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与《北京晚报》
1984年12月9日，原北师大校长、教师节最早的创意者王梓坤教授，将教师节的创意告诉了本报。一天后，《北京晚报》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文章，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2月15日，北师大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等联名提议设立教师节。转过年的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
中学匆匆，大学遑遑，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小学时光，纯真澄澈如碧云天，鲜红透明像红玛瑙。
旧事茫茫，予怀渺渺，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小学的两位恩师。
古老的按院胡同
我的小学坐落在西城的按院胡同。它东接太平桥大街，西连南顺城街，长近二百米，夹在笔直的学院胡同和弯曲的兴盛胡同之间。
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都有来头，按院胡同远在明代乃巡按察院衙署之所在，遂称巡按察院胡同，到了清朝才改称按院胡同。它同北京所有的胡同一样，历史文化、政局嬗替、人事变迁皆蕴涵其中。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大名鼎鼎的西洋文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的吴宓，就曾寓居按院胡同65号院。临近东口路北的红漆大门内，住的则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其长女幼男皆就读于按院小学，与我同学但不同届。南行长搬走之后，因审判“四人帮”而有名于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成了这个院的新主人。
在这条胡同里住过的大人物中，级别最高的当属董必武、薄一波以及权倾一时的文痞姚文元。他们先后住在靠胡同西口与按小仅一墙之隔的四合院内。该院门脸不大，门楼也不甚讲究，可门内却是庭院深深不知几重。这种感觉是缘于我进去过一次，寻找踢到这个院子里的足球。胡同东头路北有一所庭院式的幼儿园，名字记不住了，据说是王光美的母亲所办，属“香山慈幼院”之一部。胡同里最喧闹也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中段路南的八中。如今，按院胡同随着金融街的崛起已经从北京的版图中消失了。而惟一能见证这条胡同历史变迁的，就只剩下扩建变形后的北京八中了。
四合院改建的小学
按院小学由一所几进的四合院改建而成，这在偌大的京城似乎并不多见。
校门坐北朝南，门前有一对狮子形门墩。进得门去，右边是传达室，应是早先的门房；左边墙上挂一整容镜，旁有小学生守则；迎面是一扇雕花影壁。前行几步，右首门外是个小跨院，与西跨院相呼应。院东南角有一间锅炉房。还清晰地记得，上二三年级时，每月花上3毛钱，就能在这里每天喝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豆浆。
跨进左首门，一个青砖墁地的大院豁然开朗，是为前院。因其宽敞明亮又有高台阶，学校很多活动，如少先队发展新队员多在此院进行。坐北的是一间大教室。两根一人合围的楹柱被包在教室之内，可以想象得出当年这座前廊后厦的堂屋是何等恢宏气派。
院内的东教室和西教室相对而立，是由东、西厢房扩建而成。而南教室的前身必是“倒座儿房”无疑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教室前的两株其势若伞的西府海棠:绿叶环拥的一簇簇粉白色的小花和胭脂色的小花骨朵儿，淡雅中极富韵致，春风拂来，摇曳多姿，馨香四溢。这恰与《北京旧闻丛书》中“自明代以来的北京，富贵家的庭院中以栽种海棠为盛事”之说相合。
与北教室西墙相连的一间窄而长的屋子，是早年的西耳房，当时作为少先队的大队部。在我的印象里，东耳房已拆除，我们都是从西耳房的外过道绕到后院的。
后院的北边有一溜房，距北教室的后墙不过三五米远，大半为老师们的办公室。这排正房后平台廊檐的房子应是后照房，而我们当时称之为后院的，实为后照房院。若从整个建筑格局来揣度，应该还有个较之前院更大的二进院，只可惜该院已不复存。
沿着后照房前的甬路向东左拐，正对着的是操场的两扇小门，往右折则是新建的两排红砖红瓦的大教室。四间教室，两两相对，中有花坛。教室的尽东头有一面颓垣断壁。好奇心使我常向墙外窥探，但见树木萧疏，杂花野草。
小学的大操场在周边乃至整个西城区的小学中几无匹对。靠北墙有几棵浓荫匝地的大杨树，隔着一间上音乐课的教室是一扇大木门，即学校的后门。此门正对西藏驻京办事处，门外是学院胡同。后门西侧的两间小屋毗连一间前有廊檐的大教室，可见这所老宅庭院之深。
别校30年后的1988年10月，我和11名同学回到了梦牵魂绕的母校，但学校已“改换门庭”，成了八中的校办厂，老师们不知所踪。尽管留给我们的是“沈园非复旧池台”的无奈，但记忆中按院小学的容颜，在我的心中永远无法褪色。
两位恩师心常念
纵然六十载年轮暗转，我对两位小学老师的感恩戴德之情，铭肌镂骨，不敢一日有忘。
安伟邦老师是我在读五六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他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双微凹的大眼炯炯有神，总喜欢穿一身旧黑呢中山装，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略带山东口音激情四溢的朗读声，围坐在教室里、簇拥在篝火旁，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为表彰我们墙报小组挥毫写下的几行小诗；请来《中国少年报》的编辑罗麦姑姑专门为我们十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讲授作文技巧……
受家庭熏陶，我自幼喜文，尤好古诗。安老师很是器重和偏爱于我，不仅两次赠书，还把他发表在报刊的诗作送我，当时心里甭提有多美了。尽管我那时写的小诗和散文稚嫩得像一棵小草，但每次拿给他看时，他从不推托，总是为我增删理顺，且大加鼓励。有时为了一个字或一段话，给我改了好几遍。针对我作文有堆砌辞藻的毛病，他在批语中写道:无论作文还是写诗，不求好句，只求好意。当时虽不深明其意，但这句话一直牢记，至今不忘。
安老师当年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一定要多读书，多动笔，多观察。可以说，我笃爱文学，乃至体院毕业后先在中学、大学任教，后到报社当编辑，与文字结缘一生，都与当年这位老师的谆谆教诲分不开。
安老师那时常在《中国少年报》、《儿童文学》上发表诗作或译文。1966年安老师从按院小学调到市教育局，在《北京教育通讯》当编译。岂料“文革”突至，精通日文的安老师被诬为“日本特务”、“黑帮走卒”，横遭劫难。不久，安老师被送到丰台一家工厂劳改。
落实政策后，安老师分配到槐树岭中学教语文。1979年初，中国少儿出版社一纸调令，安老师担任了《中国儿童》杂志文学组组长和编委。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大量日本儿童文学作品。1984年，由于爱人的农村户口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得不远赴石家庄出任河北省少儿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离休后，他不甘寂寞，继续在儿童文学的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从1980年始，他创作和翻译了30多部书，其中所写的儿童故事《圈儿圈儿圈儿》，荣获全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
我的恩师，一个没有登过大学殿堂的小学老师，以执著的爱心划出了一道闪亮的人生轨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不仅桃李天下，著述甚丰，而且历尽劫难，无怨无悔，不汲汲于功名，不戚戚于卑位，怎不令人景仰之至，怀念深深！打开发黄的相册，看着1958年7月13日在北海公园白塔下的毕业照，细细端详着站在我们身旁的安老师，不觉潸然。
参加工作后，我曾多方打听安老师所在，直到他病逝的前一年才得知他早已调离北京，落户石家庄。迅即去信问安并倾述相念之苦，没想到仅过四天就收到了安老师的惠书。捧之读之，顿生万千感慨。安老师在信中说:“你小时候的模样，我是记得清楚的。当年你们几个小伙伴敞着怀，满头大汗的踢球姿势，常浮现在眼前……”
另一位对我的一生产生影响的，是按小惟一的体育老师刘犹新。
老话说:人要知道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不能忘本。要不是精通足球的刘老师为我打下根基，后来又怎能考上北京体院运动系专攻足球专业呢！按小的足球之所以搞得红火，成为该校的传统体育项目，不知倾注了刘老师多少血和汗。每逢周末，校际足球比赛时，操场四周围满了同学和老师，喊声、笑声、掌声，响成一片。那场面在今天的小学中怕不多见了。五年级时我和同班的苏永成一起被选进校队，每天下学后的训练成了一天的企盼和最乐。
刘老师一手打造的按小足球队，也多次成为“西城少年之家”冠军。在刘老师的诸多爱徒中，日后成为厂矿球队中坚者不在少数，学兄施万江踢到了北京公安队，名噪一时。
1994年的同学聚会，是我和刘老师分别36年后的第一次握手。望着他那张写满沧桑的脸，喜悦和愧疚同时冲击着我的心。
刘老师告诉我，每一次看到我在《足球世界》、《足球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兴奋不已，常在友人面前引为自豪。四年之后，78岁的刘老师驾鹤西去，我闻讯大恸。与恩师的合影，我将永远珍藏在心上。
古云:学贵得师。我少年时便得遇这样两位恩师，真真有缘和有福。他们和普天下的老师一样，三尺讲台，两袖清风，一身粉末，像露珠一样，奉献了自己，浸润了后生。每忆老师的恩泽，总是激荡起内心深处的浪花层层。我不知道二位老师的墓在何处，只有用这篇庸拙的文字，献上我的心香一瓣，将眷眷的思念化做真情的祈祷！祝恩师在天堂里过得安然，笑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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