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上中学时读《庄子》，对庄子和惠子的这段著名的“濠梁之辩”印象深刻。和庄子一样，王世襄先生的母亲陶陶女史金章也是一位知鱼之乐的智者。
金章，字陶陶，号陶陶女史，别号紫君，浙江湖州南浔人，金氏闺秀画坛健将。清光绪十年(1884)，金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她自幼从长兄金城(民初著名画家，字拱北，号北楼)习画，花鸟之外，尤擅鱼藻，又工诗词，精楷书，两度出国，通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故一时有才女之誉。她的画作清秀灵动，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法国巴黎东方美术馆等国内外大型博物馆、美术馆收藏，有《濠梁知乐集》、《金陶陶女士画册》、《金章/金鱼百影》、《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画家。
两度留洋画艺进
王世襄先生曾讲述过一则母亲的童年趣事。幼年时，陶陶与二姐怡怡及兄长们在南浔“承德堂”的家塾里学习书法和《四书五经》等课程。一天，其父金焘(字辰三，号沁园)前来看望教书先生，临走时关照老师说:“男孩子读书写字，请务必严加管教；女孩子则不必太认真，学好也无大用，早晚出嫁”。陶陶两姐妹听闻后甚为不平，认为父亲不应该如此重男轻女。从此，两姐妹临池倍加努力，立志把字写好。后来，她俩果然练就了一手好字，除了金城之外，其他的兄弟都不如她们，以至于金桐的墓志铭也是由孙女金章一手抄录的。直到现在，我们还能从金章遗留下来的书画作品中看到她那工整漂亮的小楷，完全是晋唐风韵，不让须眉。从这个小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金章不甘人后的性格。
或许是金章的刻苦努力改变了父亲的观念，金焘后来还是着力培养这个女儿。1898年，金章被父亲送入上海著名的贵族学校——中西女塾就读。中西女塾创办于1890年，是一所专为“中华有力之家而设”的美国教会学校，也就是说走的是贵族路线。学校教学都用英语，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从美国运来的，所以学费昂贵也在情理之中。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就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她们都是金章的学妹。
金焘安排陶陶去上海的洋学堂读书，其实另有目的。在女儿熟悉了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并初步掌握了英语之后，又将其送出国门，留学深造。1902年，19岁的金章随长兄金城、二兄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三弟金绍基(字叔初，号南金)一起远赴英国留学，习西洋美术。在那个男子还梳着辫子，女子还裹着小脚的年代，金氏兄妹集体留洋可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
清末的中国内忧外患，西风东渐，在当时求富求强的思想指导下，1902年底清廷正式下令各省送派学生赴欧洲留学。此诏令颁布一年后，留欧之风始盛；而金氏兄妹早在1902年已在英国求学，因此，金氏兄妹应可作中国留洋学生的先行者。20世纪初，留洋求学之人已属凤毛麟角，而赴英专习西洋美术的女生更是极其罕见。金章之所以赴英学习美术，除了得益于其洋化而殷实的家庭背景之外，还应该与其个人的兴趣爱好有莫大关联。据金氏后人回忆，金章当时进的是伦敦著名的英王书院(“King's College”)，平日里住在老师勃资深家中，虽是自费性质的游学，但在求学的三年中却也学了不少西洋之学，增长了见识。1905年归国后，研习国画更专。
1909年，金章远嫁北京，适闽县王继曾(字述勤)。王家是累世为官的书香门第，王继曾毕业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崎赴法进修，自此开始外交生涯。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09年改任留法学生监督。因此，婚后不久，金章即夫君同赴法国就任，再度出洋。居法期间，金章得尽览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名画，并十分注意观察西方文物，获益良多。闲暇时则吟诗作画，十分风雅。
两度留洋的经历，拓展了金章的眼界，对她画艺的精进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金城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以她创作于1915年的《金鱼》团扇为例，以朱砂与淡墨写鱼，细勾金鳞，意态生动，明暗分明，绘画手法注重光彩效果的表现，似乎是受了西画的影响。
夫人妙管独工绝
1920年，金城在北京组织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时入会者颇多，而鱼藻非金城所长，乃请三妹陶陶担任画会的画鱼指导。自此，金章开始成为教授国画的“评议”(老师)，担负起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中国画学研究会是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美术团体之一，他们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会中的“研究员”(学生)习画。金章的侄子兼学生、台湾著名画家金勤伯曾回忆说:“姑母当时以花鸟闻名华北，每星期五、六，我总是兴致盎然地跑去找她，一方面为她磨墨，一方面跟着画呀画的。姑母对我很严格，鼓励、督促自不在话下，她以科学的分析方法，教给我许多作画技巧；不仅只宋元绘画，像唐朝李思训、李诏道父子金碧山水的勾描、青绿填彩等，亦一一为我解释、示范，使我获益匪浅。”
后来由于“会中闺秀，每以金鱼画法见询，亟望有画决之作，以便居家自习”，金城亦恐仅凭口授，不易记忆，故有撰述成书之请。因此，金章乃摒弃俗务，尽两月之功，写成了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书名典出《庄子·秋水篇》，分为谱录、史传、作法、题咏四卷。其中作法一卷，心得尤多，实乃金章一生画鱼经验之总结，正如金城所言:“信非深知濠梁之乐者不能道”！在我国艺术史上，论画鱼技巧之书，向无专著，《濠梁知乐集》可称得上是填补历史空白的开山之作，著名学者黄苗子说它是“画苑中独辟蹊径之作”，可知其价值所在。
金章一生爱鱼，无论是在南浔的“可读庐”，可是北京的“芳嘉园”都蓄养大量金鱼。她画的最多的是鱼，令她扬名艺坛的也是鱼。她在《濠梁知乐集》的自序中说:“予习绘事逾廿载，自愧于花鸟禽虫各科，未能窥其堂 ，惟于鱼藻，略有会心”，这种“会心”，其实是她长期观察、练习的结果。金章所绘金鱼，体积感较强，渲染层次丰富，形态生动自然。在少数作品中更是特别强调留出亮部的光位，与西画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功之妙。但在技法上，却仍是以中国传统的工笔勾勒及没骨手法为基础，以色为主，辅以淡墨，表现严谨细腻，形象天真可爱，与后来的“金鱼大王”汪亚尘的那种印象主义的粗放形象截然不同。
我手头有一幅金章作于1909年的《金鱼百影图卷》，是1999年香港翰墨轩精印出版的复制品，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金章生前曾言，生平画鱼以《金鱼百影图卷》最精最长，故而此作可以视为其代表作之一。该图卷长达10余米，绘有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各式金鱼数百尾；卷尾有肃亲王、王树荣、王式通、袁励准、贡桑诺尔布、张祖廉、林纾等多位名家的题跋款识，堪称艺术精品。肃亲王善耆对此画评价甚高称:“此卷若入鸥波馆，不输风流管仲姬”，其功力可见一斑。
事实上，除了鱼藻之外，金章的花鸟亦有相当功力。行家评论道:“世间但知金陶陶以画金鱼得波涟灵动之感，实则其花卉翎毛亦楚楚有致，皆有宋元遗意”。金章现在的作品中，大约有一半是花鸟画作，有写生，也有临摹，无论是菊之勾染，还是雀之描摹，皆可追新罗神韵。近代学者张荫棠称赞道:“夫人妙管独工绝，不愧支那女画师。”
金章后来患了高血压，一度影响她作画，而且病情时常反复。王世襄曾云:“先慈四十五岁后，潜心内典，自调恐坠鱼趣，乃后不复执笔”。又据《湖社月刊》记载:“金陶陶女士近日血压降低，故又能作画矣！”由此可知，她并未完全停止作画，而只是不再画鱼而已。
对于母亲的病，王世襄认为和生活紧促有关。他回忆说:“我父亲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后来首都迁到南京，有两所出租房租不出去，生活很紧促。过去买的一些宋元瓷器和明青花都卖了，借以生活。母亲也从此得了高血压，和生活紧张有关，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不然的话，还可以多活几年，多画些画”。
1939年春，金章在北京病逝，享年56岁。(下转明日45版)
编者手记
孙小楠
王世襄先生可称文史大家。很多时候，“大家”并不是偶然成就的，“大家”的成长是有其必然的土壤和环境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不独是橘，人亦如是。
那些善良、儒雅、文秀、纯净的气质品质大约更应该源自窗明几净的环境，好比杨柳大约只有在西子湖畔才更能显露出宁静致远的风致。英人谚语说:“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培养一个优秀的人需要几代人的积淀和努力，所谓“优秀”绝不仅从教育背景，事业成就来考察。“优秀”是很难得的，它涵盖德育与智育。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对后代的贡献，通过自律进取所获得的一点一滴的成就和进步，对后人都是莫大的鼓舞，给予后辈信心和力量，更是后人的榜样和楷模。如此历经扬弃淘洗的基因，才会无限接近“优秀”。
在本文中，我读到了因为“父亲重男轻女”而“从此临池倍加努力”的金章姐妹，看到隽永俊秀的蝇头小楷，想到“字如其人”的道理，感慨良深。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对自己每一点最小的克制和要求都是责任。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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