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左)与农民诗人王老九交谈
从1926年第七期开始，上海《小说月报》连载《老张的哲学》。它的开头是这么写的:“……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觉的他，像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动的到清水池塘洗的……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接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老张的哲学》登完之后，过了三个月，同一个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又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次比上一次还幽默，譬如，写赵子曰唱戏上了瘾，自我陶醉，连做梦都在唱《八大锤》:“他倒在床上颠来倒去的梦着: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捶了一夜。”寥寥数语，读者忍不住会笑出声来。
可是，这两本书，并不是只为逗笑而写。不论《老张的哲学》，还是《赵子曰》，都是很严肃的。它告诉人们一些严肃的哲理。正像茅盾先生对《赵子曰》作者的评语:“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写这两部书的便是年轻的老舍。他当时二十五六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官话”。到1929年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的名作家了。他用漂亮的北京话写作，以文笔幽默、俏皮、生动而轰动一时，因此得了一个雅号:笑王。
他确有很高超的讲演技能，善于说笑话，于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团团围住，成为中心人物，以至于连节假日也常常被各种集会占用——有的是请他去讲演；有的是请他去说笑话；有的是请他去当翻译，洋学者的讲演经他一翻，便妙语连篇；有的是请他去“客串讲道”，信教的和不信教的，闻风而来。有一个时期，老舍被这种“唱堂会”式的邀请搞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感到有些厌烦。“非发明个机器不可了！放在口袋里，用手一摸，脑中立刻一热，一亮，马上来个奇妙的笑话。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10年。”
由于家境不佳，老舍先天不足。生下来之后，他的母亲缺奶，靠吃面糊糊长大。老舍说话很迟，3岁之后说出的话才能成句。但是，到了高小之后，沉默寡言突然被能说会道取代。到上中级师范的时候，老舍已常常在讲演比赛中夺魁。他从小就喜爱听相声、听评书、听京戏。他有几位好朋友，都是说故事讲笑话的能手，他们的名字是罗常培、白涤洲、赵水澄、何容、许地山。他们多数并不是北京人，可是在一贯以说话风趣而著名的北京人中，他们的口才都足以使北京人闭嘴。老舍和他们在一起如鱼得水。一种对语言的共同爱好和超水平的驾驭本领，使他们常在语言上共同切磋。这一切使老舍成了一个有口才的人，懂得在什么肯节儿上找“哏”，懂得运用哪些规律和技巧，使人听了发笑，惊异，或者啼笑皆非。生活中语言功底的积累，品格中幽默气质的根基，一来二去，使老舍成了一个能写相声的人。
老舍写相声始自“七·七事变”之后，完全是为了抗日鼓动。他的幽默在相声里有了最高的价值和最广的市场。惊人之举是，老舍还爱亲自登台表演相声。在武汉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与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富少舫)上台演过双簧；在重庆和相声演员小地梨(欧少久)演过相声；在重庆北碚他分别和作家老向、梁实秋演过相声，这些都是被传为美谈的趣闻。
除了写新段子，让艺人们说“抗战相声”之外，他穿上灰大褂，手中拿着折扇，上了台。对词的时候，老舍向没有上台经验的作家，他的捧哏伙伴，面授机宜:“说相声的诀窍是，不管台下怎么笑，台上的绝对不能笑，台下越乐得欢，台上的脸越要绷得紧！”有一次，演出时，老舍按照老相声的章法用扇子骨打捧哏的梁实秋的前额，梁实秋躲闪不及，打落了眼镜。梁实秋忙伸出两手，正好接住，在空中托住不动，做亮相状，观众以为是表演“绝活”，没看过瘾，大喊:“再来一个！”
老舍晚年还发明了一种文体，叫“小相声”，用几百字讽刺一件事，很像“一分钟小说”，依然显示着他对相声的偏爱。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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