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时期，老舍就有爱和朋友们分享身边之物的美名。他的一位好朋友、作家叶以群在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纪念特刊上特别提到这一点:
“……(他)还常常要拿一些‘多余’的东西送送人。几年来，我们看见他有不少的被毯、大衣、毛衣、毛裤，乃至脸盆手巾等等，都在‘多余’的借口之下送给朋友们了，而他自己，如果不是太太适时赶到救急，真可要变成‘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了！”
抗战初期，老舍由济南只身逃出来到武汉时，身边只带了一只小皮箱，里面有几身供换洗的衣裳，还有50元钱。后来，由于收入欠佳，物价飞涨，他的日子越来越清苦，等他不得已换上那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服时，同伴们都替他感到难过。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看见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老舍还是慷慨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在重庆，有一位河南籍的22岁的女作家，叫曾克，靠稿费为生，生活极窘。老舍托人给她弄了一张假文凭，介绍她到复旦中学去教书兼做女生管理工作。可是，她竟连铺盖都没有，几乎没法去上任。老舍把自己的一条半旧的俄国毛毯给了她，说:“你拿去用吧，它在我这儿，反正是多余的。”曾克不敢接受，推辞再三。老舍“生气”了，说:“你不要毛毯，我再也不请你听大鼓书了！”原来，曾克因为有较重的河南口音曾向老舍诉过苦，说是影响她的朗诵效果，老舍不以为然，说:“地方曲艺全是用地方方言演唱，效果很好，只要咬字清楚就行。”说着便邀请曾克和她的年轻伙伴们去听曲艺，一气儿10次20次！听着听着，曾克明白了一个道理:民间文艺是个好东西，完全是个新天地，它有很好的社会效果，它能推动抗战。曾克听老舍说不再请她听曲艺，着了急。毛毯对她来说，真需要；可是，老舍也困难。她左右为难。真把毛毯送还老舍吧，他肯定不高兴。左思右想，便买了一张曲艺票回请老舍，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请老舍，以此表示她接受了毛毯，并向老舍致谢。老舍见她不再提毛毯，也就放心了，高高兴兴地去听曲艺。后来，这条毛毯在重庆大轰炸时被埋在瓦砾之中，曾克所有的东西都丧失了，独独把这条毛毯挖了出来。1940年，毯子跟着曾克上了延安。以后她上了太行山。当了八路军，在上路之前用这条毛毯和老乡换了一头毛驴，才依依不舍地和毛毯最后分了手；不过，毛毯的这个光荣结局倒是老舍所意料不到的。
解放初，很少有人穿西服，大家都以穿中山服或列宁服为荣。老舍刚由美国回来，在正式场合多半都穿西服，他说:“其实我这也是一种节约，放着现成的旧衣裳不穿，再去做新的，不也是浪费？”那时，碰见第二位穿西服的，他必引以为同伙，想方设法要把这位同伙拉到家里来。有一天，果然约来了一位，便是就任国家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的孙伏园先生。伏园先生由青年时代起就留了一撮列宁式的胡子，永远笑眯眯，西服笔挺风度极佳。他一进屋，老舍眼睛就亮了。坐着聊了一会儿，老舍按捺不住，神秘地对伏园先生说:“您坐着，我拿一样东西让你挑！”只见他由卧室里抱出几十条领带来。伏园先生哈哈大笑，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舍自己为他挑出了三条最好看的，高高地举在手里，“包上，包上，包上！”
来老舍家做客的朋友，谈完了喝完了吃完了看完了，往往还要被塞上一件小玩意儿，而且很有针对性。塞给作家邓友梅的是一轴松小梦的画，上有老舍题词:“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似乎强调邓友梅和松小梦二位都是“老山东儿”。塞给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的是一个画着骆驼的鼻烟壶，老舍指着鼻烟壶上的画说:“你看，这儿有两匹骆驼，大概是由你们蒙古草原上拉来的，还是你把它们牵回去吧！”塞给编辑萧伯青的是12张一套的星座画片。早在抗战时，在北碚乡下，萧伯青曾向老舍讲解过天空中的星座。这事，萧伯青自己早已忘记。想不到老舍从美国回来之后，萧伯青去访问他，临别，老舍把他叫住:“请等一等，我有一件东西要送你。”萧伯青接到老舍由箱子中掏出来的这套星座图片时，他的惊讶和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22)
图为1962年4月，老舍等人观剧后与演员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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