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形成了一些回族聚居的地方，在这些聚居区里很多都建有清真寺，供回族群众做礼拜和民族庆典活动之用。为了方便回族子女入学，不少的清真寺里还建起了小学校。这些小学校校名都是穆字打头，后边再加一个字，比如穆德、穆辉、穆化、穆慎等。
小时候因为搬家的缘故，所以六年之中就读了三所这样的小学。记得最初上的是穆安小学，后来改名叫丁字街小学。回族群众称那里是丁字街礼拜寺，就是现在王府井穆斯林大厦的旧址。虽然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是闭上眼睛校舍情景清晰可见。
还记得当时由于院子小，课间操站队都无法排列整齐，我就曾排到校门口的二道门后边，做转身运动时连手臂都伸不直。校舍虽小却很整洁，院落方砖铺就，教室窗明几净。当时的校长姓尹，同学当中还记得一位叫马文泰，后来是我中学的同学。还有一位姓王，小名叫二宝，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在东安市场做生意。那时候学校午休后规定了下午进校的时间，有一次我来得早了，就在周围转悠等着学校开门。学校的北边东安门大街东口有一座四面钟，我隔一会儿去看看，但总不到进校的时间，等到我觉得不对劲儿了的时候进学校一看，第二节课都快下了，原来那座四面钟停了。
我上的第二所小学是穆新小学，后来叫东直门北小街小学。就在东直门北小街北口路西的高台阶上，也是一座清真寺。因为我在那里上学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不到一年。只记得校园比穆安小学的宽敞，但没有那么整洁。班主任姓龚，是位女老师。我就是在这学校期间赶上了建队，第一批加入了少年儿童队，还当上了小队长。改名为少年先锋队，则是以后几年的事了。
四年级时转到穆慈小学，后来改名为南豆菜胡同小学，在朝阳门内往北。前两年危房改造时，那座清真寺在原址翻建，而且将大门从朝东改为朝西，便坐落在豆瓣胡同了，也早已不再设小学。
当年的学校从东门进来是一座三进的院落。大门内的小院很小，中间一条方砖甬路，两侧种了些花草和小树。小院的南墙隔壁是女礼拜堂和女水房，并在临街独立开门。绿色油漆的二门内侧是板报和张贴栏。进了二门正对着的是回族礼拜的大殿，宽宽的台阶，粗粗的柱子，深深的前廊，高高的门窗。门楣上悬挂的匾额当中有一块镌刻着“清真正教”四个大字，落款是“合肥李鸿章”，后来在“文革”中被毁。
那时候觉得大殿是那样高大巍峨而又肃穆神圣。北房是阿訇办公和休息的房间及礼拜前沐浴的水房。南房是校长室、教员预备室。再往里在大殿的南侧，是一间存放文体用品兼做音体老师的预备室。大殿前是两棵大树，依傍北边的大树立了两根爬杆，真可谓是见缝插针。在大殿北侧树荫下的一间小屋是总务室，住着刘伯和仓大哥两位工友，担负学校的一切总务工作，诸如烧茶炉、扫院子、采购用品、点取暖炉、做老师的午餐等。每天的作息钟声就由他们去敲一截挂在树上的铁器，后来改成了电铃。下课钟声敲过，同学们竞相冲出教室，男生追跑打闹，女生跳绳、跳皮筋，尽情地享受这课间十分钟。当时老师玩笑地说，校园让我们闹的整个就像个"蛤蟆坑"。
后院的南、西、北三面共排有六间教室，每年级因为只有一个班也就有了各自的地方。后院的四边，每个边长是两个教室的长度，便是我们的操场，是每天的课间操和体育课的活动场所。在紧靠北教室的窗前，用砖砌起了一个一米高、十平方米大小的方台，上面靠后边立了一根旗杆，那里便是每天早晨升旗、课间操带操、开大会讲话和文艺演出的多功能台。在大殿的最西头是望月楼，南北的宽度比大殿都窄进了几米。在南边窄进去的角落里挖了一个沙坑，坑前埋了一条木板便是起跳踏板，做跳远用。还立着两根钻了孔的铁管那便是跳高的架子。在望月楼北侧的角落里栽了可调高度的单杠和一副双杠。今天想起来，在这样一座不大的院子里，能够因地制宜地安排下这么多的文体设施，有谁想把它们调换一个位置都是很难做到的，这里边花费了老师们多少的心血啊！
我们上学时的正校长是宗景行，副校长是翦凝和。班主任马增启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一位二级教师，教我们算术、语文、历史、地理，还包括写字课、珠算课和下课后的家访。常常一天教六节课，课下批改那么多的作业，可以想象当年的老师是多么的辛苦啊。
我们这班同学是1949年上的一年级，应该是解放后的第一批新生。同学中不少是解放前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所以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记得小学毕业时最大的已经19岁了而最小的才只有11岁。
班上四十多人基本上都住在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城墙内外的一片地区，家里不少是做小买卖的，还有几个同学家里是赶马车的。吃饭有上顿没下顿的家庭也不止三两户。有一天下午上课，一位姓马的同学趴在桌子上哭，马老师问他为什么，原来他家中午没有饭吃，是马老师给他钱，让他去买了几个烧饼充饥。冬天来临，马老师号召同学们为他捐旧衣服，捐来的衣服也是破旧的，由女同学帮助洗补后为他御寒过冬。
学校的地方小，体育课的长跑和短跑，我们要到日坛公园去上。在院子里可以做跳绳、爬杆、跳高、跳远、单杠、双杠和垫上运动，甚至还上过垒球课。我们班上的刘同生同学身体最棒，那时他就能在单杠上做大回环和在双杠上做倒立。我们这些小同学提心吊胆地看着他完成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简直是在看我们心中的英雄。小学毕业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当了空军，复员后在东北安了家。去年我们纪念毕业五十年的聚会后，有位同学给他打电话，想告诉他同学们想念他，却是他的儿子接的电话，没想到他就是在那天去世的。
在马老师的带动下，班上的文学风气很浓，我们曾以小队为单位，访问过科普作家高士其、作家袁鹰和王亚平。访问前先讨论发言提纲，到了作家协会后，由一位同学代表献花，那花儿是几位同学从家里折来的。由另一位同学代表发言，然后由作家给我们讲如何写好作文，同学们边听边记受益匪浅。我们班王志新的作文，就曾发表在“儿童时代”杂志上。
队日的活动是丰富的。同学们一律是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白球鞋刷得干干净净，用白粉笔涂得白白的，走起路来一步一个白印。如果是全校活动，就会有乐队排在前头。最前边是大队旗和护旗手，接着是乐队的指挥，随后是号手、小鼓手和大鼓组成的方阵。同学们在乐队的节奏下个个精神抖擞，每次出入校门时号手们都要卖力地吹上一段，引得街坊们站在路边指手画脚地围观。我们班的张振华和关顺同学都曾做过首席小号手，可惜听说他们二位也已不在世了。
儿时的春游是难忘的。那时正是电影《祖国的花朵》刚刚放映，几十年来一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就让我想起了小学的生活，想起了儿时的春游。头一天妈妈给烙的糖饼，洗干净的水碗放在布袋里。第二天怕迟到早早就起了床，一路上招呼着顺路的同学来到学校，叽叽喳喳的校园又成了蛤蟆坑。学校包租几辆大公共汽车，停在朝阳门大街，热热闹闹的就出发了。
1955年夏天小学毕业前夕，国棉厂和印染厂来校介绍情况，招走了班上年龄大的几个同学，而后还有几个同学参加工作和参军。我和其他五位同学考上了回族学生向往的回民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回民中学，女生大多上了女四中和女十四中，快快乐乐的小学生活就结束了。
毕业四十年的时候，南豆菜胡同小学已合并到别处去了，马老师也早已调任其他学校并在那里退了休。那年的秋日下着小雨，班上这些怀旧的学生聚在原校的教员预备室。我们开着车去接马老师，同学给老师献上了花，团团围坐在老师旁。马老师仔细地询问每一位同学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亲切而和蔼。后来他站起来，就像当年在课堂上一样，深入浅出的讲述他几十年教书育人的体会和做人的道理，同学们安安静静的就像听父亲的嘱咐。窗外的小雨润物细无声，屋内老师的教诲沁人心脾。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敬爱的马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课！
1997年中秋马老师去世了，同学们戴着白色的礼拜帽，和他的家人一起把老师送到西北旺回民公墓，为老师举行了穆斯林的葬礼。
2005年是我们毕业五十周年。在这年的深秋，除了五六位同学去世，还有在外地工作和失去联系的同学之外，共有22名同学聚在一位校友开的饭店里。五张餐桌连成一行，大家围坐周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彼此的脸上寻找儿时的痕迹。不知是谁提议，这二十几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齐声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一首首儿童歌曲。
后来，有个同学站起来郑重向同学们提议:我们在团聚的时刻，让大家一起来提念我们敬爱的马老师吧！喧闹的气氛立即肃静下来，由古兰经学得比较好的男生金启荣和女生金敏安，以回族特殊的方式祷念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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