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拆迁改造其实早在解放初期就开始大面积实施。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改变旧北京城“南穷北富”的传统状态，党和政府有意在宣武区的虎坊桥南、白广路、槐柏树街、右安门内外，崇文区的光明楼等地区修建政府办公部门、文化场所和新型居民区，有效改变了旧北京南城落后的城市格局。其中，尤以虎坊桥地区最为突出——以永安路楼房居民区为基础，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劳动保护展览馆、光明日报社、前门饭店在一段不足300米的丁字路上毗邻相对，形成最具新型文化娱乐特色的中心区域。50年时光荏苒，面对人们早已概念化了的原光明日报社大楼，又有谁能知道这原光明日报社大楼所在地解放初期曾叫做“虎坊路二条”呢？虎坊路二条为东西走向，西口为虎坊路，东口为永安路；虎坊路头条在其南，是一片典型的大杂院平民住宅区。1947年，父亲带着母亲和我搬到虎坊路二条乙字4号院，到1956年建光明日报社拆迁搬离，一住就是10年。追叙童年时光，屈指数来，虎坊路二条乙字4号已经消失了50年，但是其间的老北京生活以及童年意趣，却依然记忆犹新。
小小子坐门墩
要说房子院子，虎坊路二条乙字4号在当时的南城，在虎坊路头条、二条还算是说得过去的:是有正房5间、东西厢房各3间和南房5间的正经四合院。然而，这个四合院的档次比起东西城的却差了许多；只有北房是瓦房，东西房就是灰抹顶的平房，南房虽然也是起脊的，但却是只有房顶的边角有几垄瓦，其余的也是灰抹顶。墙是那种窗台以下和屋角和房间隔墙处用整砖砌、其余墙面都是碎砖头瓦片加上三黄土泥堆砌而成，外面再抹一层白灰。这样的房子北京叫“四角硬”，在旧北京的南城比较普遍。房间的门窗是木质的，窗户只有下边是玻璃，上面的大部分是方格窗眼，从里面糊上有隐形条纹的“高丽纸”。这种纸纤维长，不易破裂，即使夏雨淋湿了，干了后也不会破。现在想来，能省多少整砖、省多少玻璃实在有限，南城房子的低档由此可见一斑。在电视剧《五月槐花香》中，范五爷的院子应该是当时南城平民较好住房的典型。
虎坊路二条虽是东西走向，但是乙字4号院却建在紧临东口的一条南北向的死胡同内；大门坐西朝东；门前没有石狮子等雄伟镇宅之物，只有两个木头门墩，方方正正的、有二十七八厘米见方、约20厘米高。小时候，经常坐在门墩上玩儿。有时候，大人出门办事回来晚了，院里的小孩就坐在门墩上等，还唱着现在人们依然耳熟能详的“水牛儿、水牛儿先出来犄角，后出头”，或“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的童谣，盼大人回来。现在，这种门墩在南城的有些胡同里还能看到，但都是石头门墩，木门墩恐怕都已经成了文物。
家庭作坊熏陶生存意识
虎坊路二条乙字4号是个大杂院。这是因为这个院子里居住的八九户人家来自不同省份、干着不同的职业，而且多是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来谋生。一天到晚，院子里洋溢着八九家人演奏的“家庭生产交响曲”。而这种熏陶却从小培育了我顽强的生存意识，自觉受益匪浅。
北屋西边两间住着一家河北人，姓赵；是加工制作墨水和墨水精(晶)的；据说还有个字号叫“永利商行”。他家把加工好的墨水灌进小瓶子，封好盖子；再贴上商标，算完成一件成品。墨水精(晶)则是蓝色小颗粒状物，装在小纸袋里封包后销售。一袋墨水精(晶)用热水能冲制成好几瓶墨水，比墨水便宜得多。赵家的墨水产品主要批发给文具小贩，或者小文具店；虽然叫商行，实际就是家庭作坊。有时赵家夫妻共同冲制墨水、共同灌装加工；赵先生则还要跑外、送货。男人总要在生意上多付出一些。
西屋的崔家是搞金属加工的，主要制作些螺丝、螺母等金属零件。家里安着一台老式皮带车床，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工具了。我们小时候管崔大叔叫“开铁工厂的”。北屋的赵家生产墨水没什么声音，西屋崔家的铁工厂车床一开那响声可大了，全院都能听到。当时的邻居们没有现在的噪音污染意识，各自奔各自的饭辙，没有因此提意见吵架的，彼此都客客气气。
东屋3间住着一家姓程的河南人，是专门做中药生意的，也是个家庭作坊；主要制作牛黄清心丸、牛黄解毒丸等常用的清热去火药和止泻、健脾、祛痰的中成药；有个字号叫“益和堂”，因为是小药铺，在北京没有什么名气，所以经常看到程掌柜的背着包袱，把生产加工好的中成药背到河北涿州、高碑店一带去卖；据说在涿州、高碑店一带还小有名气。程掌柜的有个徒弟，姓刘，比我大几岁，整天在家里跟着程掌柜的挑药配药，也砸药磨药。程掌柜的生产中成药也是有安静时、有响动时。若凑巧了，西屋开车床，东屋研磨砸药，真就成了一首家庭作坊生产的“交响曲”。现在想来仍觉挺有意思的。程掌柜的为人厚道，院子里有的邻居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的，人家知道了，总是送些小药给人，从来不要钱。当时小孩没有水果糖吃，有时程掌柜的高兴了、挣钱了，就把做丸药的蜂蜜给我们小孩一勺吃。小孩们高兴极了。北京大杂院的邻里亲情由此可见一斑。
南屋西边的赵家靠大小鼓、收购旧货为生；也算个商人。北屋东边的两间住着一家姓石的山西人。有固定职业，出入长袍马褂的，衣襟上还别着一枚徽章，说不清是什么单位的职员；用现在的话叫做“白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石先生五冬六夏都准时上下班。不比其他人家是按天亮天黑决定工作时间的。
我家住在南屋东面的两间房子。父亲做粮食生意；好像也做期货，也做现货。家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经常坐在一起谈论生意、讨论行情。受家庭的熏染，我从小就对价格比较敏感；大街上，粮食、蔬菜价格有变化，回来马上告诉爸爸妈妈，直到解放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价格高度稳定后，才作罢。
除了我们这些固定住户，有些房间经常换房客，好像干什么的都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都是平民百姓，男人们各自忙自己的工作生活，女人们照顾孩子、做针线活、纳鞋底子、做饭。邻居们相处得都很和睦。
鲁迅先生曾说，秀才的孩童先知笔墨，木匠的儿子早识斧凿。从五六岁到十三四岁一直生活在虎坊路二条乙4号大杂院中的我，日复一日，耳濡目染的都是外省来到北京二三十岁的“北漂”夫妇们为了能在北京立足而奋斗的艰难求生经历。赵家的墨水精可以冲制成墨水，使我从小就懂得了实惠与便宜的重要；崔家的车床也叫我早早就认识了机器加工的效率和标准化；石先生的按时按点隐约启示着我做体面人应该有他自己的约束和规矩；“打鼓的”赵家的沿街叫卖、程掌柜的到河北卖中成药和我父亲到外地去买卖粮食，每次回家来生意好坏不同、精神状态也不同的印象积累都从不同的角度熏染培育强化着我的生存意识，并使我终身受益。这些是我在小学、中学的课堂上都不曾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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