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德外》之十一

安德路

如果说少年吃苦是人生一种财富，我以为，这种观点对成功的人士可以这么讲。身处逆境对意志的确是一种磨练，也增加了个人生命中的传奇色彩。

然而，吃苦不是好事。吃过苦的人不见得都可以获得成功——即使他也在发奋。像我这样生活平平，事业上没什么起色的人来说，苦难没有发生质变，苦难依旧是苦难。感受依旧是苦涩的，只是弄懂了“不堪回首”这个词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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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冬季，在新街口外大街上，人们可以看见一个11岁的男孩背着一个旧的绿色邮包在送报纸。散发着油墨味儿的报纸，满载着最高指示引领下的“文革”大好形势和横扫、炮轰、揪出、摧毁的内容，层层叠叠插在包里，沉甸甸地压在他瘦弱的肩膀上。再通过他稚嫩的嗓音和手的传递，送达这一方订报的住户。报童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他的身影常常会引来行人好奇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而他却浑然不觉，心里想的不过是别送错了。他遵从父命替马路对面送报的母亲分担一些活儿，作为长子为缓解家中困境的做些贡献。这个报童送的快而熟练，总是先于母亲送完。然后就站在豁口一处固定的地点等待母亲的到来。寒风中他脸冻得红红的，手上布满冻裂的口子。心里期盼着母亲推着自行车走来；期盼着母亲偶尔犒赏的1毛6分钱，能够兴冲冲地返回新街口小吃店，吃上那热乎乎绵软香甜的元宵。这个站在街口有些木讷的男孩——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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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真爱吃那个清真小吃店的元宵啊。1毛6分钱加二两粮票只能买六个元宵。不够吃，也吃不够。

有时，元宵还没煮熟，我交完钱后就坐在桌边耐心地等着。小吃店里很温暖，煮元宵的大火炉就在店的中央，大锅里冒着热气，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不时把拿在手里的长把勺伸到锅里搅动一下，待白白的元宵漂浮上来就快熟了。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会把它盛在碗里，端到我面前，而且要嘱咐一声，别烫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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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细细品味着我的最爱，连元宵汤都喝的很干净。可是我从没想过，母亲为什么不和我一起来吃，她总是说要回家做饭。殊不知是她舍不得啊，即使给我的钱，也是不知怎么算计才节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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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报刊发行量相对增加了，父亲单位就招了一些职工家属作为临时工加入送报行列，母亲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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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和母亲一起走着送，我把装有五、六十份的北京、人民、参考、解放军报的邮包左肩右挎，然后挪到胸前。母亲则挎在右肩上。娘儿俩手里拿着路单逐户寻找投送。刚开始也有送错的时候，把人民报送成北京报，把北京报送成人民报。遇到好说话的，一看我们娘儿俩也不是正规军，跟累兵似的就不好意思说什么，将就了。可遇到真较真的就麻烦了。记得有一回送完后，还差一户却没有报纸了，是一份人民日报。怎么也不记得在哪儿送错了。天已经黑了，娘儿俩在站在冬日的夜晚里苦苦回忆着。母亲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和焦灼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小心地敲开那户人家的门，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母亲马上赔着笑脸上前解释，问对方能否同意明天给补一份，答复是不行，必须看到今天的报纸。这时我想到了父亲，可父亲这会儿在哪儿忙着呢？最后，母亲决定还是让我跑回新街口邮局又买了一份人民日报来补上。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时，头上已经冒汗了。看见母亲站在街灯下紧皱眉头焦急不安左顾右盼的等着……等着我，见到我手拿着报纸回来像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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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发怵的是一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单位，印象是新街口头条北侧，在一条感觉很长的巷子深处的，没有住家，不通行，大铁门终年关闭。还没走到门口，就会有许多的狗突然狂吠，似乎会成群冲出来，让人心惊肉跳。赶紧用变调的声音喊一声：“报纸。”然后扔下报纸，娘儿俩扭头就跑，这里成了每天无法摆脱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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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位数字：54是父亲的工资；665453是父亲单位的电话号码。前面的数字意味着家里经济来源，后者数字是有急事能够与上班的父亲取得联系的途径。譬如母亲忽然犯病。母亲的病是生我弟忠义时得的，并落下了病根。我前面说了，正是最困难时期。送医院后，母亲饿得没力气生产。医生说医院现在还有点粥。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我是回民。”粥也没喝。医生正苦笑晃着头，母亲就昏死过去了。母亲后来说：“唉！到了那份儿还犯傻呢。”虽说后来慢慢恢复好了，可是到了文革时，看见红卫兵打人，受了刺激。回家后，大叫了一声就又昏过去了。

那一天，母亲去后街，看见那边围着很多人，就过去看了看，有一家人正在挨斗，罪名是“坏分子”——我也去了看热闹了，人很多没看到母亲。

被斗的这家，生有十个孩子，姓什么，几个男孩几个女孩都不记得了。家中老三不学好，小偷小摸，被街道列为另类。红卫兵组织批斗“牛鬼蛇神”，大伙儿都去围观。只见老三跪在一张方桌上，他妈也跪在边上的一张桌子上陪斗，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坏分子”。红卫兵领着呼口号：“万岁”和“打倒”交替着呼了几番后，就见这家的户主——老三的爸走出人群率先发言批判，看来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准备。老三的爸从兜里先掏出眼镜戴上，再从另一口袋里掏出发言稿，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批了起来：“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我这个孩子从小就不是好东西，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还外加流氓土匪头，我这孩子变成了家长管不了，街道管不了，学校管不了，政府管不了，就连毛主席都管不了了——”

“停！胡说什么呢你。我看你也应该一块挨斗。”一个戴军帽的红卫兵手握着“红宝书”指着老三的爸教训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着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别说他这个小小牛鬼蛇神了，管不了他？他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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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的爸脸涨的通红，连连鞠躬道：“您批评的对，批评的对。我一定虚心接受，一定虚心接受……”跪着的老三妈哆嗦着，鼻涕垂下老长，忍不住擤了一把一甩，恰好甩在戴军帽红卫兵的身上，红卫兵先是愕然，继之恼怒，抡起皮带就抽了起来，老三的妈疼得浑身乱颤，哭爹叫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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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得病了，病得不轻，被送进医院了。”从别的孩子告诉我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我无忧无虑的日子结束了。小小的年纪眉心就皱上了，心情变得很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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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病是顽疾，不好医治，这之后接长不短的就会犯。寻求帮助的办法，那就是气喘吁吁地跑到大街上唯一的公用电话处打电话通知父亲。公用电话安在一个老得能嗅到坟墓味道的老两口家里。摘下老式黑色的话筒，把手指伸进圆孔，眼睛随着哗哗转动的圆盘，找寻着下一个数字，唯恐拨错。在有间断的“嘟嘟”声响过后，与父亲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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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父亲那会儿也够不易的，正上班呢，电话来了，尽管不能赶回家，心情一定是沉重的。俗话说：“漏房，破锅，病女人，不通气的水烟袋。”人生四大难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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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母亲身上找到4分钱到跑到公用电话处听到父亲的声音的全部过程，都是在紧张的状态下完成的，因而这个电话号码烂熟于心直到今天——665453。

至于父亲54元工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人均9元，比困难补助线略高（困补标准似乎是人均8元/人）——母亲为了照看孩子，已经辞去了工作。窘迫的日子常常让父亲为之烦恼，是否向单位申请补助内心充满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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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愁苦的沉默里，从母亲缝缝补补不拾闲的忙碌中，我对困窘的概念就刻骨铭心了。少年的自尊加之青春期的叛逆，也常常使我和母亲发生口角，不安于穿着父亲工作服改作的衣服上学；不安于老师在课上点没交学费的同学名字里有我，却只能尴尬的低着头的这种生活。在学校正常上课的那几年，我也挺争气的，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功课几乎都是5分，时常得到老师的夸奖。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讲完后，就进行测验，公布结果，老师说道，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全班都算错了，不过，有一个同学作对了，特别提出表扬。出人意料的是叫我站了起来，原来那个做出正确答案的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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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学校停课，被压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释放，然而，时间一长，一种单调、无聊、混乱生活产生的空虚感随之而来。每日早晨醒来仰卧在炕上，环顾着四周白白的墙壁，变得发黄的顶棚纸上出现的污渍图案让我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惆怅，我被寂静包裹着。回想着大弟夜里“咔哧、咔哧”磨牙的声音，让人胆寒。此刻，他依然香甜的睡着，他睡觉眼睛不是全闭上。母亲总是开玩笑的说他是包老爷的后代——睁着眼睛睡觉。我曾经问过母亲：包老爷睡觉真睁着眼啊？母亲笑着答：谁知道啊，都那么说。

母亲曾对我说，你睡觉也磨牙。老辈人说，小子睡觉磨牙是“恨家不起”——而后才明白磨牙似乎是消化不良引起的。老辈人真有高的——怎么和家境扯到一块了。不过，对于不懂事的孩子也是一种励志教育吧。

作为长子我的确开始思考，该如何挣些钱来帮帮父母。反正不能上学念书，索性效仿表哥到师范大学捡大字报纸卖废品去。于是一个11岁的孩子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推着自己做的小独轮车带上个麻袋和绳子就上路了。那车做的非常简易，就是找一个婴儿车上的车轱辘，（直径20公分带5个圆孔的铸铁小轱辘），穿上一根钢筋做轴，钉在一个做成梯子状的木头架子上就完成了。

每天把卖完废品的钱交到母亲手里，心里很是受用。虽然2、3毛钱有限，但对过日子的母亲来说，毕竟宽裕了些。那些日子每天都盼望着夜里刮大风，因为糊的厚厚的大字报纸就会从炕席做的大字报专栏上脱落下来，有些刚脱落一角，我们看看四周没人注意就帮助它脱落下来，作为我们的收入。我弟他撕的棒着呢，有时偷偷撕下来的上面，还有刚贴上不久的，浆糊还没干呢。现在我自己也纳闷，哪个孩子不贪睡啊？那会儿哪儿来的毅力，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冒着西北风，影影绰绰的拉着车向西而去。寒冷的冬天把脸冻得通红，手也冻裂成口子，我俩却乐此不疲，干劲十足。

最难忘，在小西天的路上，曾经遇到过一个20多岁像大学生的人。他叫住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冻疮膏递到我手上，并告诉我回家用热水洗完手再抹上。我们直直望着他，默默点头，遗憾的是我们那会儿甚至都不懂得道谢。我至今不能明白萍水相逢，他为什么会关心我们，而且兜里就装有冻疮膏送给我们——他的热情熨暖了我年少的心，让我铭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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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捡废品的孩子多了。满街都是一只脚踩着四轮小车的尾部，双手扶在固定的筐沿儿上，另一只脚甩得老高奋力蹬地驱车的身影，有的还把小车轱辘换成了四个大轴承，车轴也换成圆棍状的木头。“哗、哗”蹬起来跑得很快。见到同行还有些卖弄，故作潇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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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想，我弟忠义比我还苦，他比我小3岁就跟着我到处跑。那时凡属能挣钱我们又能干的几乎都干过，像摘松子、挖茵陈（俗称：白蒿子）、割益母草晒干后，卖到小西天收购药材的地方；还有就是打草卖大车店的赶车的。

炎热的夏天，在老根据地——师范大学，那时，这所大学的空地处都种着庄稼和蔬菜。我和弟钻进闷热的比大人还高的玉米地里去拔草（没法割），蹲着向前行，汗浸湿的衣裤贴在身上，人变得机械麻木。带毛刺的宽宽玉米叶把胳膊划出道道红印，被汗腌得火辣辣的疼。

玉米地的草没有人去锄，因为见不到多少阳光，所以长得又高又嫩，很好卖。我想那年这片玉米地一定收成不错，没有杂草再和它们争夺养料了，感谢我们哥俩，同时感谢这片玉米地，它让我们一夏天挣了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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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成捆的草整齐码放在小车上，用绳子系好后，草的分量压得轱辘吱吱的磨着车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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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骄阳似火，当空照耀。沿着回去发烫的柏油路，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排气管喷出股股热气。我在前面拉着，跟在后面的忠义，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汗浸湿的头发被灼热的阳光晒的支楞起来，泛着纤细发黄的光，尖尖的瘦脸是疲惫的神情，饥渴劳累——我的模样儿肯定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

打回的草戳在关北头大车店门口，草绿的无可挑剔，专等着进城的车把式来买。衣服口袋里装着已经开好的白条，盖上个人名章，作为给车把式回大队报销的凭证。

一同在大车店卖草的二保说：“你们哥俩打得草真棒。嫩得就好比人吃的面条，我打这草像人吃的窝头，太老，牛都不爱吃。你们在哪儿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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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了，五道口那边呢。”我是绝对不会透露这草来源的秘密的，资源有限，路程又不远。当然，也别想从我弟那儿打听到，他在这方面心眼儿也多着呢。没人教我们，生活教会的小小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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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我会坐在小车上，从草里抽出一、二株星星草（这草牲口不爱吃），放到鼻子下边闻一闻那带有腥味儿的气息。偶尔，用它结满青白色颗粒的草穗儿和来看热闹的孩子开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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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谁咬住这棵草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星星。如果有谁来试，我就会往外一拽，草籽就会弄得人家满嘴都是，屡试不爽，总有上当的，包括我的表哥。这招儿我也是上当后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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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店门口，有个瘦瘦的老头儿时常来这里聊天。爱穿青袄、黑裤，白袜子，黑鞋，总是显得干净利索。后来得知他叫赵铁广，他长着一张雷公嘴，很健谈。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发现，那是一个肚子里有存货的主，宛如一本好书，没有意识到应该好好去读，失之交臂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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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天很热，打回草后，我把草摆在大槐树下的树阴处，（草让太阳晒蔫了不好卖）先让忠义回家吃饭了，顺便给我带点吃的。我等待着买主。顺手拿起二保的草帽当扇子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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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广背着手走来了，我注意到他身后拿着把大芭蕉扇，头是新刮的，一身哆了哆嗦的黑色人造棉衣裤，精神抖擞地笑着和我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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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今儿这草好啊，看着就鲜亮。你这扇子也好嗨，又能遮阳，又能扇风啊。”别看赵铁广长得尖嘴猴腮的，可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满嘴京腔京韵。

“啊，二保的草帽，您过来啦，这么热的天还不在家呆着啊？”

“天儿热，也睡不着，就又溜达出来，走顺了脚了，就奔这儿来了。这儿好啊，四通八达的，热闹。 我估摸着你也回来了，你兄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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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吃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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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爷儿俩聊聊，胜似在家闷着啊。人老了，只要能动弹就爱图个热闹。刚才看见你拿草帽扇啊，让我想起这扇子来了，你知道过去扇扇子是有规矩的，什么人拿什么扇子怎么扇都是有讲究的，你这会儿也没有主顾，我和你聊聊。说文扇胸，武扇肚，和扇领，道扇袖，媒扇肩。”

“怎么讲，您给我解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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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看我爱听，马上兴致勃勃的和我聊开了。“文人扇胸部显得文雅倜傥；练武的扇肚子就把胸部发达的肌肉亮出来了，你看这架势，一看就是练家子。”赵铁广边说便拿着芭蕉扇比划着，我兴趣盎然的听着他讲，连扇草帽的茬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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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和扇领，说的是和尚，和尚是穿袈裟的，和尚服啊，有领子捂着脖子热，就掀开点领子，扇。道扇袖是说道士穿的道服袖子宽啊，一扇袖子，凉风就从袖子进去了。媒，是媒婆拿着个小圆扇子，专门扇肩膀，跑东家，串西家，一身汗，拿扇子一扇肩膀又凉快，也突出嘴啦，过去媒婆是专门靠嘴吃饭的。您这到好啊，草帽上下一块扇。这会儿怎么搁地下了。呦，来人了。”

一个老农头上围着白手巾，推着一辆自行车转悠过来了。那种车是农村人自己用钢管焊的，两个车轱辘间距特别长，能负重，车不装刹车的闸皮，前轱辘后边悬挂着一块胶皮，一有什么情况，从木板脚蹬子上抬起一只脚伸过去一踩，胶皮摩擦车轱辘，车就能制动了。有的车甚至胶皮都没有，老农直接用轮胎底实納帮的踢死牛鞋招呼。骑这种车还真需要技术，一般人可玩不转。

他可能不懂得什么客套，冲着我们用很浓的口音劈头就问：“茶——馆跟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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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没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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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跟哪儿啊？”老农用一只手比划着喝水状，样子很迫切。

我注意到，老农的眼睛有毛病，和你说话，两只眼却注视不同的方向。羊肚手巾已经变成灰色，黑瘦的脸上冒着油汗。我明白他口渴了，要喝水。

“北京多少年没有茶馆了，他怎么会知道找茶馆啊？”赵铁广觉得新鲜。

“没有茶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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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茶馆。”老农用浓重的口音重复着，把没念成“莫”，把馆念成“官儿”。

“你渴了，要喝水啊？”赵铁广问完又小声嘀咕：“大车店里倒是有自来水，喝了别闹肚子，出门在外再跑肚拉稀就不好办了。”

“对——对，俺渴啊。”老农急切地点头。

“那上那个饭馆去，那儿可能有面汤。”我给他出主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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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汤跟哪儿啊？”

“得，又来了！跟哪儿啊？跟哪儿啊？”赵铁广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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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那边。”我用手指着西侧 “二合宣”饭馆说。

“要——钱不？”

“不知道，你自己去说说看。”

老农又用那种眼神愣愣看看我们，终于推着自制的加长自行车向“二合宣”方向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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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铁广道：“有意思。这主还真冲，上来就茶馆跟那儿啊，听口音像冀东那一带的。得！我也说渴了，我也找茶馆去了——回家喝茶，回见啊，爷们儿。你是个能付苦的好孩子。”

 

那天，草打的多。随着大车一辆辆进店卖出去一些，还剩7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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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个车把式，个子不高，膀大腰圆的，长个大脑袋。

“小伙子，草怎么卖啊？”

“最后这些了，您给5毛。”

“5毛？在俺们那儿能买一大车了。”

“这是城里啊，草不好打。您看这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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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是不错，太贵了。给2毛钱我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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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钱。”

“3毛。”

讨价还价，僵持着。

我想反正你的牲口今天得吃草，给的价钱低我就是不卖，他就在那转悠。这种简单交易中我也学会了不少从商经验，譬如：“货卖一张皮”还有“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招手即来” 意思是卖的东西外观要好看。“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意思是不能上赶着买卖东西，太主动了对方会扛起来，这大概是买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吧。可惜后来也没有机缘施展。

又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天色太晚了就让了一步说：你给3毛5算了。他还是摇头不同意——为了区区的5分钱，一个穷苦农村的车把式和一个城里的苦孩子耗到天都黑了，街灯都亮了，快晚上8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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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妹来了，对我说：“哥，这么晚了，妈让你回家吃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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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把式一看，这孩子到这会儿了，还没吃饭，也不容易啊！感动了。

“得，3毛5吧，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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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纸笔，（提前写好的条用完了）写到：今卖草7捆3毛5分整，再大写，年月日，接着拿出捡来的图章，用嘴哈哈气，盖上，递给了车把式。接过钱，那是皱巴巴的一张2角的兰票，一张1角的黄票，还有一个5分的钢蹦，浸透着农民兄弟的汗水；攥在我手里，也浸透着我和我弟的汗水。

买卖争毫厘。那会儿钱值钱，也来之不易啊！表哥讲话，你身上有5块钱闲钱你可以像大爷似的到鸿宾楼请客，请两、三人喝啤酒吃饭你也底气十足。

我拉上我的二代车——那是四个小轱辘的平板车，肚子咕噜噜的叫着往家走。回头对默默跟在边上的妹妹说：“上车吧，我拉着你。”

妹妹懂事的答：“我不坐，哥够累的了。

对面走过来一个女孩，我一看是我的同学，我装作看不见，抬起了头，抬头看到了天空的一轮残缺的月亮，我走，它也在跟着我走。我知道这会儿母亲会做好西红柿或者茄子汆，巴望着我回家，给我煮上一大碗水灵的面条等着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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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套啦——，老庆的媳妇爱吃开花豆……”荷包嘴儿胡同的疯女人又发病了，躲在黑暗里依旧重复着那几句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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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谁家的收音机声音开的很大，又是京剧《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听得像“老庆的媳妇爱吃开花豆”一样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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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豆谁都爱吃。至于说到烦，的确烦。 “你风里生，雨里长……”， 多少年了，我等现在不依然是风里生，雨里长吗？不依然“提篮小卖拾煤渣……”吗？要宣扬什么我搞不明白。可我不能像精神病人那样肆无忌惮的满街喊呢，我要喊我不是精神病也会变成精神病了。

在别人“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里，我少年时代的经历刻骨铭心。六十年代，一个城里的孩子的少年是灰色的，长存的记忆总是与贫困所带来的沉重分不开的。

但愿人生少些苦难，特别是在童少年时代，因为这一时期是人生记忆力最强的阶段，难以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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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爱听，有人摆乎什么吃过苦是财富的谬论。事实上，快乐的童年使人能够成功的机遇会更多，人格发育会更健全，人生会更完美。

浮云

      您的文章我都看了，真不错，是当时那个年代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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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工厂的师傅，就住德外，叫张华。 55岁左右，由于搬家，失去联系了。好像搬到回龙观了。

安德路

谢谢您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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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惟有节节败退，尽力避开人与物的侵扰，躲在身不由己的一隅空间里怀旧，权作余生之佐酒一颗“话梅”。

食烟火斋

生活实录。生活，就是让生命活着，即使很苦。

古有清明上河图，流民图，今有德胜门的苦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