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居京生活的地理注解

■八道湾11号鲁迅故居院门

■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

■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从绍兴会馆到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昨天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鲁迅一生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其足迹遍布古城的街巷胡同，仅他正式居住的地方，便有4处。我们特意编发这篇文章，以唤起北京对这位伟人的记忆。

　　如今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大十字路口，周边盖起许多高楼大厦，让人很难想象原先的模样了。其实，在早几年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里本是一个丁字路口。老北京人都知道，清朝年间，菜市口作为有名的“刑人之地”，是斩杀死囚的刑场。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菜市口已经只剩下一个地名，周边的许多小胡同也不复存在。像菜市口胡同被菜市口大街所覆盖，北半截胡同全然消失。南半截胡同虽然尚存，却只留下名副其实的“半截”了。

　　菜市口属宣南地区。明清时期，各地乡人在北京设有许多会馆，以便为同籍乡人在京谋事提供一个居住及活动的场所，城南宣武门外一带是会馆较为集中的地方，像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便是其中之一，那是鲁迅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地方。

　　■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众所周知，鲁迅本名周树人。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同年5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到达后的第二天，便住进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原来是山阴、会稽两县共有的会馆，称为“山会邑馆”，在周树人来北京的那一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因此改称“绍兴会馆”。他先被安排住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在这里一住就是4年，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那里要稍微安静些。

　　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而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也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六年前遵母命而与朱安成婚，他实属无奈，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

　　■补树书屋──“鲁迅”诞生的地方

　　在《呐喊》的“序”中，他曾经述说过住进补树书屋的缘由：那院中的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有人住，而他正想借此获得静寂。

　　如今“补树书屋”院中由于搭了许多小房，变得十分狭小，以致面目全非。而院中那棵大槐树早在1949年便毁于雷击，如今长有一棵颇大的枣树，倒也有几十年的树龄了。

　　夏夜，他常在树下独坐。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他常想，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而且，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喊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之中。“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那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我们也许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鲁迅”，是诞生于补树书屋那阴暗潮湿的小屋中。

　　■西直门内八道湾的安居岁月

　　在北京众多的胡同中，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有些特殊：西口极小极窄、极不显眼，进去后左拐右拐、时宽时窄，不知何时拐到了南面，与前公用胡同接到一起去了。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建人一家接来北京。
八道湾这处宅子是个很大的院落，外院尤其开阔，宜于孩子们玩耍。由外院进入前院，有9间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再穿过一道隔墙上的木门便是中院，三间西房是鲁迅的住室，三间正房由母亲与朱安各住东、西，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

　　从中院东面的夹道可以进入后院，这里有9间坐北朝南的后罩房，除东面三间用做客房外，周作人与周建人两家各用3间。在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鲁迅也可以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在这里，他写出了《风波》、《故乡》等著名小说及大量杂文，出版了小说集《呐喊》，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当数自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Q正传》。而“阿Q”诞生的地方，就在八道湾前院前罩房中间的那间屋子里。

　　在从事写作的同时，鲁迅还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兼开课程，并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界人士时常来访，给八道湾增添了许多热闹，如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许地山、郁达夫等人都曾到过这里。1920年，还是一个湖南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也曾上门拜访。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甚至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鲁迅还根据爱罗先珂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写出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那的确是一段十分辉煌的时期。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合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八道湾内兄弟失和之谜

　　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初夏，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鲁迅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也就是说，从这天开始他不再与周作人等家人共同进餐。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一封信，称：“……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使原本情同手足的亲兄弟竟至反目成仇呢？由于鲁迅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件事的缘由，由此而引起后人许多离奇的猜测。

　　其实，矛盾的发生还是出于经济问题。这是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家事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鲁迅的收入全部交给弟媳使用。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鲁迅绝非轻薄之徒，说他竟会“非礼”自己的弟媳，实属无稽之谈！如此侮辱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他携妻子朱安迁至砖塔胡同居住，就此离开了八道湾。

　　此后，八道湾的住宅一直由周作人居住。“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占领北平。周作人没有与许多文化界人士一道撤向大后方，而是留了下来。后来竟至沦为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他被释放后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八道湾，但此时其中的一些房屋已有其他居民居住。

　　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被红卫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抄家、批斗、罚跪、挨打，并被赶到一间破烂的小厨房里住；1967年5月6日去世。

　　现在这处院子的门牌居然还是11号，只是已成为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院内状况也发生很大变化。院门用墙堵住，成为一家居民的住室，在原大门的西侧开了一个小门，原本开阔的前院被一片凌乱的房屋所占领。前罩房靠近穿堂门西面的那间屋子，是鲁迅曾经写作《阿Q正传》的地方。
由中院进入后院的东夹道已经堵住，须从正房的西面绕过去，后院也很拥挤。最东面的几间，正是爱罗先珂当年住过的地方。屋前本应有一个水池，鲁迅在《鸭的喜剧》里描述得很详细。但如今那荷池被填平，已经没了踪影。

　　■西四砖塔胡同的艰难时日

　　西四丁字路口西面有条很有名的“砖塔胡同”，是因其东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名。万松老人是金末元初著名的佛学大师，曾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在他圆寂后，有人修了这座塔，“砖塔胡同”的名称自元代沿袭至今，可算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了。只是这两年拆迁之风日盛，胡同西段已变成一片建筑工地，胡同中的不少老建筑也被夷为平地，看去甚为可惜。

　　1923年8月2日，鲁迅迁至砖塔胡同61号。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大门朝北，有东房、西房各两间；还有三间北房，是鲁迅的住处。这三间北房总共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东面一间留给鲁迅的老母亲，她时常到这里来看望大儿子；西面是朱安的卧室；中间的堂屋则是鲁迅的房间了。白天，这堂屋可充当会客室和大家吃饭的地方，因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晚上，鲁迅就在这里写作，靠墙的一张木板床是他睡觉的地方。由于地方实在太狭窄，鲁迅的书籍没地方放，只得搁在木箱里，待用的时候再取出来，因此经常搞得满桌满床都是书。即使这样，他还有十几箱书不得不存放在教育部里。此时鲁迅的境况，可说是“贫病交加、情绪低沉”。

　　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许多力气活还得他自己干。为了省些时间和开销，有时鲁迅也如同当今的“上班族”一样，索性从街上买些现成的馒头、糖包子带回家，免得朱安再自己去做了。过度的疲劳，使他经常失眠。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讲课、坚持写作。在砖塔胡同居住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便校勘了《嵇康集》，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还连续创作了小说《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及名篇《祝福》。

　　鲁迅的这处故居现在的门牌是84号。若由东口进入砖塔胡同，东西方向的道路基本是直的，唯在这个院子的西北角上开始向南拐弯，接着又拐向西面，从位置上说，还是很好辨认的。但是经多年变迁，小院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原先朝北的院门被堵上，成为一间屋子，在这屋子南面又朝西开了一个小门，由于门两侧搭建了一些临时房屋，如果不注意，很容易错过去。鲁迅住过的三间北房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除重建，东西厢房也都已不是原先的建筑，各处房屋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院子已不成其院子了。

　　■西三条21号的“老虎尾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夜，鲁迅在他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写下的。读过《秋夜》那篇散文的人，都会对开首的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

　　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后，为觅得一处可以安家的住处而四处奔波，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外出看房二十余次、数十余所，最后选定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一处小院。1924年5月25日，他与朱安迁居西三条，就此离开砖塔胡同。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东西两侧分别为其母亲和朱安的卧室，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由于这间屋子犹如四合院后头长了条尾巴，便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巴”。在这面积仅八平方米的斗室中，诞生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名文集及大量翻译作品，总数达200余篇。鲁迅个人的命运也因这间小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迁到阜成门时，鲁迅家庭的状况仍保持着一种尴尬而微妙的局面。尽管他已是名扬海外的著名文学家，但面对被母亲一手操办而形成的婚姻，却束手无措，只能默默地忍耐。而朱安在这婚姻中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只能把自己的一生和丈夫紧紧连在一起，相比之下，她更加无助而可怜。鲁迅不能伤害她，也无法摆脱她。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很正常：鲁迅挣钱养家，朱安料理家务，然而，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终日无话、形同路人，那种沉重的精神压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他们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在正房中堂西墙下有一个柳条行李箱，是他们之间这种畸形关系的见证：鲁迅每次打开箱盖，里面都有朱安放在那里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服，他将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放在那翻扣的箱盖上，朱安自然会悄悄收去……日子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沉默中持续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女性出现在鲁迅面前，事情才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女性就是许广平。

　　■1926年，鲁迅告别北京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时局动荡，北京的环境日渐险恶。而与此同时，南方革命浪潮汹涌，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已先期南下就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向校长林文庆推荐鲁迅；而即将毕业的许广平也接到熟人推荐去广州教书的消息。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使鲁迅决定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前往南方，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结合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的葬礼在上海举行。而在北平西三条寓所的书房里，也为他设了灵堂，朱安为他守灵。

　　如今，小院是鲁迅博物馆的组成部分，而“老虎尾巴”仍保留着当年的陈设。东墙下破旧的三屉长桌上摆着笔砚等文具，一只茶杯，一只烟缸，一座闹钟。因为当时这里属贫民区，无电，所以桌上还有一盏高脚煤油灯。桌前有一张旧藤椅。西侧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北窗前的床铺只不过是两条长凳搭着一副床板，床上垫着薄薄的褥子，枕套上的图案是许广平亲手绣的：在白色细布上，花束和花边衬着“卧游”、“安睡”的字样，那是她与鲁迅的定情之物。

　　窗外是后院，小井旁芳草萋萋。再望过去，是墙。可惜的是，如今已看不到墙外面的那两株枣树了。

　　漂泊十数年，最终回到北京。虽然此前只在这座城市呆过短短三年，却已认同为故乡。那种回家的感觉，无法言传。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一辆破车，走街串巷钻胡同，想把这京城看个遍。

　从绍兴会馆到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昨天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鲁迅一生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其足迹遍布古城的街巷胡同，仅他正式居住的地方，便有4处。我们特意编发这篇文章，以唤起北京对这位伟人的记忆。

　　如今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大十字路口，周边盖起许多高楼大厦，让人很难想象原先的模样了。其实，在早几年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里本是一个丁字路口。老北京人都知道，清朝年间，菜市口作为有名的“刑人之地”，是斩杀死囚的刑场。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菜市口已经只剩下一个地名，周边的许多小胡同也不复存在。像菜市口胡同被菜市口大街所覆盖，北半截胡同全然消失。南半截胡同虽然尚存，却只留下名副其实的“半截”了。

　　菜市口属宣南地区。明清时期，各地乡人在北京设有许多会馆，以便为同籍乡人在京谋事提供一个居住及活动的场所，城南宣武门外一带是会馆较为集中的地方，像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便是其中之一，那是鲁迅第一次来北京时住过的地方。

　　■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众所周知，鲁迅本名周树人。1912年2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同年5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到达后的第二天，便住进绍兴会馆。绍兴会馆原来是山阴、会稽两县共有的会馆，称为“山会邑馆”，在周树人来北京的那一年，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因此改称“绍兴会馆”。他先被安排住在西北面的藤花馆，在这里一住就是4年，后来又移到西南面的补树书屋，那里要稍微安静些。

　　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而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也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独自在外谋生，还要供养千里之外的老母亲与自己不爱的妻子──六年前遵母命而与朱安成婚，他实属无奈，唯一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避。离家赴京就职，尽管不是刻意所为，但毕竟也是一种躲避的方式。

　　■补树书屋──“鲁迅”诞生的地方

　　在《呐喊》的“序”中，他曾经述说过住进补树书屋的缘由：那院中的槐树上曾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始终没有人住，而他正想借此获得静寂。

　　如今“补树书屋”院中由于搭了许多小房，变得十分狭小，以致面目全非。而院中那棵大槐树早在1949年便毁于雷击，如今长有一棵颇大的枣树，倒也有几十年的树龄了。

　　夏夜，他常在树下独坐。社会的黑暗，人世的混沌，让他感到窒息。他常想，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而且，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喊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之中。“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那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我们也许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鲁迅”，是诞生于补树书屋那阴暗潮湿的小屋中。

　　■西直门内八道湾的安居岁月

　　在北京众多的胡同中，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有些特殊：西口极小极窄、极不显眼，进去后左拐右拐、时宽时窄，不知何时拐到了南面，与前公用胡同接到一起去了。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建人一家接来北京。

　　八道湾这处宅子是个很大的院落，外院尤其开阔，宜于孩子们玩耍。由外院进入前院，有9间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再穿过一道隔墙上的木门便是中院，三间西房是鲁迅的住室，三间正房由母亲与朱安各住东、西，中间的堂屋是吃饭的地方。

　　从中院东面的夹道可以进入后院，这里有9间坐北朝南的后罩房，除东面三间用做客房外，周作人与周建人两家各用3间。在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鲁迅也可以安心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在这里，他写出了《风波》、《故乡》等著名小说及大量杂文，出版了小说集《呐喊》，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当数自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的《阿Q正传》。而“阿Q”诞生的地方，就在八道湾前院前罩房中间的那间屋子里。

　　在从事写作的同时，鲁迅还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学校兼开课程，并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界人士时常来访，给八道湾增添了许多热闹，如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许地山、郁达夫等人都曾到过这里。1920年，还是一个湖南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也曾上门拜访。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甚至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鲁迅还根据爱罗先珂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写出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那的确是一段十分辉煌的时期。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合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八道湾内兄弟失和之谜

　　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初夏，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鲁迅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也就是说，从这天开始他不再与周作人等家人共同进餐。19日上午，周作人给鲁迅一封信，称：“……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使原本情同手足的亲兄弟竟至反目成仇呢？由于鲁迅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谈到过这件事的缘由，由此而引起后人许多离奇的猜测。

　　其实，矛盾的发生还是出于经济问题。这是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家事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理，鲁迅的收入全部交给弟媳使用。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鲁迅绝非轻薄之徒，说他竟会“非礼”自己的弟媳，实属无稽之谈！如此侮辱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他携妻子朱安迁至砖塔胡同居住，就此离开了八道湾。

　　此后，八道湾的住宅一直由周作人居住。“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占领北平。周作人没有与许多文化界人士一道撤向大后方，而是留了下来。后来竟至沦为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他被释放后回到北京，仍然住在八道湾，但此时其中的一些房屋已有其他居民居住。

　　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文化大革命”中，周作人被红卫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抄家、批斗、罚跪、挨打，并被赶到一间破烂的小厨房里住；1967年5月6日去世。

　　现在这处院子的门牌居然还是11号，只是已成为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院内状况也发生很大变化。院门用墙堵住，成为一家居民的住室，在原大门的西侧开了一个小门，原本开阔的前院被一片凌乱的房屋所占领。前罩房靠近穿堂门西面的那间屋子，是鲁迅曾经写作《阿Q正传》的地方。

　　由中院进入后院的东夹道已经堵住，须从正房的西面绕过去，后院也很拥挤。最东面的几间，正是爱罗先珂当年住过的地方。屋前本应有一个水池，鲁迅在《鸭的喜剧》里描述得很详细。但如今那荷池被填平，已经没了踪影。

　　■西四砖塔胡同的艰难时日

　　西四丁字路口西面有条很有名的“砖塔胡同”，是因其东口的“万松老人塔”而得名。万松老人是金末元初著名的佛学大师，曾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在他圆寂后，有人修了这座塔，“砖塔胡同”的名称自元代沿袭至今，可算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了。只是这两年拆迁之风日盛，胡同西段已变成一片建筑工地，胡同中的不少老建筑也被夷为平地，看去甚为可惜。

　　1923年8月2日，鲁迅迁至砖塔胡同61号。

　　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大门朝北，有东房、西房各两间；还有三间北房，是鲁迅的住处。这三间北房总共只有二十多平方米，东面一间留给鲁迅的老母亲，她时常到这里来看望大儿子；西面是朱安的卧室；中间的堂屋则是鲁迅的房间了。白天，这堂屋可充当会客室和大家吃饭的地方，因此摆着一张小八仙桌；晚上，鲁迅就在这里写作，靠墙的一张木板床是他睡觉的地方。由于地方实在太狭窄，鲁迅的书籍没地方放，只得搁在木箱里，待用的时候再取出来，因此经常搞得满桌满床都是书。即使这样，他还有十几箱书不得不存放在教育部里。此时鲁迅的境况，可说是“贫病交加、情绪低沉”。

　　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许多力气活还得他自己干。为了省些时间和开销，有时鲁迅也如同当今的“上班族”一样，索性从街上买些现成的馒头、糖包子带回家，免得朱安再自己去做了。过度的疲劳，使他经常失眠。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讲课、坚持写作。在砖塔胡同居住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便校勘了《嵇康集》，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还连续创作了小说《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及名篇《祝福》。

　　鲁迅的这处故居现在的门牌是84号。若由东口进入砖塔胡同，东西方向的道路基本是直的，唯在这个院子的西北角上开始向南拐弯，接着又拐向西面，从位置上说，还是很好辨认的。但是经多年变迁，小院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原先朝北的院门被堵上，成为一间屋子，在这屋子南面又朝西开了一个小门，由于门两侧搭建了一些临时房屋，如果不注意，很容易错过去。鲁迅住过的三间北房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拆除重建，东西厢房也都已不是原先的建筑，各处房屋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院子已不成其院子了。

　　■西三条21号的“老虎尾巴”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八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夜，鲁迅在他那间被称为“老虎尾巴”的书房里写下的。读过《秋夜》那篇散文的人，都会对开首的这句话有深刻的印象。

　　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后，为觅得一处可以安家的住处而四处奔波，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外出看房二十余次、数十余所，最后选定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一处小院。1924年5月25日，他与朱安迁居西三条，就此离开砖塔胡同。

　　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东西两侧分别为其母亲和朱安的卧室，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由于这间屋子犹如四合院后头长了条尾巴，便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巴”。在这面积仅八平方米的斗室中，诞生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名文集及大量翻译作品，总数达200余篇。鲁迅个人的命运也因这间小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迁到阜成门时，鲁迅家庭的状况仍保持着一种尴尬而微妙的局面。尽管他已是名扬海外的著名文学家，但面对被母亲一手操办而形成的婚姻，却束手无措，只能默默地忍耐。而朱安在这婚姻中本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她只能把自己的一生和丈夫紧紧连在一起，相比之下，她更加无助而可怜。鲁迅不能伤害她，也无法摆脱她。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很正常：鲁迅挣钱养家，朱安料理家务，然而，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终日无话、形同路人，那种沉重的精神压力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感受，他们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在正房中堂西墙下有一个柳条行李箱，是他们之间这种畸形关系的见证：鲁迅每次打开箱盖，里面都有朱安放在那里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服，他将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放在那翻扣的箱盖上，朱安自然会悄悄收去……日子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沉默中持续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女性出现在鲁迅面前，事情才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个女性就是许广平。

　　■1926年，鲁迅告别北京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时局动荡，北京的环境日渐险恶。而与此同时，南方革命浪潮汹涌，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已先期南下就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并向校长林文庆推荐鲁迅；而即将毕业的许广平也接到熟人推荐去广州教书的消息。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使鲁迅决定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前往南方，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结合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的葬礼在上海举行。而在北平西三条寓所的书房里，也为他设了灵堂，朱安为他守灵。

　　如今，小院是鲁迅博物馆的组成部分，而“老虎尾巴”仍保留着当年的陈设。东墙下破旧的三屉长桌上摆着笔砚等文具，一只茶杯，一只烟缸，一座闹钟。因为当时这里属贫民区，无电，所以桌上还有一盏高脚煤油灯。桌前有一张旧藤椅。西侧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北窗前的床铺只不过是两条长凳搭着一副床板，床上垫着薄薄的褥子，枕套上的图案是许广平亲手绣的：在白色细布上，花束和花边衬着“卧游”、“安睡”的字样，那是她与鲁迅的定情之物。

　　窗外是后院，小井旁芳草萋萋。再望过去，是墙。可惜的是，如今已看不到墙外面的那两株枣树了。

　　漂泊十数年，最终回到北京。虽然此前只在这座城市呆过短短三年，却已认同为故乡。那种回家的感觉，无法言传。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骑上一辆破车，走街串巷钻胡同，想把这京城看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