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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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如今浮躁的中国人，恨不得一发财就能当“贵族”。可惜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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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曾经有过贵族，但在大革命和社会浩劫，把中国的贵族彻底磨平了。回想一下，其实中国的贵族，还是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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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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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随着满清的消亡，京派贵族也逐步走向了衰亡之路。一些开明的京派老贵族，和洋务派以及国民革命党政府官员结合，衍生出了后来的京派贵族。京派贵族将自己的大家皇族风范，也带到了这些官员和商人中。

 

    讲到了贵族，自然离不开教育。不管马克思承认不承认，世界各大文明，各国的贵族阶层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起到关键作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衰退，也是从中国两大贵族 --- 京派和海派贵族团体的消亡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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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作为曾经晚清皇城和洋务运动的起点，加上外国势力的影响，成为了最早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点。20世纪初的北京，出现了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旧京城的贵族不情愿地接受了西方教育，但很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传统。新京派贵族的教育方面，更倾向于文化性、理论性，在吸收了西方思潮后，北京的思想界、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新文化理论性和指导性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也局限在理论领域

 

    对于京派的贵族们，他们的子弟接受了新式教育。但骨子里，他们的生活还是极其传统，大宅深院，老派的女子旗袍和长衫马褂。他们一直挣扎在中外文化之间，徘徊犹豫，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冲突。理想主义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京派贵族们的发展出现了极端，叛逆和传统的对撞，成为文艺小说极佳的素材，创造了不少好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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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顽固的传统派和新文化派，在北京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是一直不停地公开和暗地里地互相斗争。新老京派贵族心底里的傲慢和抗拒，一直没有真正的离去。而这种抗拒心态，蔓延到了中国各地各阶层的老百姓心中。共产党领导老百姓们将西方势力击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中国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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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界一族在京派贵族中一直是个二流的角色，因为京派贵族，沿袭了满清讲究出身的旧习，商界不属于真正的贵族血统。直到今天，北京人一说起自己过去的贵族出生，最得意的那批人，还是和满清皇族、大臣们的后裔。一说到商界的出生，就被那些有皇族大臣血统后裔的人看不起。

 

    由于以上的原因，北京人认为上海的海派贵族太“商气”，血统不够“贵气”，太崇洋媚外。这点，也注定上海的海派文化和海派贵族，在中国一直只能是遗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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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京派贵族是第一批和国外炮火冲突的，西方的炮火，打灭了京派贵族的高贵和社会地位。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京派贵族们原来高不可攀的地位被侵蚀了。京派贵族们不再是华夏的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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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某些皇族大臣们和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让老百姓们加深了对老贵族们无能的痛恨。

 

    任何社会的贵族，是这个社会的最高护卫着，主权上、财富上、文化上、边界上、心理上的主要护卫着。京派贵族在十九世纪已经逐步丧失了对中华文化的护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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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疆土的丧失，主权的丧失。京派贵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西方在方方面面的入侵。因此在心理山，京派贵族对于西方的东西，一直有种抵触情绪，任何亲近西方的做法，很容易被冠以“崇洋媚外”的大帽子。而这顶帽子到了1960年代中期的十年动乱开始，成为了整人、杀人的文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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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贵族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价值失去了，财务上失去了稳定的来源，只能靠自己的资产生活。对于商界、新政府、洋人阶层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使得他们的社会能量和财富来源变得极其有限，财富的逐渐缩水，使得他们慢慢进入了没落的贵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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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京派贵族一直没有很好处理自己在大时代变化下的转变。内心极其的顽固和抗拒，使得他们越来越成为了社会的恐龙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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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20年代开始，海派贵族开始在中国的方方面面取得统治地位。一些京派文化，都不得不依靠上海贵族们生活。曾经给慈禧太后唱戏的京剧界“通天教主”王瑶卿，每次看好一个徒弟，都必须带他到大上海的舞台亮相。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后来干脆离开了北京，以上海为家。

 

    大上海融会中西、推陈出新的巨大能量，加上靠近国民政府南京的地理优势，使得海派贵族们，逐步走向了中国的统治阶层，发散出强大的文化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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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期的京派贵族们，随着北平首都地位的丧失，由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兴起的中国新文化风潮，也慢慢转移到了上海，加速了后来“海派文化”的发展。此时的京派贵族，已经很难再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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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贵族代表了中国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京派之所以京派，是因为他们皇族大臣的后台，其实，京派贵族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在中国那个时代，也是大部分地区传统贵族的生活方式，无论南北东西地区，京派贵族理念，是中国传统理念的体现。京派贵族的心态，也一直下意识中统治了中国上、中、下阶层的心态和意识形态。毛泽东、邓小平也不例外。中国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这种“君临天下、皇城心态”的强势反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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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海派贵族群和海派文化为代表的、作为中国新兴的文化体系，在20世纪进入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但他们没有来得及普及到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态，便在大革命和后面的社会动荡中，逐步走向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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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北京重新成为了首都，但“红都新贵”们，根本看不起那群国民政府手下败将的满清遗老遗少。北京的满清遗老遗少们，金钱、权利、名声都已经丧失殆尽，作为京派最后的贵族，他们身上，依然是传统中国文化强大的传承者。在心里，京派老贵族们，根本看不起那些“泥腿子”起家的红都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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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了生存，京派贵族们不得不强颜欢笑伺候新主子。其实他们心里的失落，在解放后变得更加厉害。主要在于，末代京派贵族们一直引以为豪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身份，在新中国彻底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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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海派贵族虽然风头甚健，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京派没落贵族们的口碑和修养，还是得到了极高的推崇和尊敬。可是，解放后，中国“红都新贵”们，把中国传统贵族和文化视为了洪水猛兽，被冠以“旧文化”、“封建糟粕”等等，属于被打倒的群体，恨不得一巴掌把他们这些老贵族给彻底抹去痕迹。在这些红都新贵眼里，那些表变谦恭、内心瞧不起他们的北京没落贵族，是对红都新贵们的嘲讽，这些京派贵族们实在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改造，不然他们就必须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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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贵族们最后一点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基本丧失。解放战争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革中，京派贵族逐步走向了进一步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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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湖，是北京的一个祭坛，老舍先生在此投湖自尽，宣告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结束，一场浩劫，京派贵族们更是江河日下。他们的消亡，比海派贵族来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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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已经极少看到真正的京派贵族了。如果有，也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或多或少，见证了京派贵族的生活方式并受到过那样的教育。50岁以后那些的贵族后裔们，已经很少能看到他们身上那股京派贵族的遗风了。70一代的后裔，如果还号称自己是京派贵族，只能是贻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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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找京派贵族，只能去台湾或海外华人中，或许还能看到一丝他们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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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与暴发户

1、贵族和爆发户都可能有很多钱，但是爆发户不可能有贵族的气质。
2、贵族时刻讲究礼仪，爆发户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这两个字。
3、贵族谈吐之间注重事实和风范，习惯于用道理说服人；
爆发户的满口铜臭，以为钱就是他的真理。
4、关于财富
贵族可能从祖辈继承、也可能是靠自己奋斗而来，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对待这笔财富，
贵族明白钱只有使它不断流通不断增值并用它帮助需要帮助人，
而且贵族明白钱财对他不是最重要的；
爆发户总认为获得钱财是应该的，
却很少去感恩和帮助，
财富只是他们发泄的工具。
5、贵族即使去在追女孩时总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和优雅的风范，
而女孩常常会因此变成天使；
爆发户有的只是财大气粗和盛气凌人
可怕的是多数的女孩会因而堕落成撒旦。
6、贵族能轻轻端起高脚杯，细细品位葡萄酒的生产年份和产地，
爆发户有的只是，“喂，给老子上最好的酒，什么贵来什么！”
7、贵族的孩子常常被教育，
财富不是你应有的，但你应当努力争取，所以你必须为此付出劳动；
爆发户的孩子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缺钱，直到他们的父母破产。
贵族常常是把孩子交给最好的老师，并常常告诉孩子“你和其他人都是一样。”
爆发户会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但他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孩子总是缺钱用。
8、贵族即便破产他依然是贵族，他的气质很难沉沦，并争取再次获取财富。
爆发户破产后，他就会被打回成穷人，并常常自暴自弃。
9、贵族不一定一身名牌，但是衣着绝对干净整洁、高贵大方。
爆发户将一身名牌胡乱搭配，简直是暴畛天物。
10、贵族的遗嘱常常只保留孩子生活所必须之钱财、祖传房屋和精神文物，
大部分的钱财交付与专门的基金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爆发户的遗嘱通常是给孩子钱财物质而无精神财富。
11、贵族和爆发户没有绝对的界限，
贵族的孩子如果没有继承贵族的气质和精神的话，
这个孩子就只能是爆发户了。
爆发户不断培养自己的素养和气质，
逐渐会成为新贵族，
不过，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

飞哥

新暴发户永远是农民，他们再有钱也改变不了农民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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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崇文区政府官员,改变不了农民的本质。迷信现代化，竟搞些三四流建筑，有损城市形象和历史文化

cute

看海派贵族的兴亡

一提到海派贵族，大家自然想到的是解放前大上海的旗袍、夜歌、舞厅等形象。好笑的是，旧时代的海派贵族们，其实很少涉足百乐门等地方。如果要举出一个海派贵族代表性人物，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宋氏家族。有意思的是，宋家王朝建立者本非上海人。然而，宋氏家族在上海滩的起飞，的确代表了中国新文化后海派文化贵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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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阜，仅仅是个渔村小镇，和改革开放前夕的深圳差不多。随着列强的进入和地理位置，上海开始了飞速发展，巨大的经济基础是海派贵族们的财富来源，独特的教育环境和历史地位，让海派贵族们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了辉煌。这个特殊历史时代，造就了一批不是上海人的“海派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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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京派贵族不同，海派贵族不太讲究出身。即便是宋家王朝的缔造者，曾经不过是一介平民，丝毫没有皇宫大臣的背景。上海人，其实是个很模糊的定义。解放前的上海，是一个类似纽约一般的大熔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来到上海，包括被苏联赶走的沙俄贵族到受迫害的犹太人，很多后来都把上海当成了自己的家园，希拉里-克林顿夫人的父亲小时候，就曾在上海犹太学校避难。这所犹太学校建筑如今归属上海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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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正是以这种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中国的海派文化和海派贵族。

京派贵族由于被列强欺负得太不起头，因此看不起上海贵族对西方的亲近。这种对海派文化的看法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后，成了很多上海人被打倒、被批判的罪证。

其实，海派贵族的来源，并非都是像宋家那样的传教士家庭。很多海派贵族本身是脱胎于传统的江浙甚至全国各地的贵族一群或者是事业有成之辈。他们有的因为商业、战乱（如东北）、政治威胁（如鲁迅）、事业（如梅兰芳）等等原因来到了上海滩。半殖民的环境，完全开放的口岸，让这些来自九州四海的中华贵族和能人，纷纷踏上了上海这片冒险家的乐园。

传统的“三代出一个贵族”的理论，在老上海被缩短了。海派贵族之所以能短期内成为贵族，部分因为海派贵族本来的根还是的中华传统贵族。只不过和京派贵族不同的是，海派贵族们适应了新时代，在事业上取得相当的成就，在文化上实行了蜕变。他们的经济基础，来自于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能力。在新环境下，他们比京派贵族有着更加稳固的经济支柱。在文化上，他们更加适应当时的新时代，最终成为时代浪尖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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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功成名就的人士，很快就被认可为上海上流社会的一员。这点和京派的皇宫大臣血统论截然不同。上海的贵族定义更广泛，可以说在老上海，不少海派贵族有着一些“范进中举”式的传奇故事。

海派贵族很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从事不同的行业，并非一脉相承。无论是呼风唤雨的宋家王朝、大上海风景画的作家张爱玲、上海滩大亨犹太人哈同、建立上海公交线和雷斯顿理工学院的英国人雷斯顿、还是京剧大师梅兰芳，或者写作方面的女神童琼瑶，他们以后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都是“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传奇代表。

贵族的定义，远不是有钱就是贵族。这点无论是明清时代的皇族、山西银行家还是后来的徽商、浙商等家族，都非常清楚的。要维持家族的事业和社会地位，要成为真正的上流人物，教育是必须的。这是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教诲。而海派贵族，则完全继承了这个中国的传统，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不菲，而且极其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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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贵族没有血统论，也不讲你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看中的，是你的个人。你的事业贡献，你的家庭门风，你的教养，你的财富。财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大上海的很多成功人士，虽然财富上谈不上“贵”，但他们能来往于上流社会，并被海派贵族接纳。这里，教育是关键的关键。

上海进入20年代后，雄厚的经济基础促使了教育和文化高速度发展。当时上海的高等教育已经比肩日本，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哈佛，上海交大、同济、震旦、沪江、雷斯顿理工等一大批出色的大学，各自根据美、德、法等列强的办学理念建立，最后融会中西，为老上海和海派文化的辉煌，打下了扎实的教育文化基础。除了大学，当时上海还有一批著名的中学，如培养了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的中西女中等一大批教会、本土的中学，也是名人辈出。高超的教育水准，是老上海贵族们持续辉煌的最大本钱和标志之一。可以说，教育水准决定了一个人在当时上海的社会地位。听上去很有些“范进中举”的味道，也可以看到海派贵族的中国之根。

海派贵族往往被人指责“崇洋媚外”，看的是好莱坞电影，吃西餐、跳社交舞等等。一般认为是上海被全盘西化的结果。

但只要了解真正海派贵族的人都知道，海派贵族其实内心非常中国化。他们这些人，拿起钢笔写出一串外语，提起毛笔就是一行漂亮的楷书。虽然上海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的西方色彩很重，但到了家里，浓厚的传统风俗习惯得到绝对的尊重。中国的各个节日、祭祖、例行到长辈家请安等，绝对不能马虎。即便是已经入了基督教的宋家，也不能随便以基督教来改变中国的很多传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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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贵族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京剧各大派到了20世纪，几乎都得到上海贵族们的大力支持，梅兰芳移居上海后，甚至与当地一家地产金融商联了亲。须生大师孟小冬女士和上海滩黑帮三巨头之一杜月笙的传奇故事，也是一段美谈。“越剧十姐妹”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浙籍贵族们的大力捧场和财务支持。传统国画的北齐南张、宗教的高僧大德，以及在文学、戏曲、音乐等方面，海派贵族对传统文化的支持不遗余力。如京剧在老上海的普及之广泛，就连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都可以彩装上台一唱。解放后，上海金融界人士经常造访上海昆剧团，财务支持，演出捧场，看着上昆团的“七梁十柱”在“传”字辈老一代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中国昆曲界的一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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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外的新玩儿，如电影和时尚，老上海人也不让欧美。原本保守的京派贵族旗袍，在上海裁缝和海派贵族独特的品位改造下，逐渐变成了闻名遐迩的改良旗袍，风靡近百年，依然风头不减。2000年香港电影“花样年华”更把上海旗袍风刮向了全世界。从警惕、接纳、消化、最后中西合一，海派贵族们独创的品位，变成了老上海的风尚标志，使得上海成为了旧中国的时尚之都，风靡东亚各国。音乐方面，民歌小调结合爵士乐形成的“上海夜歌”，是中国流行音乐歌曲的开始，影响了中国流行歌曲乐坛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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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贵族们的确喜欢欧美的东西，这点不可否认。可并不是所有外国人的东西，都能在上海站稳脚跟。在20世纪初，日本虽然国力赶超了中国，但随着上海的不断发展，日本的一切就不再入上海贵族的眼。日本制造的商品由于质量差，因此被上海人讥笑为“加庞货”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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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海派贵族崇洋，不如说他们只喜欢真正的、最好的、最高档的东西。当上海开始赶超先进国家的之际，他们会毫不犹豫推崇自己独特的品味和风尚。海派贵族们对老上海电影业、时尚、以及传统戏剧、艺术方面的巨大支持，就能看出，处于全盛时期的海派贵族，已经在融合中外的道路上，创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京城新文化运动创造者们一直梦想出现的一种中国新文化雏形，在上海强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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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要用一个行业来代表上海的辉煌，那就不得不提到老上海电影业。明星在上海和传统的戏子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上海贵族们和电影明星的来往，往往成为当时八卦新闻的材料。对于电影业的尊重，连带着海派贵族优待电影明星们，就连所谓传统戏曲的戏子到了上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社会地位。看低戏子的老观念，在上海首先消退。在这种开放、前沿的观念下，老上海电影界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左翼、写实、言情、清宫、武打、恐怖、悬念、喜剧、戏曲、古装、现代等各种具有中国风格的电影模式，在老上海影坛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直影响了两岸三地的影视界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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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海派文化和生活方式由于其强大的辐射力，一直被众多人所追崇，成为了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表。上海贵族们很多和工商、金融、教育、文化界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贵族文化也深深影响了整个上海社会和很多其他地区。即便是在板刷头、白衬衫、蓝裤子、黑布鞋统治的1960、70年代中国服装最为单调的时期，上海时尚总是能够在全国各地城市中独树一帜，在可怜的空间里，尽可能地在黑、蓝、白的世界中翻出一些小小的时尚小浪花，给穿衣服人增加一丝特有的色彩。以至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有种下意识的感觉，觉得到上海就能买到比当地要好看得多的衣服。尽管那个时候“时尚”这个词早就被大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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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公私合营，上海贵族们的产业基本上交了国家，丧失了任何参与产业管理的资格。他们空有一身本事和一腔报国的热血和激情，但由于自己的出身，最终报国无门，只能安然退出了新中国的建设大潮，躲进了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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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公私合营后的定息和自己的家产，海派贵族们还能维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好莱坞电影消失了，西方的信息没有了，海派贵族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50年代到60年代初，海派贵族们中居然还可以看到穿着白色婚纱的结婚照。在自己的客堂里，年轻一代人放着家中解放前收集的老唱片，品尝着舒适优雅的生活。虽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变革，海派贵族们与众不同的生活和文化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公敌。但解放后短暂的和平时代，让残留在上海的贵族们还能保留一丝自己的生活。

海派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步在政治风浪中消失了。公私合营后的定，在十年动乱期间停止了。红卫兵的吼声打破了海派贵族最后的宁静，这十年，海派精英们，被打死、斗死、自杀的，不计其数。海派贵族迅速消亡，海派文化也在1960年代初最后绽放一下后，完全沉寂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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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抗日和历次内乱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的海派文化和海派贵族们，终究躲不过这一次灭亡的浩劫。

等到1980年代开放，残留的海派贵族们缓缓醒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过去。所欠的定息一次性发还了，自己的古董家具和房产部分归还了。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死去的亲朋、消除家庭离散之痛。他们与世界隔绝得太久了，昔日事业和社会的风光岁月已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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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刚从伤痕累累中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让自己的子弟们离开中国。子弟们去了海外后，一部分老人独守在老宅、红木家具和回忆中度过晚年。另外一些老人也随着上一代人去了海外，终老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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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念女士在美国用英语所著的《上海生死劫》，成为了描述上海最后贵族们一段血泪经历的代表作。在国内，《傅雷家书》的出版和傅雷先生的遭遇，化作了上海最后贵族们的最后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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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期，全中国突然爆发了一场寻旧热，特别是上海人，老上海、百乐门、汇丰银行、外滩、张爱玲等话题顿时火起来。模仿所谓的高尚生活方式，也被冠以娇滴滴的“小资情调”。红木家具、老克勒、小开等又时髦了起来。老上海话题的影视剧和小说，进入新一轮的火爆和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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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娱乐圈和社会上对老上海的模仿秀以及众多模仿老上海的文艺作品，残留的海派贵族们，只能摇摇头，说一句“一群跳梁小丑，对于真正的海派贵族生活和品位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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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

被毁坏的，不可能再被重复。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所出现的、真正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具有勃勃生机的海派文化，最终随着海派贵族们一起消亡了。只留下一大批经典的作品、传奇故事、和几栋老楼，供后人凭吊。

 

羊油麻豆腐

这是他人博客转过来的吧？要不那博客就是楼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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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写的很到位，但是一帮“农民”在博客里骂得很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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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京沪两地的文化差异比作京派与海派的对峙冲突，并诠释其中深刻的意义和内涵：京派是贵族的、高雅的、严肃的、传统的、学院的、官方的；海派是通俗的、大众的、白相的、功利的、商业的、摩登的。如果是对男性魅力的视觉评价看，京沪的差别就更不在一个档次了：北京人认为男性的魅力应该看他能否能征服傲慢的女人；而上海人则认为应该看他能否被傲慢的女人所征服。也就是说，北京市民的文化一向是以男人为图腾标志的，而上海市民的文化图腾只是在旧上海时期还有上海滩文人大亨，除了功利至上的一些标志物外，实在很难让人找到她的一些传统特色。上海的男人对文化的理解有那么一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不像北京的男人，因为生长在皇宫边缘，对文化的理解或多或少都夹杂着某种宫廷式的庄重与凝重。

cute

不是博客，是杂志上

羊油麻豆腐

我是一周前从某人的新浪博客看见的。

cute

《世界奢侈报道》

cute

中国人口数量多，质量低，网络普及自然有很多农民上网，所以骂的很凶。

cute

北京城市化以后，快被(本地+外地)野农民烦死了。

断墨

看来中国变成贵族还有至少一代领导人的时间咯

飞哥

没戏，至少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

勾云

想起了同学给我讲的一个笑话：某富翁进京买房产，开口第一句是“你这房看得到天安门吗？看不到我可不要啊！”

小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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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仔细读

兆佳玥怡

贵族是需要几代的积累的,精神上的东西不是用钱就能搞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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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做正宗的新生贵族：就是挣了钱实在没地儿花的时候千万别买鸡吃......

cute

如今中国的富人不管是通过何种途径致富的，全部都是暴发户，都是第一代富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以后大概也再不会出现了的一个极特殊的历史时期。

　　“至少也要富过三代以后才可能出贵族”的说法蕴藏着很深的道理，而暴发户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子女要成为贵族，实在是先天不足，即便后天非常努力也难，这与血统无关，而是涉及精神层面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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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贵族不是口袋里很有几个钱，或者家里什么人作的大官，就可以自封的，也不是听阿毛阿牛无聊文人们的几句吹捧就可以认定的，所谓的贵族是建立在贵族精神之上的，而贵族精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脱俗的气质，是一种博学却十分谦虚的风度，是一种尊重女性（对于男性来说），怜悯弱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一种不撒谎，不浮夸，诚恳作人做事的定力，是一种不与市俗小人同流合污的清高，是一种不献媚权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是一种在物欲横流的市俗社会中我行我素，安贫乐道的自由自在。在中国的富豪与官僚中，在他们的大小姐大少爷中，甚至是在如今的那些专家教授中，我们能看到多少这样的品质呢！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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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勾云在2008-12-5 13:19:00的发言：
想起了同学给我讲的一个笑话：某富翁进京买房产，开口第一句是“你这房看得到天安门吗？看不到我可不要啊！”

 

虽然有点笑话的意思，但很实在啊！我去在东京买房子一定希望开窗户能看到富士山，在香港买房子也希望一开窗户能看到维多利亚湾或中银大厦！

六块五的花茶

我也想开窗看见天安门，可是我家从二环里让他们赶到外头了～～～～

兴全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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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斑马在2008-12-19 23:56:00的发言：

 

虽然有点笑话的意思，但很实在啊！我去在东京买房子一定希望开窗户能看到富士山，在香港买房子也希望一开窗户能看到维多利亚湾或中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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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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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奕是个乡下暴发户。

ayumi

精神与物质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做“精神的贵族”、“物质的贫民”，否则一个人的精神就会更多地滑向愤世嫉俗，自我沉沦，乃至人格分裂。但把物质的奢望看得比精神更高，这个人的精神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品位。西人称“绅士”、“贵族”，其实都需要气质内涵作铺垫的，这种气质内涵就是精神的，比如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注重自我修养，讲究文化品位，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理念。“绅士风度”与“贵族气质”甚至还与家教、遗传基因有关，这些都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培育起来的，他是有历史渊源的，不像我们现在常见的“中国贵族”，以为西装革履，出入有车，住星级宾馆，常吃西餐，打高尔夫，飞行旅行，孩子进了“贵族学校”——就是“贵族”。其实还是“伪贵族”，也许有“贵族”的生活形式，却无“贵族”的气质和内涵，这一点，只要看看他是如何面对穷人、乞丐和社会底层贫民的姿态就可以明白。“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从来不属于暴发户，不属于没有文化教养的有钱人，也不属于目光势利、见钱眼开的吝啬鬼和守财奴。所谓“绅士”，应该是这样两面的有机统一：会享受最好的，能承受最坏的。前者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后者需要一种人格的精神意志。另外，尽管目前中国有不少富人，然而，“富闲”的文化人，侧重于关注民主，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化人十分罕见。

和二

哎.贵族现在都绝迹了.....................

黑龙

贵族这个定义我一直不能真正理解，似乎是不需要创造，只要享受物质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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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定义似乎在中国并不太合适，

 

近代中国无论商界政界出人头地的似乎都是些苦大仇深的；都得经历很多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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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丛丛中何来安逸的追求生活的动力；倒是商界政界名流的第二代公子小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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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可以做到不问政务，专注文学艺术，追求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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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国四公子之类。

 

近代中国社会变化很大，政治时局及其动荡，政权变化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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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世袭的掌权者，何来富贵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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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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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为贵族这个名称更适合西方君主立宪的国家，需要象征性的君主所以一定要有皇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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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觉得政界名流，商界名流来称呼这些人似乎比“贵族”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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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冯小刚导演的“跪族”更觉得贴切。

羊油麻豆腐

《女王》我看过，北京人能理解，其他地方的恐怕就悬了。

飞哥

黑龙说的对，建议大家看看英国电影《女王》。

ayumi

中国士大夫与西方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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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与西方贵族之间有很多相同点，譬如，他们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均拥有自我认同的无尚尊严，且一度具有等级性和封闭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他们统称为“贵族”也无不可。二者之间的不同点自然也不少，如士大夫通常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而西方贵族起源于战争，自幼有习武传统；又如士大夫以“礼”（伦理）作为其政治文化传统，而西方贵族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其发展的中后期（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就转向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等。士大夫与西方贵族的最大区别其实来自于其各自与国家、王权的关系。

如前所指出，西方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是建立在封建法权的基础上的，所谓封建法，就是土地分封基础上的领主与封臣之法权关系。封臣与领主间形成封建契约关系，二者既有合作互利之前提又相互对抗，加上教会的势力，各种社会力量遂呈均势状态，形成了国王、教会、臣民相对独立的多元空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权政府就像是一个“家天下”的办事机构，有中央集权却无封建法权，所有个人和组织都依附于皇权一元结构。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封建”一词在不同语境的混淆使用。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曾将“封建”解释为“封国土，建诸侯”，而这种社会制度在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后就基本结束了。往后的社会动荡中虽然会出现一些地方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相抗衡，但这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土地分封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区别，决定了两类“贵族”所表现出的品格和精神的差异。中国古代士大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品格，其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将国家（皇权）与社会整合为一的中介者；而西方贵族一方面要效忠于国家和君主，另一方面又承担了大量的政治批判职能，贵族们常利用御前会议的协商机会以及封建法赋予自己的权利，批评王室的政策，维护自身的分封利益。罗金斯曾言，贵族、领主对国王讲话的标准腔调是：“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向不比我们优秀的你发誓，如果你能遵守我们所有的法律的话，我们便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否则就不接受。”在中国士大夫中，很难想像有人敢对皇帝讲出这般的“谋反”言论。

正是西方社会（主要是指当时的英国）的均势力量结构，才使得私权利得以在夹缝中获得生长。工商业主幸运地避开了各种公权力的倾轧，在工业革命的隆隆机器声中迅速崛起成为社会新贵，当新兴势力成功与分散权利结盟时，便又产生出一支可与权力对抗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与权利布道者的耀眼光环很偶然地落到了贵族的头上，他们与新兴贵族一道，共同主宰着社会的公共生活，新老贵族之间以及与王权随之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和较量。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士大夫基本保持了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直到近代皇权解体，包括部分由士大夫直接演变而来的、具有启蒙思想和救世情怀的知识分子，通过报纸、集会、全国通电等方式，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公共舆论，这才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批判功能。然而，随后而来的战乱以及50年代兴起的民粹路线，表明中国大陆并非贵族扎根的土壤，事实上，在经历了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后，西方贵族也面临着被改变或消失的命运。尽管贵族身上的某些文化元素还会以新的形式传承下去，但显然，“贵族时代”终结的警钟早已敲响。

ayumi

本朝坐定江山不觉已有一个甲子，进入开放时代竟也有三十年了。按说，如今天下太平，社会上贵的有，富的更多，富贵兼而有之（例如那些体制内外好处均沾者）的也有不少，希冀并执行富贵传承者也该有一把了。于是，很多人开始自命为贵族（自诩“名门之后”），不屑与常人为伍，逛名店、穿名牌、名车代步、名媛陪伴、享用名酒名烟香茗、住豪宅、打飞的、上名校、升高位...

可惜，这些特点多数不是贵族的特质，而是暴发户的表征，是伪贵族的表征，是一代人获得“血酬”后传给下一代的身外之物。这些伪贵族，有着贵族拥有的权势，却没有贵族拥有的素养与襟怀。他们身上写满金字，心中却无一点光彩。

真正的贵族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见过、享过富贵而不沉迷其中，遇到、轮到贫困而不丢失其尊严，无论最终的人生结局如何，其心中的（精神）财富将伴随终身。与平民不同，贵族们因家世之故大多自小坦然接受了命运的惠顾（“含着金匙出生”），其成长中，或锦衣玉食，或醉卧花丛，或云游四海，但却也清醒知道与此相关的利害或曰代价：当变数来临时，他们或则挑起相关的责任重担，或则平心看待时势的变迁。


由是，古希腊的贵族可以不要头颅，要一个问题的答案；法国的贵族可以在被追杀的逃亡路上，不忘于休息时男女携手，跳一曲华尔兹；俄国贵族在后方时花天酒地，却敢在前线浴血拼杀；英国的贵族可以在吃喝玩乐之余观天文、习地理，乃至离开安乐窝，接受带船环球考察的任务，并欣然接纳达尔文这样的年轻博物爱好者...

在中国，曹雪芹是最值得一提的贵族，过惯了花团锦簇的生活，却经得起潮涨潮落的漫漫人生，并把自己的所历所感用优美的文字记述下来，遗馈后世。像八大山人、纳兰性德等都是他的同类。典型的贵族家系如浙江杭州钱氏家族（仅近现代就养育出钱穆、钱复、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永健、钱其琛、钱正英等杰出人物），又比如福建闽侯的林氏宗亲（于近现代先后造就林则徐、林觉民、林徽因、林瑛等杰出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超越朝代政治，超越命运遭际，或政或商、或（科）学或（文）艺，都负担起了本职的责任，又多少保持乃至传承了精神的高贵，昭示并维护了生命尊严的底线。


简言之，富者贵者中，如果只是紧抱住第一代人在丛林规则中胜出而得到的名权势、钱财与名分，只是变着法维护、强化、利用这种特权而并不负相应责任，没有理解这种特权的来龙去脉并去适应相应的变化，没有了解、理解人类共性而发展自己的特性，却仅仅是念念不忘并斤斤计较于一己的特殊传承位置，这样的富贵权势传承人还算不上什么贵族，他们还只是功名利禄丛林规则的奴隶。是社会中的伪贵族。（就不提抱也抱不住、提也提不起的不肖子孙了）

不幸的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是伪贵族盛行的时代。那些自称贵族的权势子弟们，不曾对命运的惠顾有几分感念，却紧紧把攥着身为“丛林规则”胜者之后的实际利益与虚伪荣誉。这，是时下人文教育的失败，也是我们尚不及欧美“贵族教育”核心之一二的地方。

江西会馆

学习了，写的我挺受用的。女王我也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