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着“斯柯达”驰骋在大路上时，不禁联想翩翩，回忆起我家曾用过的交通工具，从最初的轿子、骡子车到如今的汽车和各类公共交通工具真是变化万千，过去的事情就会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骡子车
听父亲说家族中早年备有轿子和骡子车，不过到民国初年，就只有一辆骡子车了。车和骡子放在东四南小街的大车店中，用车时车把式把车赶过来。这辆车是曾祖母的“专车”，其他家人很少坐。有一次曾祖母带家人并邀请亲朋好友到潭柘寺做佛事，共雇用了十四五辆骡子车组成一个车队，浩浩荡荡行驶在路上甚为壮观。骡子车的车棚是用木料和竹片做骨架，蒙上厚实的白毛毡，外边是深蓝色布罩，外罩和毛毡之间是一层防水的黄油布，车棚内衫有厚厚的纳着格子的棉套和花布，前有挡风布帘，车棚两侧有小玻璃窗且用布帘遮挡。坐这样的骡子车夏天十分闷热，冬天又特别冷，要盘着腿坐在车中，时间长了腿发麻。车轮是铁皮轱辘，颠簸得很厉害且噪声很大。尤其是长途行驶坐车人是非常受罪的，在行进中要经常下车休息或干脆跟着车步行一段路程。当时被孩子们叫毛大爷的车把式搞了个“小发明”，把车棚内一块横向木板掀开后，是一长方形的空洞，用皮革制作一个与洞口一样大的袋子固定在洞口，袋子垂于车体下方，坐车时将小腿伸入袋中，就如同坐在椅子上。将拆下的木板斜放背后，铺上毛毯和靠垫，人可半躺在木板上，小腿可随着车身的晃动摆来摆去，不再盘腿坐车，舒服多了。我曾祖母在车上居然能睡个小觉，因此非常赞赏这位车把式。
洋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洋车(人力车)成了家中的主要交通工具。自家用的洋车是很讲究的，车体用大漆漆成倍儿亮的黑色，用铜饰件将车装饰得非常漂亮大气，擦得锃亮的两个电石铜灯，格外引人注目。车簸箕中铺着花毛地毯，右脚下的响铃的踏钮，用脚踏下去响铃会发出“当当”声，很远处就可听到。车辕上有供车夫使用的气喇叭，用手捏橡皮球会发出“哇哇”的声音。曾祖母要求家人坐车时不要用响铃，车夫要少用喇叭，人多时只让车夫叫一下“劳驾！借光啦！您呐！”
夏天车上有雨篷、雨帘一可避雨，二可遮阳，冬天是棉篷、棉帘、帘子上有玻璃窗，天凉时备有毛毯，围在主人腿上，冬夏用不同颜色的平绒做的座靠十分干净整洁。车夫的穿戴也很“专业”:夏天穿前后两片连成的坎肩，过膝的短裤，头戴小檐草帽，脚上穿白袜子和钉了轮胎底的布革及鞋，肩上搭一条白色长毛巾，春秋时穿深浅两种颜色，宽大盘扣中式短褂，外衣敞开上怀。冬天穿上一件厚棉坎肩，戴护耳毡帽，下身穿棉套裤，不穿棉鞋，不过比夏天多了一双棉袜和一副棉脚盖。车辕上有两个棉手笼。
车夫最怕的是冬天刮西北风时出车，棉棚支起来阻力很大，特消耗体力。拉洋车既要靠体力，更要靠技巧，车夫有句行话“车推我行，车驾身轻”，意思是车夫的步子跑开后要靠车子行走的惯性带着车夫跑，根据客人的体重在车辕上找出最佳的平衡点，双手不需用力驾辕，只要有节奏地跑起来身体就会有飘起来的感觉，再加上惯性的助跑，车子跑起来既快又稳，这正是车夫能拉得较远距离的关键。车夫拉车上坡下坡，戗风顺风、拐弯抹角、躲让急停、快慢相济、路面不平、雨雪路滑、呼吸用气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洋车容易出现的事故是“打天秤”和“前滚翻”。当车前遇有障碍和行人，要急停时，车夫会很自然地高抬双辕进行避让，如果用力过猛，乘客身体又较重时，车就会往后翻去，车夫就会驾着双辕被高高吊起，乘客也会被摔出车外，这就是“打天秤”。有时车夫会压低身体重心，用力后坐，双腿向前，双脚搓地，紧急停车，乘客就因惯性而从车座上向前摔出车外，这是“前滚翻”。
自行车
自行车成为家族中的新宠，这个变化源于我父亲，按现时的话说，他是个赶“时尚”的人，只要有新东西问世，他就会买来享受一番，自行车也就成了他最爱的交通工具。当时自行车都是外国货，价钱也很贵。父亲当年买了一辆28吋英国“飞利浦”男车和一辆24吋的银灰色小车。用小车做教练车在院子里练习，学会后才骑着“飞利浦”满街去转悠。
在我父亲的带动下，孩子们就是靠着这辆“教练车”学会了骑车，我小学二年级就会骑车了，骑小车不过瘾就掏裆骑大车，两手扶把，右腿由大梁下掏过去蹬车，开始蹬半轮，熟练后蹬满轮，速度还很快。蹬车时重心会左右移动，车子也就不停晃动，让人看着特“悬”。二哥文治用六十块大洋(当年两块大洋买一袋洋面)买了一辆英国“双金人”牌大塌把，带线儿闸的跑车，四哥文琪骑一辆意大利产的26吋小红车，表姐涤华骑的是英国26吋“金手”牌装有加快轴的女车，三姐文芳骑一辆倒轮闸，大燕把的日本女车，我和七弟文继骑的车是日本“铁锚”和“富士”。那会儿日本车显得笨拙，但很结实，骑起来也算轻快。
家中先后换了几次车，如“凤头”、“兰玲”、“三枪”，值得一提的是还买了一辆天津产的“中字”牌的自行车。当年除讲究骑名牌车外，还讲究配套的车铃、车灯、物架、工具盒、支架、保险叉和直管气筒，有些车配套不齐就设法去淘换，遇到合适的也肯花大价钱买回来。二哥用一套“迷勒”牌车灯包括磨电滚子，鸭蛋形带近光和远光的前车灯，两个小尾灯换了一个原装的“双金人”三角形皮制工具盒，安置于大梁和坐梁结合处。二哥在东单广场看上了一辆德国产的“黑老虎”26吋自行车，车身全部进行了“煮黑”工艺的处理，连副条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发亮的电镀件。挡泥板带棱带角，车把上有一不知用途的支架，车把左右各有一按铃，按时发出声音不大的叮当两声响，两只铃的声音有较大差别，后轴两端装有一扌乍多长的“车拐”。整个车看起来很敦实，被誉为自行车中的“坦克”。这辆二手车要价很高，据卖主说这是德国通讯兵的用车，是日侨撤离时留下来的。在我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这辆车，骑了不到一年轮胎爆裂，因配不到钢丝带，只好放在家中。
四哥、七弟和我在三条胡同里骑快车出了名，在一块飙车，别车、玩“杂技”，把车骑得七零八碎，真像侯宝林在相声中说的，除铃不响，没有不响的地方。有一回我在一次飞车过门槛时将中轴轮盘撞得“卷了饼”，下裆被硌得疼痛难忍，直不起腰来。缓过劲来去修车，师傅说修车多年还没见过将轮盘撞成这样的。
许多亲朋好友也喜欢自行车，家里每次宴请时，有好车的亲朋好友都会骑车来赴宴，因为这是爱车亮相的好机会，不亚于现今有车族的那种爱车心态。最多时有二十多辆车，都放在大门口南房的后墙下，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眼球”。我和四哥、七弟的三辆破车这时也会去凑份子，但最后总被排挤出来，于是不服气地故意骑着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表演“车技”来骚扰他们。
解放后北京的交通管理很严格，要求自行车必须做到闸灵、铃响、灯亮以保证安全。前两项容易做到，但自行车不可能都装上磨电滚子和干电池车灯，就要求晚间必须点个小灯笼，挂在车把上或一手提灯，一手扶把。晚间的街道上被灯笼点缀得犹如一条蜿蜿蜒蜒闪亮的长龙，很是好看。不小心灯笼就会被烧着，不时看到有人急忙下车踩灭燃烧的灯笼，遇到刮风下雨小灯笼就更遭殃了。这项措施没能坚持下去！
马车
我大哥文翰结婚时用四轮马车接的亲。马车是用单匹或双匹马拉的墨绿色四面有玻璃窗的近似方形的轿厢，轿厢下面是一对大车轮和一对小车轮。双马拉的轿厢有两排座，可面对面坐四人，单马拉的轿厢后排可坐两人，前面是一可掀起，放下的车座可坐一人也可做小茶几用。座位有沙发座，硬座两种，脚下铺有厚厚的地毯，玻璃窗上有白纱窗帘。这种马车不仅使用了胶皮车轮，轿厢下边还安装了减震弹簧，轿厢前窗框上装有宫灯式样的铜灯。车夫坐在轿厢前较高的位置上驾驭马车，这个位置可坐两人，有宽广的视野，车夫脚下有一脚踏响铃。马匹被调养得毛色光润，体态丰硕矫健，车行可提供不同毛色的马匹供用户挑选。
马车行驶起来非常轻快平稳，车夫甩着响鞭的啪啪声，有节奏的马蹄嗒嗒声，双铃碰击的清脆铃声和浑厚的响铃的当当声交汇成一组马车进行曲，在车中感到格外的悦耳和惬意。
摩托车
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幸运地被选拔为国防体育项目中双轮摩托车的运动员。能够入选基于我是体操运动员，臂力强身体灵活，反应能力强。在自行车的测试中我的成绩最好，尽管我戴眼镜不符合条件但还是被破格录取了，为了加强国防体育训练，有关部门给学校拨来原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生产的数十辆摩托车。除理论、修理、交通规则的课程外，主要是驾驶技术，每辆车配两人。
有一回由训练场返校，当到校门口时发现车后的同伴不见了，赶快回去寻找，还好是车队最后一辆三轮摩托把我的同伴带回来了。原来是在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碎石路时没有减速，在选择路面时把同伴甩了下去，由于马达声很大没有听到同伴的呼叫，才把他丢在路上，幸好戴着护具只受到一点擦伤。
汽车
我们家族是靠两个祖母支撑着，经常外出办事，为了出行方便和快捷经常雇用车行的汽车，哥哥和姐姐们为了交际的方便也是车行的常客。日本投降后曾酝酿购买汽车因涉嫌是汉奸财产而未购成，后来也没有人再提及此事。没想到的是我的祖母在天津突然病逝，租用了一辆美国“道奇”十轮卡车将灵柩运回北京。因刚刚解放，公路破坏严重，又经常有人拦车要钱进行勒索，行驶了近十个小时才到达北京。
解放后由于汽油短缺，公共汽车要利用煤气作为燃料，因没有压缩技术和设备只能在常压下将煤气储于车顶上的大气袋中，老百姓称为“大气包”。充满煤气的大气包鼓鼓的，当煤气用掉一部分后，包中的煤气随着车的行进来回滚动，而使气包在车顶上晃晃悠悠，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出于好奇心我和四哥、七弟去感受了一次“大气包”，其实在车中看不到气包，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很大，车速也不是很快，总觉得有点“有气无力”在喘气，有人戏称:汽车背上这么大的“包袱”能不累吗？听说烧煤气的车经常抛锚，但我们坐的车却安然无恙。当年在汽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能保证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大气包”是功不可没的。
电车
夏天晚饭后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去东四牌楼底下的“森春阳”冷食店去买冰激凌，然后就会坐着当当车(有轨电车)边行边吃向南行至东单，再换车返回。我们坐的是“电凉车”，这种车没顶没窗户并用彩灯和花饰将车装饰得华丽漂亮，在车中部有一方形立箱上置接电的弓架。乘这种当当车既可乘凉又可欣赏市容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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