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集体回忆”
漏夜清拆,“天星千古”
从邮政总局通往地铁香港站的回廊左侧下来,绕着大厦的脚跟一直往左,来到一个人迹稀少的巴士站台。
寂寞的站台前,挂着白底红字的中英巨幅标语:“尊重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靠着工地的围墙外,便是天星码头旧址。有人献上了花圈,贴满了挽联,“天星千古”——这条不足200米的站台走廊布置得更像天星的灵堂,身前码头已经拆卸。
2006年11月11日,旧中环天星码头驶出最后一班船,当天有15万香港市民怀着难舍心情,买了最后一张船票,回味中环码头48年留下的集体记忆,码头上系满了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的蓝丝带。
第八天,一群自发组织的香港市民在旧中环天星码头进行静坐,其间以投影机将“救我”等字句投射到钟楼上,一部分静坐人士走上钟楼,敲响钟楼的报时钟,警方到场后认为静坐人士未对市民造成滋扰,所以未拘捕任何人,而行动参与者则继续在码头静坐。
11月30日凌晨4时,5名示威者爬上行人路顶檐,潜入已围封的钟楼内示威,每隔15分钟敲响报时钟,利用扩音器大声抗议。至7时15分,工地护卫听到钟声,发现示威者于钟楼机房内敲响报时钟,并且于旧中环天星码头外侧挂上大型横幅,于是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并没有干涉示威者的行动,最后示威者自行离开工地。
12月5日,多个民间团体到政府总部抗议,特别是成立于1968年、香港最早的环保团体长春社要求政府保留旧中环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但政府反驳指出旧中环天星码头只有48年历史,不合乎已到或超过50年的法定历史古迹最底门槛,其文物价值不足以被考虑作原址保存。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在报章中发表《解构“集体回忆”》,批评香港市民滥用“集体回忆”字眼:“似乎任何东西,只要有人想保存下来,便会用上‘集体回忆’这字,”“香港地价昂贵,要保留一处地方,应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
其他政府部门诸如古物古迹办事处,则只考虑公开展示旧中环天星码头有历史价值的物件,并会拍摄旧中环天星码头的照片,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则会用新科技,将旧中环天星码头资料以电子数码方式记录。
下午3时,旧中环天星码头正式拆卸,报时钟首先被除下。示威者为阻止拆卸,撕开包围钟楼的帆布,进入工地,其间和工程人员发生冲突,保安及工程人员强行将部分示威者抬离工地。而警方的谈判专家亦劝告示威者离开,但失败而返。
12月14日早上7时,清拆工程继续进行,警方加强保安,而反对清拆旧中环天星码头人士于晚上7时举行烛光晚会,要求香港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与市民对话。大约9时25分,有示威者试图进入工地,50多名警员立即筑起人墙阻止,但未能阻止部分示威者进入,示威者再度占领旧中环天星码头,大约50名支持者声援示威者。
12月15日凌晨3时,警方进入工地,带走共13名男女示威者,大约有30人在警署外声援示威者。最后警方准许示威者各以300元保释外出,而示威者坚持晚上7时会继续在旧中环天星码头举行集会,直至政府停止清拆。
12月16日凌晨,10多名反对清拆旧中环天星码头的市民在码头对开集会,并且绝食49小时(钟楼的年龄),要求立即停止清拆工程,警方派出约20名警员戒备。政府眼见愈来愈多社运活跃分子加入,亦害怕对峙持续,为免节外生枝,批准漏夜清拆刚好步入49岁的钟楼。此举令在场的示威者十分不满,试图包围工地人员。
早上8时左右,当大部分传媒已离开钟楼现场时,政府决定迅即拆毁钟楼。拆钟的画面被亚洲电视等电视台拍下,当日不断在电视上重播。从画面所见,工人清晨时利用吊臂,将钟楼顶部吊起,迅即拆走钟楼,移送到泊在码头旁的趸船上,绝食中的示威者并没有激烈反应。11时左右,整座钟楼完全被拆走。
环保团体自钟楼清拆后,联络有关政府部门房屋及规划地政局、环保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的首长,要求认领钟楼残骸。但房屋及规划地政局不愿交代钟楼残骸被运往何处,只表示天星钟楼会按一般拆卸建筑废料方式处理,暗示天星钟楼残骸或已运往堆填区。
一名参与行动的示威者冯炳德说,香港政府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而忽略文化及历史文物的保育,“拆卸旧天星码头的钟楼,将令香港失去一个国际地标。”
从天星到皇后
失去了天星,“皇后”“不告别”
第一次见到这些青年人(比如冯炳德)是在旧天星码头。这里实在人迹罕至,栖落了几只麻雀,地上散落着白纸单,还印着厚厚的脚印。透过围墙的间隙看去,码头也被夷为了平地,不见一石一柱。仿佛时间也在老去。
大概相隔50米,除去围墙挡住的视野,或许只需20米,便是皇后码头。你会想到,两座码头挨得如此亲近,它们是不是有天然的关系呢?如果能找到航海时代的罗盘,按照“北斗七星”模型,勺柄的端头是天星大钟,然后依次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以及香港大会堂,安置勺子的底座便是昔日的爱丁堡广场。这时,你便会恍然大悟建筑师的初衷,与越来越逼近的国际金融大厦等现代摩天CBD相比,小小的广场,更像一个标有香港自己的时代特征的完整有机体。
首座皇后码头于1925年兴建,其位置在今日皇后像广场及皇后行(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现址)附近。当时的皇后码头建有拱门及圆柱,上盖则以钢铁建成,并采用混凝土桩柱,耗资20万港元兴建。时任港督金文泰在此举行履新仪式。
1953年4月,由于中环进行填海工程,皇后码头与天星码头同被搬迁至今日的位置。新皇后码头于1953年下半年正式使用,而旧皇后码头于1954年2月才正式拆卸,并于新码头兴建上盖。
只是,招呼普罗大众的天星码头和旁边的大会堂与皇后码头看似密不可分,其实身份有别。
殖民地时代,皇后码头是香港政府官员及英国皇室成员使用的码头。历任港督上任的传统,是乘坐港督游艇“慕莲夫人号”抵达中环,在皇后码头上岸,并在爱丁堡广场举行欢迎及阅兵等就职仪式,然后前往香港大会堂宣誓。1975年英女皇伊丽沙白二世首次访问香港,于启德机场降落后,便是乘坐“慕莲夫人号”渡过维多利亚港,于皇后码头上岸。
同出历史,身份迥然,但今天,天星、皇后的命运却也走到了一起。受2003年开始的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影响,天星码头于2006年11月12日迁至中环渡轮码头,并成为该码头的组成部份,被编到位于民光街与民耀街交界的7号及8号码头。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发表的消息,爱丁堡广场渡轮码头、钟楼、皇后码头及大会堂码头的位置将会移平作道路和商厦用途,并于11月新码头启用后清拆。
天星码头和钟楼,最终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与海洋争地中坠入海底,一度唤醒的保育情结,仍未冷却。2006年12月16日,度过了那个长长的寒冷冬夜后,这些青年人退守到相隔咫尺的皇后码头。
在黑色的“不告别”巨幅隶书下,这些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清秀面容,大多数还是学生,也有社工和大学讲师。他们更像集体出来远足,在码头上搭起帐篷、桌子、灶具以及展览板。码头的照壁成了天然的展览板,贴上大幅签名、报纸刊登有关天星皇后的文章、支持者的照片以及批驳填海计划的规划图。他们在皇后码头上建成了皇后码头的纪念馆。
一名女子从身旁走过,冯炳德说,“喏,她曾经爬上过钟楼,敲响了天星大钟。”女子回头浅浅一笑,我记起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看起来柔弱的她便是于去年11月30日凌晨4时爬上行人路顶檐,潜入已围封的钟楼内的5名示威者之一。
“我们之前是没有住在天星的,”志愿者朱凯迪坐在小桌子前,上面放了一个募捐箱,以及一册声援名单,他招呼每个前来参观的游客在上面签名,他说,“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天星被强行拆掉。”
是役,保育运动志愿者们顿悟失败的症结所在,他们从此把家搬到了皇后码头。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本土行动,涉及内容更宽广,行动更加规范、成熟和理性。
皇后码头的清拆限期比天星更长,至今仍在缓慢胶着中。28岁的女志愿者BOBO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天星,我们将争取保留即将拆卸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