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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香榧:情意录 http://www.wrss.cn/e/1532_1.html
前门是贫民窟，有贫民窟是因为北京有贫民。
不是把窟一灭穷人就能变成富人的，这么简单的道理。
消灭贫民窟的方法是让贫民连窟都没有，贫民窟应该被消灭因为观光客觉得这里不好看——什么逻辑。
消灭贫民窟的方法是让贫民连窟都没有，贫民窟应该被消灭因为观光客觉得这里不好看——什么逻辑。
北京是怎么变脸的 北京的房子都曾经是好房子，王府也好小院也好，都是被人精心地住着的。北京城的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结下的？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
1950年代初，政府控制了很多私人房产。大业主的大房子比如王府直接收归公有做了政府办公室，小业主的小房子不说收，但是为解决当时人口增加（比如解放军进城）导致住房紧张的问题，要求房主“以经济的价格出租”（所谓“经租房”）。但是极其低廉的租金收入甚至无法让房主支付最基本的房屋维修费用——其低廉程度无法想象，1998年我采访所见，依照这个依然在被强令施行的政策，真正的房主每间房子一个月只收十几元的房租，够吃一个麦当劳汉堡。
1970年代后期的另一项政策再一次给四合院带来了灾难。“允许在四合院住宅内推出一点、接长一点、扩大一点以解燃眉之急”，而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三个“返回” 再次导致人口激增：被下放至农村“五七”干校改造思想的大批干部返回，为备战而外迁至三线的大批企事业单位和科研单位返回，1970年代末携家带口涌回城的则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本来在1950年代急于改造旧城思想的支配下，就已导致房屋失修失养，这次无节制的“推、接、扩”终于使旧城本来还规矩的四合院普遍变成了大杂院。
正是当年这些个举动导致今天北京旧城出现了大量破旧危房，也给了今天很多打旧城土地的主意的人“改造旧城”的借口。而且这些举动导致旧城内产权关系极其混乱。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先从人少地大好拆的王府下手，一路拆下来，今天拆到天安门正南头的前门大栅栏，人口密度这么大的贫民市井之地，只能说明：北京实在没什么地方好拆了。
拆到前门 那天接到一朋友电话，说起前门大栅栏的拆除现场：北京市民排队吃爆肚冯和小肠陈，藏在胡同里的小店，居然开始发号了。队伍从胡同里一直排到大街上，弯弯绕绕很壮观。急得伙计在后面直喊：号发完了，今天别排了，没料了，明儿再来吧。
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前后曾经访过爆肚冯和他的小店。他是回民，瘦，高，眼光温和，却又有力，是让我感觉洁净，有尊严的老人。一面之缘的采访很容易忘记，但是对他，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名字：冯广聚。那天在小店里吃了一碗独家小料秘不外传的爆肚，听他语调平和地讲述自己的骄傲：世纪初的北京有著名的六国饭店，而前门一带，6家小吃包括他的爆肚，著名到被戏称为“小六国饭店”。
我不知道这次拆除会不会让爆肚冯留下。那些长久以来依赖前门的繁华市井而生的社会底层的北京居民又会被拆到哪里。这样的拆除，将生根于此的人们和房子一把抹去，让我无可奈何。
而且前门大栅栏的改造可以说众望所归——无论是社科院的学者还是观光者，甚至是一向关注旧城问题的记者，开口都会理所应当地说：前门应该改造——这才是前门尤其可怜之处。因为前门太不好看了，而且这个不好看居然就摆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脑门上。
把前门当观光对象，不爱听前门大喇叭叫卖的人不会看到这一点：这里是穷人的天堂。 穷人的天堂 那天，我的两个朋友在前门吃了一餐，花了14元，吃得很丰盛。计，肉皮冻一盘，皮蛋两个，驴肉一盘，两碗刀削面：一大碗，一中碗。小饭馆里人来人往俏皮抱怨不断，活脱脱一个老舍茶馆。
想象一下，他们现在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如此消费水准的人怎么筹够郊区房子的首付款。再想象一下，抱着观光客心态的各色人，认真地替住在前门的人发愁：这里上厕所洗澡多不方便啊，你们干嘛不去住公寓。玉米棒子多不好吃，何不食肉糜？
住在前门的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前门给了他们一份生计，这是卖煮玉米都养活自己的市井之地。少数是外地民工，租这里的房子只是因为他们只租得起这里的房子。他们都是食物链底端发不出声音的人。
在我看来，对待前门大栅栏的态度归根到底就是给不给穷人生存空间的问题。
前门是贫民窟，有贫民窟是因为北京有贫民。
不是把窟一灭穷人就能变成富人的，这么简单的道理。
消灭贫民窟的方法是让贫民连窟都没有，贫民窟应该被消灭因为观光客觉得这里不好看——什么逻辑。 中国式自我保护 台湾小朋友说：“只要適當地補足其因古蹟認定而未能開發獲益部份，相信住戶對於古蹟的認同會降低排斥。”这个话里有个预设前提：住户因为无法从古迹获益而对古迹持排斥态度。而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北京老房子和旧城居民利益更多是契合的而不是排斥。多数居民的期望恐怕没有高到放弃古迹以获得更高的利益，他们的期望低到不过是想保护古迹以维持现有利益。当然盼望拆迁的人一定有，通常可以解释为占着公有产权的老房子，希望借拆迁机会换套新房子，纯属不当得利。
如果1990年代初，很多人确实盼望着“拆迁拆迁一步登天”，一步步拆到今天恐怕很少人抱这种天真的奢望了。现在吃的是馒头，有人说“来吧，给你蛋糕”，其实真跳向蛋糕，你可能连窝头也吃不上了。如果真能吃到蛋糕我相信很多旧城居民会愿意放弃古城，但现实是和古城站在一起才不会沦落为窝头。这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选择。
几年前在南池子采访，居民焦虑地唠叨：这里的房子很好，该保护。我会心酸：他们其实想说的是：我在这里住着很好，不想走。可是他们只能小心翼翼从古城保护的话语里寻找救命稻草。穷人的生存智慧，奇特的中国式话语方式。也让我想起王小波的一个故事：1960年代一个路边一个被人抢走了菜的老太太，扎撒着手：斗私啊，批修啊，抢劫啦！ 对的路难走 有一条路在那里，虽然是一条要多费点劲的路，比拆光光难走的路，却是一条对的路：把政府控制的产权还给居民，给人们吃一颗定心丸，让人知道这房子不拆，可以安心投资修缮，可以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安心住着，可以自由买卖，让人口自由流动疏散。政府放下悬在旧城头上的改造斧子，只要做点老街区修缮的规定或者指导，提供一些引进现代基础设施的服务。给了它产权，就给了它生命力。旧城里产权在私房主手里的房子，被热诚精心地居住着，房屋状态较比产权可疑的房子好，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就是这点的现实证明。
直到元旦我去了平遥。这个生猛阴郁的地方粉碎了我对“产权还之于民”的最后一点期望。那天我呆在酒吧里仔细看了南香红的报道《平遥搬不动》。为了下一步动作——文章没说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不知是不是为了集中土地做大项目——总之平遥希望解决产权问题，做一部分房屋的产权变更。但是做啊做啊做不到。
我
才绝望地意识到，独特历史造成的产权乱麻是多么难以理清，从产权入手是多么难走的一条路。从平遥推及北京，一个小小的平遥尚且如此，何况水深王八多的北京。
多想一点，就算要落实产权麻烦也太多了，比如第一步就会面临，北京的新房子是70年土地使用权，70年后政府重新获得对土地的控制。如果给旧城这些房子落实土地使用权，给它多少年？70年，居民同意吗？给它永远，政府同意吗？
台湾小朋友建议：由國家出面另尋其他住宅安置現住戶，將胡同收歸公有後，重新整建頹圮，配置現代消防水電設施，再以租賃方式提供 Long Stay 中長期外地居留服務。
可是，无论是如你希望的胡同彻底收归公有，还是如我希望的将胡同彻底还给居民，都要先理清混乱的产权关系。这一步，政府不愿走，连试一下下，一下下，都不愿意。凭什么找这个麻烦呢，北京城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让它安乐死吗不是更简单吗？何况安乐死还能带来这么多现实利益。 一个区的利益抉择 在现有体制下，对旧城区重新规划是政府最具经济理性的抉择。
我看到另一位台湾小朋友解释政府的动机：一方面想要改善形象，將破舊老房改好、改新；另一方面想要引進富人來增加稅收，所以符合兩者的答案，就是拆了改建。而改建的成果，最好都能在任期內實現，才不會為人作嫁。所以，對政府來說，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將地賣給或批(批准)給開發商。文化保存、古都風貌的保護對政府來說，都是遙遠而不討好的工作。
说得简单明了。我补充一点鲜活的东西。
每到夏天雨季，北京旧城区的几个区的房地局临时抱佛脚，往老房子上铺点塑料布油毡布什么的。万一房子被雨水冲垮了这可是政治问题。所以房地局的口号是：不塌房，不死人。——对于一心想当国际大都市的北京，这是一个多么不上台面的目标啊，为这样的目标奋斗难道不觉得脸面无光吗？何况雨季正是奥运季。
关于引進富人來增加稅收。富人一直是各区争夺的目标，一中央电视台要从西边迁到东边，海淀区还要向朝阳区讨要税收分账呢。北京几个城区，东城区有东方广场，西城区有金融街，海淀区有中关村，朝阳区有CBD，南城有什么？南城的两个区崇文宣武憋在后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十几年来折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虽然都没折腾好比如传媒大道盖了一堆厂房式办公楼到现在都没传媒入住。不过怎么能就这样认输呢。
前门大栅栏，天安门广场南端，这是什么样子的一颗梧桐树啊。
北京命不好 曾经听一个学规划的朋友讲述国外的一个保护例子。有意思。 保护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让老街区尽量原始状态的长期留存且有活力。国外都是产权私有，最大的破坏力量来自大开发商，如果他把一大片区域一家家谈下来最后整个一片买大来然后开始大动作，这地方也就毁了。为了不让开发商进入，政府买了街区内的几个点，买在很分散的位置，目的就是不让开发商买房子连成片。政府买这几个点当然是有想法的，这里修修公共活动中心，那里做绿化什么的，慢慢老街区也就带活了。
可惜，北京命不好。也许，在1950年代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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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4 20:03:00
