就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池子地区就是元代宫城与皇城之间的重要地带。明朝时,此地为禁区,曾经作为紫禁城的东苑和南内。清朝建立后,这一带又逐步发展成为内务府所属储存各类物品的库区。民国初年,为方便紫禁城交通,民国政府打通了紫禁城东西长街南侧的皇城墙。后又在南池子街口砌起砖石券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的南池子街口的那座券门。昔日行人罕至的皇城,便成为了开放的场所。 从小生长在北京的皇城内,耳边掠过的是京腔京韵,身边往来的是胡同里的街里街坊,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就看不够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学的是法律却更爱历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拿起相机,游走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探寻城市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古迹和古迹后面那些有韵味的老故事。 ■明清北京皇家园林原有东、西、南、北四苑,现在西苑、南苑和北苑常被提及,东苑今何在 明清北京皇家园林原有东、西、南、北四苑。这四苑的所在地,是众所周知的西苑、南苑和北苑。而东苑的所在地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东苑,建于明朝初年,在皇城内,大致的范围东南抵皇城城墙,西抵紫禁城城墙,北抵东华门大街。现在的南池子大街一带和菖蒲河公园等地,就属于原来东苑的范围。 明朝时,东苑为皇家园林,景色十分秀美。河岸两侧亭台楼阁鳞次栉比,清波重柳落花泛香。永乐、宣德年间,皇帝经常在此射柳、致斋。不过,东苑的出名,还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秀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英宗曾被幽禁于此地八年之久,而他发动的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也是从此地开始的。 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秋,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蒙古瓦剌,结果土木堡一战大败被俘。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改年号为“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后来瓦剌军紧逼北京城,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军民打赢了著名的北京保卫战。瓦剌感觉大势已去,明朝已立新君,英宗作为人质已毫无意义,于是便将其送回。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回到北京,被景泰皇帝软禁于东苑。英宗虽为太上皇,实际是有名无实的。在东苑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饱尝人间冷暖。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大臣石亨、徐有贞等人乘机带兵闯入东苑,劝说英宗复位。英宗遂从东华门入紫禁城,夺回了皇位,这就是“夺门之变”。 英宗复位后,没有忘记在东苑的日子,于是决定对东苑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改建。东苑重修工程于天顺三年(1459年)完工,完工后的东苑就改称为南城。南城较之以前的东苑建筑,更加秀美。中路有重华殿,东路有洪庆殿,西路有宁福宫,再往西还有一组建筑为龙德殿,殿后有一石桥名为飞虹桥,桥后垒石为山,山上建乾运殿,山后是引水环绕的环碧殿。英宗喜欢东苑的清幽安静,时常到此巡游、居住。但是,自英宗后,东苑就逐渐衰落了,最后毁于明末的战乱。东苑虽然被毁,但是这块地方随着历史的变迁,又演绎出许多新的历史遗迹。 从菖蒲河公园沿南池子大街往北走,路西有一条胡同,叫飞龙桥胡同。胡同南北走向,两端曲折。飞龙桥胡同在明朝为南城的一部分。英宗改建东苑时,在东苑西侧,建有一组建筑,取名为龙德殿,殿后凿石为桥。桥以白石为之,名曰飞虹桥。这座飞虹桥,可是非一般桥所能比拟的,桥如飞虹横贯两岸,特别是桥上还雕刻有狮、龙、鱼、虾、海兽等图案,整座桥身如置身汹涌波涛中一般,活跃如生。桥南北各建有牌楼,南曰“飞虹”、北为“戴鳌”,桥东西还建有“天光”、“云影”二亭。 此桥据说非我中土所造,乃是三宝太监郑和自西洋所得。《长安客话》中录有陶从政的飞虹桥诗,讲述了桥的来历,“中官三宝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甲翼迎风浑欲动,睛珠触日更生光。”看到没有,飞虹桥是从海外仙山得来的白玉梁,那得是多稀罕的东西呀。也难怪徐文长在一个风雨天看到飞虹桥时,发出“鱼龙欲活石桥鳞”的惊叹。不过可惜的是桥早已灭失了,只留下了飞龙桥的地名。 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飞虹桥,虹俗讹龙。”飞虹桥所在地后来改建成胡同时,胡同因桥得名飞龙桥胡同。清宣统时此地称飞龙桥,民国沿称未改。1949年后称飞龙桥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冰窖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度改称葵花向阳路七条,后恢复原名。前些日子我去探访飞龙桥胡同时,发现明时的南城和飞虹桥的踪迹都没有了,这里全部变成了普通民居。 ■皇家的档案馆:皇史宬 沿南池子大街往北行不远,路东就是著名的皇史宬。说起皇史宬可能一般人不知道,但是所有干档案工作的人没有不知道它的。因为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座国家档案库,可以称得上是档案馆的“老祖”了。 皇史宬又名表章库,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它是保存明清两代皇家的圣训、实录、玉牒、《永乐大典》副本及《大清会典》、《朔汉方略》、内阁副本等重要书籍和档案的地方。 整座皇史宬,是一个坐北朝南的长方形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一座琉璃三券式大门、二座随墙琉璃门,正殿,东、西配殿及清代建的御碑亭。皇史宬内十分开阔,开阔得有些空旷。有人会问一个皇家的档案库,要这么大的院子干什么?又不是紫禁城要大臣来此地上朝。原来古人有个习俗,每年到农历六月六日,要晒晾东西,他们认为这一天晒晾的东西一年不会被虫蛀。管理皇史宬的太监们到了这一天要把库存的书籍、档案拿到院子里晾晒,那么多的书籍、档案要晒晾,没有一个大院子能行嘛。 皇史宬内不光院子大,它的殿堂建筑也十分有特点。皇史宬的正殿就建在一石须弥座殿基上,殿前有月台,周围环以汉白玉石栏杆。其殿身巨大,殿顶上覆有皇家标志的黄琉璃瓦。皇史宬正殿与其他的宫殿不同之处在于,其斗拱、椽子和窗棂等皆用石料制成,整个大殿内也为砖石复合券结构,因此人们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名字叫“石室”。 该殿正面开五个券门,门分两层,外层为实榻大门,内层为朱红隔扇门。殿内没有梁架,顶部为拱券式,故又称为“无梁殿”。皇史宬大殿的墙壁非常厚,竟达五六米,东西墙各有对开的大窗户。殿内地面铺设一米多高,与殿同样大的石须弥座。我在皇史宬殿外,扒在隔扇门上透过门上的格子向殿内张望,发现石座边沿雕刻着精美的海水、行龙等图案。石座上陈设着金色的箱子,每个箱子上也是雕有龙的图案。这些箱子有个十分富贵的名字叫“金匮”。皇史宬正殿和殿内的这些箱子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金匮石室”了。据说正殿内的这些金匮是鎏金铜皮樟木柜,共有152个之多。 皇史宬的东西配殿,形制相同。从外表看两殿与皇史宬大殿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砖石外墙,石砌方窗,但内部却不一样了。这二殿不是无梁殿,而是木质结构的。这样处理我估计 是为了使建筑整体能够和谐统一吧。据说配殿的室内也存放着一些雕琢精美的大木柜,但是我去皇史宬探访时,配殿的大门紧闭,也没有隔扇门可以“偷窥”。 皇史宬正殿的东侧,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重檐四角攒尖碑亭,内藏御制重修皇史宬碑,碑文记叙了皇史宬的兴建历史,建筑功能以及重修原因等内容。此亭是在清嘉庆年间重修皇史宬时建造的。可惜的是碑亭也是大门紧锁,高高的隔扇窗从里面用东西挡住了,我没能看到里面的重修碑。 ■曾有两位北京大学校长住过的缎库胡同 从皇史宬沿南池子大街继续往北,路东有一条不起眼的胡同叫缎库胡同。缎库胡同所在地,明时为南城的一部分。入清后为多尔衮的府邸。多尔衮殁后,府邸南部改为内务府所属的缎匹库,储存皇家使用的绸缎、布匹、棉花等。后来缎库废弃了,就留下了地名。清宣统时此地称为缎库,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缎库前巷、后巷和迎祥里、迎青里、鸭蛋井并入统称为缎库胡同。“文革”中曾一度称为“葵花向阳路十条”,后恢复原名。 缎库胡同,在明清时期可谓风光无限,明朝时作为南城的一部分,英宗皇帝经常来此地巡幸。清朝作为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这里也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等到了民国时,缎库胡同就变为普通民居了。但是这条小胡同虽然没有了王室的贵气,倒是增加了些许文化气息。民国时期胡同中先后居住了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先生和汤用彤先生。 最先来这里居住的是胡适先生,那时胡适刚刚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不久,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1918年元宵节的前夜,胡适在南竹竿巷的住宅被盗了,虽然失物不多,但是他还是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而且房子又破又旧。胡适就想另觅新居。后来他终于在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找到了一处房子,较为满意。而且房租也不贵每月25元,胡适3月30日就搬到这里了。6月11日胡适的新婚妻子江东秀来北京与他团聚就住在这里。两个人在缎库胡同度过了甜蜜的新婚生活。 汤用彤先生一家是从1931年开始搬到缎库胡同居住的。那一年,汤用彤先生开始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家就买下了缎库胡同3号这座大宅院。据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介先生回忆,缎库胡同3号院是一座南北向的院子。院门里一座大影壁,影壁的右边是一间小房子,家里的车夫就住在那里。影壁的右边有一个月亮门,门里是南院。南院有房子三间,还有库房。从南院有一道门直通正房。正房北面是七间,东面是三间,西面有三间,房四周还有游廊。正房后有一座二层的小楼,楼上有三间房,楼下就是大厅了。 小楼的后面是后院,院里是家里的一些平房。后院门的门牌是缎库胡同6号。汤一介先生的童年生活就是在缎库胡同里度过的。我访问汤一介先生时,先生还饶有兴趣地向我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事情。那时他经常去太庙玩,太庙在南池子的街上开有一个小门,他经常和小伙伴一起从这个小门进太庙,进去后就是一个好大的松柏林,他们就在林子里玩耍。可是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打破了宁静的生活。1939年汤用彤先生一家卖掉了缎库胡同的宅子,举家南迁了。我问汤一介先生:“您后来回过缎库胡同吗?”先生想了想说没有。 不久前,我再去缎库胡同,发现胡同里变化很大,路变平了也变开阔了,胡同里所有的门牌号,都换成了新的。我本来是想找寻汤用彤先生的故居,可是哪里还找得到呀。正在我一筹莫展时,在胡同里我忽然看见了一座二层的小楼,小楼莫不是原来汤先生家的那座?这个疑问引着我来到6号院里,院里有个大妈,我上前与她攀谈得知,她是这里的老居民,她家刚解放时就住进了这个院子。大妈指了指院子里盖的小房子遗憾地说,原来的院里哪有这么多的房子,院子可豁亮了,正房四周还有游廊,下雨天我们走在游廊里,根本淋不着雨,可惜全拆了。大妈还特意带我看了看原来游廊的位置。当我问院后的二层小楼时,大妈更是热情地带着我往后院走,一边走还一边说,“院子里盖得弯弯曲曲的你会走岔的。”找到了那座小楼,我发现楼上楼下全部被隔成了一间间的房子住上了人家。从大妈的叙述和汤一介先生的描述,我越来越感觉到这座院子就是当年汤用彤先生的家。 临走时大妈还热心地对我说:“从缎库胡同往北还有一座大庙,修得可好了,你还不去看看。”大妈眼中的大庙实际就是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后来改建成的普度寺。 ■皇城里规格最高的王府———摄政王多尔衮王府的变迁 按照大妈的指引,我从缎库胡同往东再向北就走到了普度寺。普度寺的所在地在明朝时是明南城洪庆宫的旧址。清军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看中了这里,就在此地建起了睿亲王府。 多尔衮在清史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年幼,睿亲王多尔衮以皇叔名义代为摄政,就是实质意义上的“皇帝”。多尔衮经常在王府里处理朝政、接见大臣,有人传说就连皇帝的玉玺,也在王府中存放。那时的睿亲王府简直就是一座“小紫禁城”。 然而,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在古北口外狩猎时坠马受伤,不治身亡。多尔衮死后不久被削爵定罪,睿亲王府也就废弃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将原睿亲王府改建为玛哈噶喇庙,成为喇嘛诵经、祈福之所。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重新扩建,翌年乾隆皇帝赐名“普度寺”,并为大殿题额“慈济殿”,为殿内题额“觉海慈航”。现在我们看到的普度寺,实际是原多尔衮府邸的北部建筑。 普度寺的整个寺院建筑建于一座三四米的高台之上,一种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气势显露无遗。原先寺院建筑规模较大,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寺院仅存有山门和慈济殿。山门面阔三间,绿琉璃瓦顶。山门之北就是慈济殿,殿建在一座雕刻精美的汉白玉须弥座上。大殿面阔七间,绿琉璃瓦覆顶黄剪边,前有面阔三间抱厦一座,抱厦顶加黄琉璃筒瓦绿剪边,由此可见原来睿亲王府的规制已远远高于其他的王府。 不光如此,在大殿的柱间垫板上,还绘有皇家建筑专用的金龙和玺彩绘。大殿采用了三层飞檐椽,层层都是龙形龙纹。山墙与桅墙用大青砖平砖顺砌,墙下部用绿色六边形琉璃砖拼成几何图形花纹。还有人传说普度寺大殿内使用了皇宫专用的金砖铺地,此外大殿窗棂、斗拱和梁架的造型与图案,都带有强烈的满族风格。整个大殿异常雄伟、庄丽,为清朝所有王府建筑中所罕见。 普度寺内供奉藏传佛教神“大黑天”(护法战神)。另据史料记载,寺内除了供奉玛哈噶喇神和其他藏传佛教神明外,还一直供有多尔衮的造像、衣冠冢和许多遗物以及五塔寺的金刚宝座模型等。 不久前,我去普度寺,看到随着南池子街区的改造,南池子小学和原来的居民已迁出。普度寺经过整修,已经恢复了原来金碧辉煌的面貌。不过现在的普度寺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古寺了,而是开辟为北京税务博物馆了。普度寺的大殿,就是税务博物馆的展厅,因为我是休息日去的,展厅不开放。不过在山门与大殿之间的空场上,我见到了许多久违了的“税务专家”。空场东面有一排一米多高的地台,上面刻有我国古代到近现代的“税务专家”的头像和介绍。空场西面是外国的“税务专家”,这其中就有我上大学时老师经常提到的亚当·斯密。税务专家伴随着悠悠的古寺,为皇城中平添了一道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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