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哈”第四代传人 大胆创新 所制风筝在国际比赛中获特别奖———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身份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族民间的文化正在消失。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活动已经开始。据悉,民间文化抢救部门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化项目的申报资料。日前已公布首批国家级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推出了“探访文化遗产”系列报道,不仅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想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文化传人的生存故事,引发读者对“文化与生存”的一点点思考。 “哈氏风筝”起源于清末,四代相传,至今已有160余年历史。哈氏最早在北京南琉璃厂开了两间铺面专卖风筝,《琉璃厂小志》曾记载:“哈记风筝店,在琉璃厂中间路北仁威观。按近数十年,以哈记所售风筝为最著。” 风筝讲究扎、糊、绘、放“四技”,且分为“南”“北”二派,北京的风筝可以说是“北派”的代表。 老北京的风筝以俗称的“沙燕”为主,同属“北派”,又有“风筝哈”和“风筝金”两大家。“风筝哈”在南城的琉璃厂,“风筝金”在北城地安门的火神庙。老北京人玩风筝,一般都认这两大家;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口诀:“南城的大沙燕,北城的黑锅底”,分别说出了它们的艺术特色:“风筝哈”以沙燕为代表作,“风筝金”则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涂的色,做出的沙燕黑白分明,远视效果极佳。而金氏风筝现在已经失传。虽然后来又有了其他几种风筝面世,但在京城风筝界,首选仍是“哈氏风筝”。 ■他所制作的作品常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 ■吸收西方诸多艺术元素,进行大胆改革 ■整理哈氏风筝画谱将来捐献给博物馆 二代“风筝哈”,巴拿马获大奖 “哈氏风筝”发展至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据哈亦琦介绍,他们家原是河北河间县的回族,祖辈因考中武状元而入京,其后又因家道中落而开铺。 当时第一代创始人哈国梁,在北京琉璃厂把口开了一个两间门脸的铺子。最初他本是做灯笼的,后来开始对风筝感兴趣。制售的风筝以大沙燕最为著名。孙殿起写的《琉璃厂小志》这样记载:“哈氏风筝在路北仁威观。数十年以哈氏风筝制售为最著。” 第二代传人是哈长英,他为各类风筝制定了规格和尺寸,创作并积累了百余种风筝画稿。据悉,他们当时住在护国寺的大杨家胡同的一个小独门独院。 1920年哈长英制作了一个800平方厘米的特大硬翅花篮风筝,是迄今规格最大的哈氏硬翅风筝。1915年他的四件风筝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银奖,这四个风筝分别名为“蝴蝶”、“蜻蜓”、“仙鹤”和“凤凰”。由于哈长英努力探索、不断创新,于清代末自成一派。“哈氏风筝”自此成名。当时北京街市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进北京,逛厂甸,玻璃、琉璃大沙燕”。哈长英于1946年去世。 哈亦琦说,按过去的民俗,老百姓平时不放风筝,只有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才放,一直放到开春的清明节。 因此,过去哈家做风筝,都是三季做,一季卖。一年之中吃的是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这十多天的买卖。其余三季,哈氏风筝铺为了维持生计,都是卖一些清真食品,像烧饼、年糕什么的。但是别小看这只有十几天的“销售旺季”,它的“销售业绩”确是令人咋舌的。当时四九城的人都来哈家买风筝,包括一些达官贵人、戏剧界名伶,最多的一天曾卖过73块大洋。 当时“南”“北”两派的风筝在民间是拥有各自的消费人群的:南城的“风筝哈”一般是达官贵人消受的,最便宜的也得三四十个大子;而大号的风筝,比如一丈二的“瘦沙燕”,竟要卖到10个大洋。那时,许多人买哈氏风筝,都是开着车来的;而且许多需要提前“订货”。而北城的“风筝金”就不同了,它的消受对象主要是普通百姓,是下里巴人,因为它的卖价不过三四个大子,是哈氏风筝最低售价的十分之一。 据哈亦琦介绍,他听祖上人讲,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钱的人家都讲究玩大风筝,像梅兰芳先生,就多次专门定制他们家的风筝,那时他们一大家住在辟才胡同46号,在那里租了北房三间和耳房一间。但凡有订货的人要求送货,当地的人就能看到这样“一景”:因为一丈二左右的大风筝已经不可能从门送出,所以常常是让风筝“翻墙而过”,以免折损;然后再有专门的人骑车送至。而且,那时的风筝不光是送到就得,还要给主顾进行试飞,一般试飞至晚7点钟左右天擦黑的时辰结束,主顾也要另付三块大洋的“把式费”(即辛苦费)。小平同志关心“风筝哈”第三代“风筝哈”传到第三代传人、哈亦琦的父亲哈魁明这里,已经是解放前夕,据悉,哈氏老铺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还在卖风筝。哈魁明既能精通风筝的扎绘,又懂得京剧,并且他还创造性地把风筝的“扎”、“糊”、“绘”、“放”四诀,根据实践改为六诀,也就是除了上面讲的那四点之外,他还增加了“风”和“线”两要素。 解放后,哈魁明加入了西城饮食公司,专门做清真小吃;而扎绘风筝只能用业余时间。 从他学做风筝到临终前的六十多年间,哈魁明从未间断对哈氏风筝的研制工作,并且记有多本技艺总结的笔记。他把哈氏风筝归纳为八大类几百种,并画有很多图谱资料。据哈亦琦回忆,“文革”时,风筝被视为“四旧”:父亲哈魁明怕因为风筝引火烧身,把父辈留下来做风筝的画稿和竹子、工具等放在一个大缸里,偷偷地烧了。因为玩意儿多,焚烧了三四天才烧完。 晚年,哈魁明又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一部哈氏风筝的画稿,起名《筝践》。 有人曾这样评价,哈氏风筝在哈魁明这里,达到了技术和艺术的有机结合。1956年,缅甸领导人吴努来华访问时,我国领导人送给他两件礼物:哈氏风筝一素一花两只蜻蜓。当时外交部的同志要买哈魁明的风筝,哈魁明听说这两只风筝是当国礼用,坚决不收钱。外交部的人便回送了他一支“派克”金笔。此事登载在当年的《文汇报》上。 1979年,他的侄子哈永增从部队复员,到叔叔哈魁明家串门时,看到他挤在昏暗的小屋子里扎绘风筝,而且年纪已大,眼瞅哈氏风筝要后继无人,便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恳求国家对民间艺人提供从艺机会。 不久,小平同志的秘书给哈永增打电话,让他们找轻工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下属的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所接纳了哈魁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成立了风筝协会,哈魁明当选为副会长。哈氏风筝妙在翅膀前翘,且另设机关在北方交大东路附近的一间工作室里,记者见到哈亦琦时,这位“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已经从早晨7点就来这里描绘风筝了。据哈亦琦介绍,作为一个风筝世家,他们必须掌握风筝的整个制作过程。哈亦琦对我说,制作风筝是门综合艺术。 在这间哈亦琦工作室里,极目望去,各种色彩斑斓、造型优美的风筝就会尽收眼底。什么红蜻蜓、八卦、鲇鱼、大雁……种类繁多,当然,其中最出名的就要算大沙燕了。而京城一些老人还记得“哈氏风筝”的绝活儿———就是“沙燕”。清末民初就有“南城的大沙燕儿”之说。而我对哈亦琦的访谈,也就是从沙燕谈起的。 他说,沙燕是北京特有的一种风筝造型,面积和技术性能一般都以它为参照标准,并有“胖”“瘦”之分;“瘦沙燕”的风筝标准就更高。说着,哈亦琦便随手拿来一个“瘦沙燕”模型给记者现场示范讲解,并首次向记者独家披露了“哈氏风筝秘诀”。 同时,哈氏风筝放在地下后,是后心(即后背)着地,而别的风筝由于翅膀尖是支起的,不能平坦落地。也就是说,表面上看去,哈氏风筝和别的风筝没啥区别,但实质上,他的风筝的上、中、下各个竹节骨间的规格、强度、比例关系都是不一样的;父亲最先让他学做的,就是一米的“瘦沙燕”。 父亲告诉他,你别看表面结构简单,实际做起来就知道难度可大了:“哈氏风筝的技术含量全在里边,因为你掌握不好这上中下三者的比例关系,它就飞不起来,只会往下翻跟斗。”同时,父亲还告诉他另一个秘诀:普通制作方法做成的风筝,在北京放飞风就够了,而在比北京风还要大的情况下,就必须在风筝的上膀条中间部分,另加一个“背条”,这一切都要根据当时风的强度来处理。 哈亦琦介绍说,仅仅是风强时“加背条”这一项,就不是“风筝哈”中某一个人创造的,而是几代传人,从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摸索出来的,又靠几代人口传心授流芳于世的。 很快,前人的经验就让哈亦琦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现场制作大型“沙燕”参加国际大赛,获特别奖1983年5月19日下午1点,美国旧金山海边广场正在举行国际风筝比赛,上万名观众观看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哈氏风筝的表演。 这次比赛中,哈亦奇做了放飞旗筝(中国国旗、美国国旗的风筝)、鲇鱼筝、蜈蚣筝和大沙燕的表演。不同风级放飞不同的硬翅、软翅、串翅类风筝;然后是一个大型(3米)的沙燕儿。 此前,哈亦琦只是做过两米长的沙燕,三米大的还是头一次。这是他在美期间断断续续在讲课的间歇中完成的,时间紧迫得来不及试飞。 但是,再忙,哈亦琦没有忘记在赛前,去放飞的现场“踩踩点”。他看到的这个海边广场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而且与北京的最多四五级风相比,这里的风力要大得多,人都站不稳,估计得有六七级风。于是哈亦琦想起了父亲的教诲:该是给风筝加“背条”的时候了。在“风”之外,他又想起了父亲传授给他的另外一个字的秘诀:“线”。父亲说:除了谁都知晓的“扎”、“糊”、“绘”、“放”之外,还应关注“风”和“线”;“你一定要了解你做的这个风筝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任何风筝研究者都没提到的;一个同样大小的风筝,你做的强度不一样,马上就会牵扯到线和风之间的作用不同……” 于是,在旧金山的强风下,他在加背条之外,又选择了最适宜的粗线,因为线过细承受不了风对风筝的压力,会把风筝断掉;而线过粗,又会因为自身沉重而把风筝往下坠…… 最后,他想起了父亲告诉的关于超大风筝的放法:必须有人帮助,然后你将风筝趴在地上,把线放至30米左右长,绷直;再由助手拿起风筝的中间骨架最粗的部位,向上掀起,同时人立马闪开;因为风筝是与风逆行而上,因此应该让风筝随着风斜着飞起…… 而哈亦琦知道,这一切皆来自哈氏几代人上百年的经验传承。 最后,外国评委和观众一致投票给予中国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哈亦琦特别奖。而更令哈亦琦骄傲的是,或许是历史的巧合,1915年第二代传人哈长英获奖的那次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也是在美国旧金山开的。 70年前,他爷爷的风筝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夺得了银质奖。70年后的今天,他,哈长英的孙子,也在这同一块地方夺得特别奖,这难道不是命运的有意安排?突破原有哈氏风筝色彩和工艺出生于1954年的哈亦琦,是“七O届”初中毕业生,17岁从北京四中分配到首钢,开始在车间干活,后来被调到工会搞宣传。他从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做风筝,16岁跟一位老师学素描、色彩、油画。这些绘画基础,为他扎绘风筝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他调入当时刚成立的“中国北京风筝艺术公司”,专业介入风筝研学,在父亲悉心栽培下,他把哈氏风筝的绝活传承下来。 哈亦琦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将圆形图案有意画成了方形图案,父亲纠正他说:“儿子,圆和方的外形不一样。”哈亦琦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想跟别人画得不一样!”哈亦琦当然意识到方和圆是不一样的,但他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就是要在一些画中琢磨出点儿属于自己想法的元素。 特别是在上面提到的那次风筝展上,他看到了国外的一些新型风筝,如一个有一房多高的几何形体的风筝。他发现,中国的风筝讲究的是扎、糊、绘、放,属于民间工艺。而外国风筝以放为主,风格完全不同。相比而言,哈亦琦自己也更看重的是风筝的实用价值,他对记者说:我认为,风筝的骨架占70%,而绘画只占30%。 除了外形,他还尝试把西方在构图、色彩、变形上的一些新鲜艺术元素吸收进来,看看能否融入我们民族的民间工艺中来。他曾试着做了一只外形变异、构图抽象的颇有西方艺术色彩的风筝,父亲哈魁明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你家传的风筝还没学扎实,怎么学这个?”为这茬儿,爷儿俩三天没说话。后来哈亦琦主动跟父亲交心:“传统的技法当然不能丢,但总吃老本,跟不上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风筝哈到我这代就得断了。我保证先学好真正的哈氏本领,同时,也请您允许我有些自己的东西。”通过交流,老人理解了儿子。 与“风筝哈”的前三代不同的是,到了哈亦琦这一代,开始把传统的技法跟国际上的先进制作工艺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可以说,他不墨守陈规,使哈氏风筝有了新的发展。哈亦琦现在做的风筝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哈氏风筝色彩。2001年,北京市为争办2008年奥运会,在莫斯科搞了一个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贾庆林同志代表北京市政府送给莫斯科市长户日科夫的一件礼物,选的是哈亦琦的鸳鸯沙燕,张茅副市长送给莫斯科副市长尚采夫一件哈亦琦做的蝴蝶风筝,两个小风筝镶在玻璃柜里,显得非常精美。积极物色有潜质的弟子哈亦琦至今还记着这样一件事,父亲哈魁明1993年去世前三个月,把他找到病榻旁说:“该教给你的,我一点儿没糟蹋,剩下的道儿,是你自己走了……”
哈亦琦有个该上高中的女儿,许多人都很关心她能否“接班”。哈亦琦对记者说,许多民间工艺都有“传男不传女”的说法,但就风筝制作的整个过程而言,确实女子比较难胜任。你光会绘画还不行,还得做骨架,能像个木匠一样,把竹子劈开。而大的骨架要用刀斧刨磨,活儿很累的。此外,扎绘完了还要试飞,没有好体格,动作迟缓,你玩不转它。同时,一切都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发展空间。我不能强迫女儿非要学我去做风筝。她长大以后,会有自己的选择。 哈亦琦作为“风筝哈”的第四代传人,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挖掘整理哈氏风筝艺术的文化底蕴。他已出了一本名为《中国哈氏风筝》的书,从2000年起,他开始搞哈氏风筝画谱,大约250幅。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大工程,一幅画谱要用20多天时间,现在已画了70多幅。他计划用10年时间画完。而社会工作繁忙的他,今年才只画了一幅。 记者问他,你画了这么多,是不是想留给后人?他说,也是也不是。不是哈氏家族的后人,而是中华民族的后人。这些画谱是留给后人研究和制作哈氏风筝的宝贵资料,等画谱成集之后,我要把它捐献出去给博物馆或奥运会组委会。他说,我们站的位置不应是自己家族的位置,而应把它看作是民族的符号,是国家的遗产,否则,如果从个人小家族狭隘利益出发,我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原件呢? 临别时,哈亦琦告诉记者,父亲是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留下了这些家族的风筝样品和文字记录,甚至包括示意图的。他是割舍不了他的技艺,怕把它带到棺材里去。父亲常常教育我,“学艺先学做人”,我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带出接班人;哈氏风筝到我这儿不会断,到下一代也不会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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